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一些马克思学者已经采纳的“经济学”六册计划，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就是这些已经改变。[152]卡尔·考茨基似乎是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153]然而，事实上，考茨基也仅仅是指出1859年计划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的计划不一致，他并没有研究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三十年后，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把考茨基的这一简单评论提高到了方法论原则的高度。

按照格罗斯曼的观点，马克思在1862年就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列出的提纲取代了1859年的“六册计划”，并注明日期为1867年7月25日。[154]依据马克思和库格曼（Kugelmann）、恩格斯的通信，格罗斯曼断定这个转变的时间为1863年7月至8月。他把R.威尔布兰特（R.Wilbrandt）的解释称为“异想天开”[155]，按照R.威尔布兰特的观点，《资本论》的四卷仅仅是完成了1859年计划的第一部分，还有五部分没有完成。与考茨基不同，格罗斯曼没有区分“经济学”和《资本论》的不同，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中明确地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制度”。马克思打算分六部分对此进行考察，资本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按照格罗斯曼的观点，《资本论》（第一卷，加上恩格斯、考茨基出版的第二至第四卷）不外乎就是“经济学”，因此，它已“基本完成”[156]。

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改变计划呢？格罗斯曼指出，出于方法论的原因，马克思1859年从“物质的观点出发”制订了“六册计划”，而在1863年，一个确定的计划则是“从知识的角度”构建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早在1857～1858年，马克思就已从知识的角度来关注他的主题：建立在“六册计划”基础上的《大纲》手稿，就包含了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的计划，即“三卷”（在《大纲》中称“章”）。尽管格罗斯曼在1929年完全没有注意到《大纲》的存在，但是他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通信。[157]事实上，马克思在1858年3月11日与拉萨尔的信中就透露了“第一分册”的计划，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出版前一年。计划是这样写的：

（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158]

很明显，从物质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知识的观点出发所蕴含的意义是完全相反的。三周之前，甚至在还未通知恩格斯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在和拉萨尔的通信中说明了“经济学”的六册计划。鉴于这封信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在此引用其中一些重要段落：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加之，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那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这样做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因为他在这上面只要投入少量流动资本就行了……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末，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但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整个说来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最近的将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而且，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犯”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159]

在随后的1858年3月11日的信中，马克思告知拉萨尔计划的“第一分册”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价值、货币、资本），而没有提及“计划的变化”。最后一部分“资本一般”又细分为三部分，作为将来《资本论》三卷的材料。因此，格罗斯曼所参考的1863年计划与1858～1859年计划几乎是一样的，仅仅是在1867年《资本论》的序言中做了一点修改：扩充了第四卷“理论史”[160]。

关于“经济学”计划，先前人们所犯的所有的错误在于他们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没有按照1859年序言中的“六册计划”出版“经济学”并不是“方法论”上的原因（就像格罗斯曼所说的那样）使他改变了这部著作的计划，而是因为他不得不把“小册子”写成“大量的卷宗”[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