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资本论》的第一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换句话说，在理论上它完全有理由独立于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然而，几年以前，他还拒绝单独递交第一部分，正如恩格斯曾经建议他的那样。因为当时他打算以“艺术性”的整体构成出版全部文本。但是从他的生活处境中，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屈服于现实而做出这种必然的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最后一部分，即这本书的结尾所包含的潜在的主要结论。这种解决方案本身就利用了基本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论述“生产过程”的一章中的运用可以说非常有必要。当再次读1857年总导言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包括没有完成的和已经出版的文本在内，统领马克思整个“经济学”的主旨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秘密。它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源于人类的劳动制度，源于他们的“生产关系”。这既是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他得出的结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对此已有明确阐述。同时，它也是第一卷的主要观点。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一种观点使第一卷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第一卷的这个结论也是整个“经济学”的结论，马克思并不打算隐藏其“主观倾向”[216]：劳动对资本的胜利。

他一直在修改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3年）和法文译本（1875年）的修订都促使他进行修改。他甚至说法文版“独立于初始版本而具有的科学价值”，因此它在德国读者当中很受欢迎。[217]他甚至还想自己准备第三版，然后全部都重写。

当第一卷要出版时，第二卷的所有内容仍然以手稿的形式存在，离完成还差得很远。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二卷还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修改。无疑，与第一卷类似的失败很难鼓励马克思继续进行研究。[218]但是理论上的困难，最重要的是文献资料的缺乏，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说政治经济学中在实践上有意义的东西和在理论上必要的东西，彼此相差很远，因此他必须搜集大量的必需的材料（1868年5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219]他求助于国外的朋友帮他收集一些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220]，要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使用（我们知道，他已打算单独出版这一卷）。他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发现：一天在一个小旧书店[221]，他偶然发现了关于1867年爱尔兰租佃权的报告和记述。这是宣传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重要的资料。这促使他给恩格斯写了封信：“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222]这正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方法的准确描述。

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教育，为的是让自己能够注意到当时发生的最多的典型事件。因此，他询问恩格斯：“实践胜于一切理论，因此，请你把你们同银行家等等进行业务联系的办法完全准确地（举例）告诉我……由于第二卷的大部分理论性太强，因此，我要用论信贷的一章去揭露现代的投机活动和商业道德。”[223]

恩格斯是一位非凡的对话者，马克思很赞赏他摆脱纯理论的实践性的知识，他很希望从恩格斯这里学到一些东西。况且，恩格斯也是一位热心的读者，马克思同样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224]

尽管实际上按照原来的计划和方法，马克思想在“资本”之后、“雇佣劳动”之前研究土地所有制，但是现在很明显，他想把这部分放在第三卷，并且开始研究农业以填充他这几年的研究。土地改革对于他来说是“未来的变革的核心”[225]。他学习俄语就是为了把俄国和美国的农业情况进行比较研究[226]——最重要的是为了阅读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这本书使他想到了恩格斯关于英国的书《工人阶级状况》。[227]他还准备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著作，因为他怀疑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源于社会底层深处发生的动**。[228]最后，他研究了官方出版的关于普鲁士的农业报告。法国委员会再次使他把注意力转向国家问题，即六册计划的第四部分，并迫使他承担额外的重大的责任。[229]他想“把稿子全部改写”[230]，但在做这个的过程中又被国际事务连累，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国际问题。

从1874年到去世，马克思一直试图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但都是徒然的。在研究和复制令人惊骇的大量材料时，他写得很少。实际上，他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先于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这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231]（1877年11月3日写给西格蒙德·肖特的信），最后写第一卷。他给丹尼尔逊的最后一封信表达出他很满足于“得到一个能够继续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他找到了大量的文献来支持这个借口，尤其是有关俄国和美国1873～1878年持续危机时期的大量材料。他同时也发现很有必要研究英国的工业危机。这场危机的最初征兆就是农业危机，他在“理论上消费”他所记下的事实。另外，他如何在由俾斯麦政府统治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社会出版自己的书（1878年11月15日、1879年4月10日写给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232]“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卷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233]（1880年6月27日写给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一年半以后，迈斯纳要他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三版，马克思回复说将来要换一种情况全部修改。[234]

虽然最后几年马克思主要还是进行研究和做摘录，但是他仍然能够集中精力对亨利·乔治（Henry George）、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J.G.科林斯（J.G.Collins）的“社会主义万能药”（socialist panaceas）所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国家崇拜”（state idolatry）进行最后批判。他把俄国社会“重建”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公社上。[235]这两个主题将要在计划的第四册进行研究，就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忽视的那部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