马克思没有留下书面遗嘱。临终时，他给了小女儿爱琳娜口头指示，指定她和恩格斯作为他的“遗著处理人”。[236]我们已经知道恩格斯是如何竭尽全力地给予朋友智力上的鼓励与帮助；而且，马克思也很感激他对自己著作的文字上的批评和建议。恩格斯在阅读第一卷的校样时，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来支持辩证的结论，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结构上的不足，比如细分和再细分的几部分以及章节之间的不对称，等等。[237]因此，马克思有种种理由信任他。

恩格斯对马克思未校订完的手稿所提的每一个建议都迫使马克思改变他的想法，即他曾估计将会很快完成，但这越来越不现实。当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认为后边的几卷可能仅仅剩下形式上的问题。因此，当他阅读马克思即时的手稿、提纲、草稿，以及“两个多立方米”的美国和俄国的材料[238]时，他的惊讶程度可想而知。“你问，怎么会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239]（1883年8月30日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难道恩格斯真的认为马克思会达到这样的目标？他对朋友的性格当真如此不了解？当他给倍倍尔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究竟整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正像他的信中和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最终放弃了同时完成文体和形式，因为那显然很不可能。从一开始，他的态度就很不明确。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模糊。由于自己的努力延误了出版，马克思知道恩格斯能够以他们共有的那种社会批判精神承担起这项任务。[240]然而，恩格斯没有冒险站在他朋友的立场而说他不能做到这些。相反，恩格斯想按照马克思本人的意思，尽最大努力对文体和表现形式进行一些改进，使马克思对这些遗著仍然保持“唯一作者”的身份。然而，在一周之内，恩格斯既没有为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个结构，也没有从这些材料中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只是对材料有了一个表面的印象。这一中间规则有一定的特殊的价值，并且展现了恩格斯对自己编辑的著作与作者本人不同之处的认真、谨慎的态度和关注的程度。但是它同样也有缺点，因为它使作者意识到，这些著作仅仅是一些手稿，有时甚至是没有前途的努力，不能被称为完美的“著作”。三卷，四“册”，一个“艺术性”的整体：这似乎就是马克思当年曾构想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誓约。但是尽管他的朋友曾给了他精神上和材料上的大力支持，马克思仍然没有履行这一誓言，完成这一计划。恩格斯大概意识到了这些。一看完这些未编辑的材料，恩格斯立刻觉察到第二卷仅仅是一大堆草稿，其中的一些还有好几种译本。清晰地抄写和翻译它们就成为对恩格斯视力的一个严峻考验。[241]

出版第二卷仅仅花费了他两年的时间。“《资本论》第二卷我还得花不少的劳动。大部分手稿是1868年以前写的，而且有些地方仅仅是一个草稿。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242]“第二册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但是第三册的一些地方使我甚至怀疑，在德国，在实行非常法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把它们印出来。”[243]他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几许失望，或许也可以说成是自我安慰。恩格斯很认真地告诉读者他所出的书“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的著作”[244]。他尽力去做到这些，因为他是当时活着的人当中唯一能够“辨认出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245]的人。当他口授第二卷手稿时，他在第二篇中发现了“很多疏漏”，“当然这只是初稿”，但是他很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这就行了”[246]。为了保护他微弱的视力，恩格斯只在白天进行口授。[247]

他认为，人们对第三卷的失望将会少一点。它将带来“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248]第三卷又“如雷鸣闪电，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然而，他又很不情愿地承认，实际上第三卷的中间“最重要的几章写得很乱——指叙述形式”[249]。这个预先做出的带有修辞色彩的，或者说是真正的预言真的可信吗？无论如何，整理这些文本的工作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仅仅用了“四个月”，而是用了九年。德国“学术界”对第二卷书目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官方的经济学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他希望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1885年11月13日写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250]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第三卷的“手稿”的最重要的部分仅仅还是一些初稿，“经验研究”的结果还没有被“抽象揭示”：我们说，这两个过程尽管形式上不同，但它们确实是马克思用的方法的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251]因此，比如说，我们希望找到第三卷的一个中心论题——金融资本的利率和信贷问题——第四篇。然而恩格斯发现这些材料既不是草稿也不是提纲，而仅仅是一些笔记和摘要的堆积。[252]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想尽可能把这些材料表述成“马克思的著作”。为了回复一个严肃的批评家的责备，他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争论在于平均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率向平均利率的客观转化（但是“历史参与者”却不知道）：

那末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253]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可见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最后，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什么比它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一字不差地用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整理出马克思的原文，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努力地去进行独立思考。[254]

然而，企望恩格斯完全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整理其手稿，这一点还是存在基本矛盾的。从逻辑上，对于各种已备好的材料的重视使恩格斯开始关注马克思1861年前的手稿，比如1844～1845年的著作或者1857～1858年的《大纲》。这些初始的著作在语言风格和内容上都优于后期未出版的一些材料。恩格斯的态度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见证了整个“经济学”计划的形成过程，却从未试图把它阐述清楚？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能确定的是，他乐于修订马克思的著作，但不是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研究《资本论》的草稿和手稿上。虽然他从未提及“经济学”计划，但他的确指出他曾想使马克思的著作能够尽量涉及原稿。早期的著作已经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在后期未编辑的著作中也有体现。因此，他决定给读者提供新版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法国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还有《哥达纲领批判》。而且，他还修订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两版德文译本和英文译本，他认为这同准备其他书同等重要。

由此可见，他编辑出版马克思的遗著，意义确实非常重大。最令我们敬佩的是，他能够沿着以前的走过的路继续前进，就像在整理初稿和未成型的材料时一样。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学”是不完善的，即使最终完成了，它也不会自成体系。我们没有一个编辑成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所以，我们所进行的工作仅仅是审验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诵读。早期反对马克思的沉默的阴谋现在让位于准宗教崇拜的阴谋：我们必须中止各种怀疑和亵渎——尤其是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已出版的著作，尽管篇幅巨大，但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小部分。今天在我们开始新的创造之前，必须打破这个神话，就如同当年的马克思一样。最重要的神话就是对国家的崇拜。他在巴黎《前进报》时期对国家进行主要分析之后，寄希望于有一天它会消失：“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密切相关的。”[255]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号召革命反对已建立的秩序，包括在他的名义下建立的秩序：

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事情都可能孕育着它的反面。机器具有缩短和丰富人类劳动的强大力量，但我们为它所累和过度劳作。财富的新来源通过一些奇怪的阶段后，转变为需求的来源。艺术的胜利似乎是由个性的丧失带来的。人类掌握自然同时似乎是对其他人的奴役或者对其自身不利。甚至科学的纯粹的光线也不能在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烁。我们所有的发明和进步似乎导致物质力量具有知识生活，导致人类生活完全变成物质生活。下面两方面存在对抗：一方面是现代工业与科学，另一方面是现代压迫和分离；生产力与我们时代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明显的、主要的事实，并且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党派可能对它进行悲叹；另一些政党可能希望清除现代艺术，旨在清除现代冲突。或者它们可能想象现代工业的明显进步需要通过明显的政治倒退来完成。从我们方面看，我们不会使不断使这些矛盾凸显出来的精明的智慧误解。我们知道为了使社会的新力量得到发展，它们只需要由新的人来掌握——这就是工人。他们像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社会的创造。使中间阶级、贵族和倒退的可怜的预言家困惑的表现中，我们确实感谢我们勇敢的朋友罗宾·古德费洛（Robin Goodfellow），一个在这个地球上工作的老的掘墓人，可以值得称为先驱——革命。[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