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英博物馆的新读者尤其对金融问题感兴趣。[95]他逐渐阅读了经济学，随后思考了市场的变迁。他已经发现，在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胜利者是金融资本家。之前，黄金被存在法国银行中。因此，法国要继续生产纸币。这就导致了“所有的法国信誉掌握在了银行手中”。蒲鲁东把这种标志视作改革（法国银行转变为公共银行）规划的确定。他对这个规划的定义抨击了巴师夏（Bastiat）[96]，而马克思也不停地嘲笑他的金融空想改革草案：“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拉其什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在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97]蒲鲁东的另一著作不久就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然而，那时他正在研究金融和土地租让问题。[98]那时，英国见证了工业资产阶级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斗争。甚至在到达伦敦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重要性：“这次对封建制度……的经济征讨战可能产生完全预料不到的后果。”[99]（1849年8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他完成了最初对李嘉图理论的批判。[100]科技和先进的工业的表现超过了李嘉图的观点以及马尔萨斯关于减少土地和资本投资的利润的法则。[101]他也第一时间掌握了流通理论。他写给恩格斯的关于这个方面的评论预示了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及《资本论》中的态度。

在1851年的工作过程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将近15个笔记本的摘要。虽然因为对资金的匮乏感到绝望，并且被某些德国人中伤，他一度中断了他的研究，然而他依然相信五周内他将“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后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102]（1851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然而，我们不能肯定马克思是否真的决定要写这本计划已久的书。相反，他1851年的笔记表明他又成了一个不知满足的、充满精力的读者：他阅读了关于金融、农业、农业电气化、工业和技术、经济历史、文明发展史、殖民主义史、政治经济以及人口等问题的研究。[103]

马克思的朋友等待着这一著作的出版。一封来自拉萨尔的信准确地反映了“政党”的焦急：“我听说你的《政治经济学》即将完成！一次出三卷！我很惊奇……除此之外，你那反击蒲鲁东的小册子足以激起人们想知道你所做的正面贡献的需要。的确，他证明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文化的博学以及对经济类别的综合性渗透！但是它是有限的——就像它必须拥有正面意义那样……这正是我为何渴望在我的书桌前阅读这三卷巨著，通过把李嘉图变为社会学家，把黑格尔变为经济学家，你自己将成为他们两人的综合体。”李嘉图是“我们直系的祖先”，他的地租理论是“令人敬畏的共产主义者的表现”（1851年5月12日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104]在决定了要写完并出版他的著作后，马克思现在给自己“六到八周的时间”，寻找他的论题的多重“分支”：“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105]稍早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告诉恩格斯他将用“五周的时间”，而他的朋友劝他尽快完成并询问关于出版商的问题——“两卷六十印张的书”[106]（1851年4月3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事实上，他仍然需要寻找一个出版商。马克思希望找一家在斯图加特的出版社，并发给他们关于“经济学”的计划案。但是他的资源已经耗尽，他被迫放弃他的写作，甚至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读：“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107]（1851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