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1856年，马克思很少地查阅了他的研究笔记。例如，应拉萨尔的请求，他查阅了有关英国农业的统计资料：粮食作物的输入情况（如1847年到1850年小麦和面粉的进口量），1853～1854年休耕土地的情况，自由贸易对工业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工资等（1855年1月23日给拉萨尔的信）。[128]还有，从他1854年到1855年的读书笔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货币问题仍然有很大兴趣。还有一本大约引自二十四本书、由四十多页摘要组成的读书笔记，命名为“完美的货币体系”（Das vollendete Geldsystem）。在这本笔记中，马克思频繁地提到他早期笔记中所引用的书目的数量。新闻界对他的排斥，加上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激起了他革命的火花。“革命不会很快再找到像现在这样美好的有利形势。一切‘社会主义的’花招都耍尽了。”[129]这是恩格斯的观点（1856年11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同时他促使马克思开始重新研究“经济学”。更有甚者，他认为蒲鲁东的《交易所投机者手册》（Manuel duspéculateur à la Bourse，1857）和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者达里蒙的《银行改革》的出版是一个新的挑衅。

克里米亚半岛战争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波大范围的金融投机，银行、商业、工业、农业的波动遍及法国，并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甚至扩展到美国。早在1856年6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中，马克思就开始研究法国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的活动，而没有分析为什么欧洲“没有人能够解释法兰西帝国的繁荣和社会衰败的迹象”[130]。

几个月后，他预言一场危机将要发生，并且预料到可能出现的后果。这很可能得益于他当时为美国报刊撰写关于投机与货币问题的文章而做的大量的笔记。[131]我们发现，他1856年至1858年的通信中的大量材料都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得到理论化的说明，尤其是在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在1857年至1858年的危机评论中，马克思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归因于股份公司。在《资本论》中，他把股份公司的经营看作资本积累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变革的理论。事实上，尽管这种体系的基础仍然是完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破坏性或否定性的方面。[132]

他不仅仅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还用新闻工作者的语言来阐明信贷体系的巨大发展与他所称的“帝国社会主义”现象之间的关系：

波拿巴过去的各种经历指向了附加在他身上的最困难的经济处境的源泉——信贷。恰巧在法国有圣西门学派。这个学派在开始时像其衰落时一样，都受到一个梦想的迷惑。这个梦想就是在公共信贷的一些新奇计划所创造总体的财富之前，阶级对抗就会消失。并且，这种形式的圣西门主义在行动失败后并没有消失。这包括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ebats）杂志的经济学家；包括蒲鲁东，他企图在新奇的创意下掩盖圣西门主义的教条中最糟糕的部分；包括两个葡萄牙籍犹太人，他们实际上与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Rothschilds）相联系，追随佩里·昂凡金（Pere Enfantin），其实际经验就是在社会主义幌子下面、在圣西门的法律下面大胆进行投机。这些人——埃米尔（Emile）以及伊萨克·佩雷尔（Isaac Pereire）——是法国信用公司，也是波拿巴社会主义的鼓动者。[133]

马克思发现，股份公司作为现代国家经济生活的新时代的先兆，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为了说明这种发展，他用了蒲鲁东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一个词，即“工业封建主义”（尽管他批判过蒲鲁东）。同时，不管怎么说，他承认了股份公司的积极功效，因为“联合生产力”显然比单个资本的成果具有更加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资本集中已经加速，并且，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中小阶级的衰败。一种工业霸主形成了，它们的权力与它们的责任形成颠倒——它们只对它们的股份负责，打败整个资本社会……这种寡头的“指导委员会”下面是社会代理和实际管理者的官僚集体，而在它们的下面是没有任何转变的巨大的和每天都在膨胀的工人阶级。他们的依赖与无助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扩张而增加，但是他们也会随着其代表数量的增加而更具有危险性。[134]

马克思1851～1586年分析政治事件的大量的报刊文章都充满了阶级、政党、国家权力的观点。因此，这暗示出1845年以来，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都是关于现代国家的一般研究。他不断地回到那个主题上，不仅受瞬时的经济危机的激发，而且像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被反革命镇压，结果是埃斯帕特罗（Espartero）把土地留给了奥唐纳（O'Donnell）］这样的政治事件也会激发他的灵感（《纽约每日论坛报》1856年8月18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是分不开的，正如离开了哲学就不能理解实践和历史的关系一样。在1857年，如同在1845年，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1859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重申了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