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困难中，马克思读了蒲鲁东最新的书《19世纪历史的总观念》（Idee generale de la revolution au ⅪⅩe siecle）。对这本书的阅读使马克思相信自己在1847年对蒲鲁东的批判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虽然蒲鲁东也对某些“邪恶”进行了批判，但是他没有对资本本身进行批判。例如，他反对利润，认为利润转变为给资本家的养老金，因此应该被消灭。

马克思在这些关联中的评论预示了《资本论》的一个基本论题：社会自动地观察“资本贬值的规律……不需要考虑蒲鲁东的建议”。蒲鲁东想要把他的建议变为社会准则，并建议了一种灵丹妙药，即银行。没有什么比蒲鲁东反对共产主义的争论更加“法国式”的了：“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越相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核心。否则，马尔萨斯牧师就是对的了。”[108]（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一星期前，马克思向恩格斯做了一个关于蒲鲁东的书的简短的评述（1851年8月8日）。[109]这个概括对这本书的客观性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具有启发性的。马克思能够对他自己的“经济学”计划进行思考。例如，让我们考察这个“‘总观念’的第二个方面”：

19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1789年的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但是它忘记了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使这个社会变成新的社会。它只考虑到政治，而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就出现“社会贫困化的趋势”。这表现在分工、机器、竞争和信贷制度上面。贫穷和犯罪在增加。其次，国家日益发展；它具备了专制的一切特征；它的独立性和权力日益扩大。国债不断增加。国家反对贫困而维护财富。腐败。国家控制着社会。存在新的革命的必然性。革命的任务是改变和纠正社会的不良趋势。不需要触动社会本身。更谈不到对社会进行任意的改造。[110]

后来的研究涉及了联盟，接着权威人士指出：更多的政权将伴随着对普遍选举权的谴责。其后，马克思看到州政府采取的显露其谬论的极端的主张。他特别关注了蒲鲁东第五、第六次的研究。那两次研究涉及了“社会清算”和“经济力量组织”的内容。他复制了一系列处理以下主题的文段，这些主题包括：法国银行，官方宣称的“公益机构”；国债，由养老金进行偿还；抵押债务；不动产；地产（公社用来作为经营者的补偿租金和偿还道具的替代品，取消土地税收，根据土地质量进行的土地均化，等等）；从循环中和贵重金属的替代物纸币中进行的先进的贵重金属的回收；推动社会的大规模工业里的工人联盟（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工人都有在所有地位中接连服务的权利，他们运用聪明才智在劳动中获得利益和足够的收入，他们有权用自然的运行、才干的重要性以及责任感来衡量的工资比例，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进行分配）。马克思指出：“集体力量和分工这两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在过渡时期，工厂主等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马克思接着提出了“价值构成”问题（他已经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过的蒲鲁东的一个看法）。这个问题必然导致通过“公平的价格”的确立而形成“廉价市场组织”。至于对外贸易，由蒲鲁东提出的改革将最终用来镇压租税。在第七和最后的研究中，关于“政府在经济机体中的解体”，马克思复述了这一理论：“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同时，他补充道：“各个方面都带有施蒂纳式的辞藻。”[111]

在这封信和六天后他写的那封信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反雅各宾派主义表示了同情：“先说一句：书中批驳卢梭、罗伯斯比尔和山岳党等等的地方写得很好。”[112]当马克思问恩格斯是怎么看到这种诀窍的时候，恩格斯从三个方面给了回答。[113]他承认蒲鲁东“有所进步”：“蒲鲁东先生现在终于也认识到，财产所有权的真正意义在于，由或多或少政府是隐蔽的国家隐蔽地没收各种财产，而废除国家的真正意义是国家的更加集中。”恩格斯认为这部著作“看来比他以前那些书是接近尘世得多了”。1847年以来，他已经有一种“进步”：“非常彻底地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从此便不能再说他对德国哲学一无所知，因为“他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他自己尸体的最后腐烂阶段”[114]。恩格斯的回应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他怀疑蒲鲁东在1850年从《共产主义的宣言》中和《新莱茵报》上借用相关数据。“一些观点与理论毫无疑问是从那些著作中剽窃的，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观点，在阶级对立中，政府会随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力量逐步消失。此外，大量的观点涉及1848年法国运动。我不认为他在书中找到了你所反驳他的一切。”恩格斯同意马克思的判断：

他复归到圣西门那里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证明：他把工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工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1789—1848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前提，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在对于路·勃朗、罗伯斯比尔和卢梭的抨击中，有时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对政治的批判更狂妄而肤浅的了，例如，在他谈到民主的时候……他认为，“权力”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物，任何政体都不能提出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使他必须服从它，这思想可真够伟大啊！天啊，那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呢？[115]

我们论述这个交换观点的原因有两点：第一，1875年关于“经济”的计划包含了蒲鲁东《19世纪历史的总观念》中的大量理论。第二，随后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被蒲鲁东的弟子达里蒙的前进改革计划所刺激。在读了《19世纪历史的总观念》后，马克思阅读了蒲鲁东的《无偿信贷》[116]。马克思彻底发怒了：“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在这里你应当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的。”[117]（1851年11月2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他无法忍住不与蒲鲁东再次发生冲突。一度，他想将自己的批判理论连同恩格斯的注释出版为单行本。恩格斯认为他的论文集还相当不充分。但是马克思坚持这个方案，并且打算交付魏德迈一系列文章：“《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皮·约·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马克思评》。”[118]和黑格尔在哲学方面相似，蒲鲁东在政治经济方面将马克思激怒到斗志昂扬的驳斥状态。虽然作为老师他令人失望，但是他仍旧是个成功的煽动者。[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