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稿自这段时期起丢失的可能性极小，然而除此之外，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期望在相对短的时间里编写几部经济学巨著。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一定能如期完成研究，因此同样认为他能在几个月之内起草这部著作。这或许是他在物质匮乏、诽谤猜疑的那几年中欺骗自己并安抚朋友的方法。

1853年，九年过去了，巴黎原稿和“经济学”还是没有出版。尽管失败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年所反映的他的状态还是乐观的。不论人们对理论成果的看法如何，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视它们为有用的成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充实自己的知识，而且因此排除了通过书来保护所写著作的任何可能性。由此，我们一定可以推断出他在不断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吗？假如事实如此，那马克思就仅仅是一个纯理论的学习者。事实上，他的荣耀在于他对当时的现实的关注不亚于对任何著作的关注，而且甚至还要多。人们所面临的贫穷和压迫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内都不会有所改变。

马克思，1851年加入共产党，此时，他已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改革理论的社会学基础，而且从他的自由党和加入共产党前的时期开始，重新发表了《新莱茵报》的这些文章，并未否认其中任何一篇。[123]1844年，在巴黎，他的这些工作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稿来说是无意义的。他的巨著先是对1844年在巴黎实行的政治经济做总体评价，而且也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那些巴黎著作和这些早期文章都由赫尔曼·贝克（Hermann Becker）收集、再出版。它们蕴含着马克思著作的道德灵感。它们的中心主题为劳动者和工人的异化概念，同时也围绕着整部《资本论》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当重读包括《神圣家族》在内的早期著作时，马克思着实感到尴尬和惊讶。但无论何时重读他的任何作品，他都会感到这样。与1844年《手稿》相比，他在《资本论》中对异化的谈及较少，但也有所涉及。[124]他对政治经济的批判仍然是人被资本和地位划分了等级。

尽管早期的黑格尔作品曾因滥用“异化”这个词而引起了马克思的讽刺，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他向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借鉴。他也很注意他的语言是否出现混淆。例如，他不会再把“交流”说成“人文主义”。但是我们需要去除像1844年《手稿》中“异化”“人文主义”“自然主义”这样的词语，从而去发现《资本论》中描述、分析的相同词语。在《手稿》前言的草稿中，马克思表明他的分析是对政治经济细致的、批判的研究，以及对英、法、德社会学家的著作和费尔巴哈的“发现”。[125]这从一开始就给马克思的分析指明了最终的方向。事实上，经济最主要的主题大多数都在《手稿》中表现出来了：资本、利息、房地产、工资、利润、租金、被当成商品的工薪阶层、生产过剩、合股公司、劳动力生产率、资本积累、竞争、私有财产、劳动力的分工、经济危机、革命、工人与其劳动的钱财和对象的分离、劳动力的分割（与《资本论》中的“异化”同一含义）、对工薪阶层的奴役、贫民、垄断、拜金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类的需求和历史上的革命、人口过剩等。在前言里，马克思谨慎地指出，在《手稿》中他只会顺便提及“与政府、法律、道德、公民生命等的联系”。那时对于“经济学”的计划，他仍然不太清楚，因为它之后只被策划成一本在人们手中传阅的“手册”。

随着事业的开拓，马克思形成了一套更为精辟的渐次自我理论的方法。为了完成答应列斯凯写的“评论”，首先他必须明确受到思想意识阻碍的领域。他的方法适用于一切为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学科的研究领域，是精确的“唯物主义”，是反思辨的批判主义，是“实践性的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思考型理想主义相对）。他的方法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同伦理学这一革命性的实践联系起来，而此前，我们会同斯宾诺莎一样认为现实即知识与行动的统一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就提出了推理性的方法。无论我们怎么称呼它，它都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未来规划的一个线索。马克思对这个国家的评论是“虚幻的共同体”，说明了为什么他在1857年到1859年的规划中要为这个国家保留一个名称。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规划的最终专题是留给世界市场中的问题，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值得大花笔墨的。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异化既可以是最残忍的表情，也可以摧毁世界市场。[126]这些主旨在15年后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联系起来。任何一个主旨都不能从总体的计划中被删除，也不能把一个主旨“辩证地”合并到另一个已经修改了的计划的内容中。不久，恩格斯不断要求马克思阐述这些主题的“辩证”关系，而且他总是仔细关注这样的关系。

很明显，马克思在1857年前的那段时期里的零碎的作品并没有详尽地阐述他的主题。他的很多科学的“发现”都要追溯到他的第二段时期，就是他在精心酝酿“经济学”的规划前潜心钻研独立“专题”的时候。[127]但是他的作品总是受到贫困的挫败，而他也总是被政治经济所厌恶。他不愿变成它们的受害者。因此，他一直坚持大量地阅读，直到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