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社会批判的人。1846年，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社团“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并与人民宪章主义的领导人联合，参与到了“新的宣传体系”中。当继续他的“经济学”工作时，他想要参与在1848年革命之前那个紧张时期的工人阶级活动。他不认为他正在放弃这部著作，至少在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共产党宣言》时，他是一位教育家。相反，宽泛地讲，这些文本都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以历史、社会、经济三个维度来释义这个词语。这在他于布鲁塞尔给德国工人协会的讲话中也有所呈现。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讲授资本与雇佣劳动问题。[74]所有的这些努力构成了他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年）的前言中所提到的“调查”。对它们的总结体现在这个前言的字里行间，并被视作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概括。[75]马克思不想把自己局限在双方的决斗中：不管他们的环境方面，对他们所做的个人阐述和对他们的憎恶之情。1845～1851年的论战性著作包含了对马克思的社会学原则的完整的表述。1857年，当他最终完成了他的“经济学”最初的草稿，他就开始了一本有6个题目的著作的方法构思和规划，并把这些原则作为这部著作的基础。

1845年，允诺列斯凯的手稿的题目和同时期马克思作品的大量的参考文献清楚地表明，“政治学批判”是这部作品的两个方面的其中之一，而且它也会成为国家问题的中心。例如，一个在巴黎—布鲁塞尔时期的笔记本，就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76]另外，还有11个关于费尔巴哈的主题。笔记中包含了对国家研究的计划，提出了接下来的11个主题：

（1）现代国家或法国革命的起源历史。对政治因素的专横的夸大，与古代的国家相混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将每个人都分成商人与政治动物。（2）宣布维护人权和国家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3）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4）议会国家和宪章。议会宪法国家；议会民主国家。（5）权力分离。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7）行政权力。集权和等级制。集权和政治文明化。联邦主义和工业主义。国家管理和地方管理。（8）司法权力和法律。（9）国家和人民。（10）政党。（11）选举权，为取消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77]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我们已经记下了这些观点和其他一些观点。他随后关于历史或关于政治的写作的所有内容都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假设，即在这一规划之后就是对“政治学的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定义的方法迫使马克思做出至关重要的选择：要么放弃“经济学”这一他最初设想的一种能跨越其他学科的著作，要么把他的全部生命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来。他的决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1848年革命的失败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经济学”获得了一个确定性的规划。在政治学批判（对国家的批判）之前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的批判）中，马克思是如何保有这个问题的诸多元素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中找到：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78]

而且，在同一文本中，马克思也提出了社会结构与工业、商贸、生产、交换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他又提出一系列主导性问题，包括阶级权利的作用；劳动分工；城乡对立；商人阶级、资产阶级和随后的无产阶级的产生；生产力和通讯方式的发展；制造业和机械化的根源；人口问题和工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商业中政治的重要性；美国金矿的发现；殖民扩张以及它对世界市场和金融商贸的扩张的影响；大规模的工业和工业资本问题；竞争的出现；财产形式的演进和国家、财政体系、库存市场、私有权的现代形式；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间关系的变革；来自生产力和分配方式之间的对立的历史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过程的新形式；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前景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导言总结出以下观点：

无产者……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79]

所有的这些主题在《资本论》中再次出现，除了最后一个提到的——国家。在1857年对“经济学”的计划中，马克思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论述，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工作呈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这个文献不仅仅呈现了马克思的方法，也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时期的活动给予了辩护。他的活动在1848年继续进行，最初是在巴黎，后来是在科隆。“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由于这种意识成为每个人的意识，“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80]。前革命时期，即接近《共产党宣言》的时期，就是马克思知识生命的关键：对“党”人来说，写作就是行动。

资本不能从资本的立场得到充分的讨论，就像贫穷不能从贫穷的立场得到充分的讨论一样。这个箴言在《哲学的贫困》里得到重现。然而，它是基于马克思所反对的蒲鲁东的理论价值观念上的古典和后李嘉图理论的。蒲鲁东实质上在吸纳了经济学自身改革计划的同时否定了它的社会倾向。作为李嘉图的追随者，马克思回应了他。蒲鲁东曾经拙劣地模仿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马克思则作为黑格尔的弟子反驳了他。蒲鲁东凭借经济的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81]的范畴得到承认。马克思在社会学意义上解读了这些概念和范畴，掌握了古典经济学中对“唯物主义者”的批判。[82]大多数驳斥和方法论的观点在随后的《资本论》中有所体现，并频繁地出现在《哲学的贫困》中。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把自己排除在职业经济学家的范畴外。他也极力保持与乌托邦构筑者的距离。那些乌托邦构筑者是在寻求一种再生的科学，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83]。虽然在1847年仅仅是个假说，但“苦难积累”的观点随后却将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理论的核心论点。的确，所有《资本论》中的伟大文章都曾源于假定和臆测：从1847年开始，马克思就意识到对金钱的批判应该先于对国家的批判，但是这距他宣称由于一种“历史”的必要性，两者都要废除，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因此，他随后建议把《哲学的贫困》当作《资本论》的序言就可以被理解了。[8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的态度是缺少关注的，就像他早期对待蒲鲁东对黑格尔拙劣的模仿一样。当他最终把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结为“辩证法”的时候，他谨慎地把它呈现为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他把它称为“批判的和革命的”[85]。乍一看，这个定义很难体现理论性，但是《哲学的贫困》的结论给我们提供了关键。在那里，马克思引入了“革命阶级”的观点——一种一流的“生产力”——以及与此同时历史的终结的视角，“消灭所有阶级”以及所有有关“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86]。这个主题随后也被重新提到：马克思想把它应用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结论，就像在与恩格斯的交流中提到的计划[87]，并且它早已驰名于第一卷的结论。这本书以《共产党宣言》中声明资产阶级的毁灭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段引文作结。[88]

不用怀疑，1848年的事件导致马克思很快地放弃了“经济学”。在二月革命的前夜，马克思准备就“工资”发表演讲，那是他曾经在布鲁塞尔向工人听众发表的。[89]在这些演讲中，他总结了某些英国经济学家的学说，采纳了舍尔比利埃（Cherbuliez）的论题：生产资本的增长与工资的关系对工人不利。这是他的第一个言论，他随后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90]。在为了《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而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生产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继布赖（Bray）和舍尔比利埃之后，他把相对贫困的论题当作竞争和机械化的一种影响：作为《资本论》的主要论题，产业后备军的观念已经形成。[91]然而，在完成这个工作之前，马克思被迫离开了德国。

在伦敦继续“经济学”的工作之前，马克思着手总结革命流产的历史、政治方面的教训。[92]他发现了革命发生的“真正基础”，就是革命的经济原因：1843～1845年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推测，后来是1846～1847年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把他的调查扩展至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随后，他研究了发生在法国和英国的、1848～1850年的工业和商业复苏。他提供了对循环危机的第一时间的社会学概括，并对社会剧变的条件进行归纳：“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93]

这个分析的重点集中在英国，事实证明这是马克思经济研究的未来方向。“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