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文“流亡者”（emigres）人们是有争议的，以及科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城市）共产主义者的试验，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评论，还有新闻界无休止的言语，但是马克思还是为“经济学”找到了出版商。他把名为《政治经济批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史》的三卷著作交给出版商，出版商则颠倒了作者的初衷，倾向于以最后一卷著作的题目作为开头。马克思接受了这样的改动，收到了不菲的稿酬。[120]恩格斯建议马克思将两部著作标注为“历史学”，让这件事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同样获得更多的物质空间——期望关于他的批判性的观点。社会主义运动将紧随其后；“批判”——“剩下的将是什么”；最后是关于他积极的陈述。“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读者将会一直等到最后，“这个秘密令人如此期待”。在这里，马克思并不能提供什么灵丹妙药。第一卷和反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以及《宣言》所显示的迹象足够引导明智的读者走向正确的方向。如果在第一卷就揭开不可思议的秘密，相当一部分公众将会失去对历史的所有兴趣。他们会说，正如说黑格尔的《现象学》，“我已经读了‘序言’，文章大意就在那儿”。恩格斯的文学非常具有说服力：“勒文塔尔必须负责出版两卷，你也要这么大的篇幅，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在最终决不会按伦敦的成本计算稿酬的情况下使你多少有些收益。”他强调在图书市场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缺之后应该大量生产图书的重要性。“历史”只能在伦敦被记载，其余的一些地方，马克思必须快速行动。因为新的革命运动迫在眉睫——首先是在法国——并破坏了寻找出版商的机会。“我越考虑这件事情，越觉得从历史方面写起更实际一些。这一次可要讲点生意经！”[121]（1851年11月27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

这些措施相应破产了。拉塞尔提议要建立一个出版“资本论”的合股公司，但马克思不同意：在波拿马政变之后，中产阶级还有其他的风险贸易需要运行。他自己也并不渴望让公众知道他的经济危机。他向魏德迈和美国方面求助：“德文书出版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那里为我的《政治经济学》找到出版商？”[122]（1852年1月30日）但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1852年夏天，马克思再一次试图重新开始他的研究，他的关于社会制度、文明还有妇女的状况的研究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发表于《纽约论坛》的大部分分析1850年主要经济事件的文章都从这些读物中受益。但他的大部分关于政治事件的报告都需要精读。

1852年8月，他最后一次尝试为他的再议《现代》（Die Gegenwart）委托编辑布罗克豪斯（Brockhaus）。这是一篇“英国现代经济文献（1830～1852）”，曾被看作那个时代颇有争议的一部作品，涉及人口、殖民统治、银行、保护主义以及自由贸易等问题。但出版商很快就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