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按照提纲进行研究时，马克思意识到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增加了历史性的附录（特殊的商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以及二者的统一）。同样，看起来很有必要对新增的三章进行关于剩余价值的历史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至少要花费他三年的时间。后来，他把第三章扩展为三卷，因此他想把剩余价值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

马克思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计划；相反，他在不断扩展他的视野。当发现新的问题时，他总能有新的见解和深刻的洞察力，如“绝对地租”和“固定资本更新”理论（1862年8月2日、20日给恩格斯的信）。[195]再次，他想在“两个月”内完成手稿（1862年4月28日给拉萨尔的信）。[196]后来，他最终意识到他不可能完成“经济学”。尽管如此，他决定至少应该在三卷中列出一些“基本原理”，并决定在完成这些之前不再出版任何东西。

在给库格曼（一个完全赞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读者）的信中，马克思写道：

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30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197]

换句话说，马克思保留了1859年六册计划的全部内容。[198]

到1863年5月，他再次想到他的新研究即将完成。他已经在三卷初始手稿的基础上填充了23本笔记（共1475页）。[199]

他必须重写那个仅仅作为初始版本的东西。[200]由于财政问题有所缓和，马克思又投身于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运动中。他给工人阶级听众做了一个关于“价值、价格和利润”的演讲。[201]恩格斯再次认为马克思偏离了他的中心任务。但是，马克思的研究仍在继续：

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比较适用于那些没有辩证的著作。[202]

自此以后，马克思意识到他所能提供的正如给库格曼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基本原理”。只要有时间，他就用充足的材料去填充“三卷”，甚至“第四卷”，而且这项研究也只有在作为整体出版时才符合他真正的意图。

1865年3月，他与德国汉堡的出版商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签订了合同，同意在5月底提交《资本论》两卷的完整的手稿，总共60本小册子（大约900页）。当时，他显然没有想到最终仅仅能够出版第一卷，而从1856年开始搜集的第三卷还只是草稿形式。他曾答应迈斯纳在这两卷中努力把《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合在一起，他甚至还想在近期完成第四卷“理论史”。

当马克思真正确定《资本论》手稿时，他不得不扩展而不是“压缩”文本。1866年1月，他病得很重，不能进行理论反思，而只能扩充他曾写出来的东西。恩格斯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建议他休息一下，在曼彻斯特休假两周。他建议马克思带上一些“笔记”去那里工作，接着又冷静地说：“大十个印张足有厚厚的两大卷。你能不能这样安排一下：至少将第一卷先送去付印，第二卷再晚几个月？这样，出版者和读者都会感到满意，并且实际上一点也不会损失时间。”[203]（1866年2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回复道：

昨天我又躺倒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但在上述情况下，这暂时还不行。说到这本“该死的”书，情况是这样：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论述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204]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

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205]

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但是痈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工作也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而事实上只能对已经按计划完成的部分加以充实而已。

此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206]

出版商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马克思仍然在从事第一卷第一篇的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已经详细阐释了第一卷最终的形式，他仍然没有按照1863年确定的计划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研究。第一部分（当时马克思没有想到它会变成一本书）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细分为11章。[207]这种境况对马克思来说是致命的，他甚至在确定第一卷的主题时都没有这么筋疲力尽。在把第一部分扩展为一本书的同时，马克思还在进行其他部分的研究，同样也要把它们编写成书。他发现自己始终处于压力之中：要么提交一份不成熟的手稿，要么就要承担与迈斯纳毁约的后果。因此，马克思不能进行后边的研究，虽然他已经在1863年计划中提出，并且在1863～1865年积累了几本笔记的材料：

（1）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2）生产过程的结果

（3）剩余价值理论

（4）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208]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马克思1866年的虚弱的身体状况和他整理材料的艰辛，甚至不用提他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活动，我们就能很清楚地明白他为什么没有完成他想写的东西。7月，他希望已经答应单独出版的“第一卷”能够尽快准备完毕。[209]

1866年10月，在第一卷问世的前一年，马克思仍然没有确定它的内容。换句话说，他仍然认为资本应该贯穿于第一卷和第二卷。一旦他使自己听从于仅仅完成第一分册的“基本原理”，很明显他将不再按“经济学”六册计划进行研究。生活已经告诉他不要再对物质条件的改善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他负责整个国际事务，并为此付出了一生。他知道，如果他能够真正地完成《资本论》，这将是他一生的作品。

库格曼是第一个得知他首先要出版的第一卷包括第一册和第二册的人：

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210]

后来马克思讲了一个细节，含蓄地确定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1869年计划的正确性：“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我之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211]

1866年11月中旬，马克思把书的第一部分寄给了出版商，他希望按时收到校样。结果迈斯纳通知他，除非同时拿到两卷现成的书，否则不会印刷出版。[212]然而，马克思知道他仅仅能够提供第一卷。因此，他决定亲自带着最近的手稿去德国，抓住迈斯纳，让他不要用等待第二卷的借口不出版第一卷。[213]他确实仅仅递交了第一卷的复本。尽管如此，迈斯纳还是同意了把书分成三卷出版，并且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第三部分，希望它能吸引“普通的”读者大众。[214]他坚持要求第二卷手稿在1867年秋递交，第三卷在1867年冬完成。[215]在以后几年，直到他去世，马克思一直在从事这两本书的研究，而且他想把这两本书的内容都编在第二卷中。第二卷全部都得重写，但他从来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形式。第一卷出版后财政的失败、疾病，以及他对国际事务越来越多的热情参与，加上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慷慨捐助，家庭生计就无法维持，所有这些都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