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很多深刻的原因导致马克思顷刻间放下其他的“经济学”。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宣称他的目的是在一系列小册子中呈现对“法律、道德、政治等的批判”，然后“在特殊的著作中来呈现整体，表现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最后才是对至今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的推测性行为的批判”。很明显，马克思渴望为另一个计划保留时间，这个计划就是他暗指的更为普遍性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人们能够发现“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68]。另外，他也触及了方法问题，这是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的自然结果。这些篇章是马克思被称作“唯物主义者”的分析观点的开端。对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的思考是贫瘠的，问题仅仅在于“人类的实际能力”。自相矛盾不是知识单独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69]。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关于自然科学和工业之间关系的最初框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关系被视作“人类社会的活动”。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人类的经济异化，马克思想要对此进行社会学的批判。接下来，也就是马克思1844年的文章，见证了他开始使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0]在《神圣家族》的开头，相似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并更为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虽然积极为蒲鲁东进行辩护，认为这位《什么是财产？》的革命作家已经“根据自己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作了批判，但马克思也以同样的基础来责备他，认为他仍然被囚禁在资产阶级的体系中：“蒲鲁东从经济异化中去消灭那种异化”，他既没抛弃私有制的机制，也没抛弃雇佣劳动，他的梦想是取得财产和工资的平等。[71]

当列斯凯取消了与马克思的合同，马克思（同时与恩格斯、赫斯、魏德迈编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给他写了封充满了申辩和解释的信。这封信有力地证明了，他关心的是他的读者了解他的“经济学”是基于德国的哲学和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的。“自从这个手稿接近完成——第一卷放在手里很长时间，对其内容和形式在没进行一次以上的修订之前，我不能让它出版。”因此，在英国他又进行了深入的阅读；“重农学派”（Physiocrats）的两卷本，对开纸的版本出现后[马克思对戴里（Daire）那版已经做过笔记]，马克思又对其进行研究。“第一卷将在11月底改好付印。第二卷大多是一些历史性的东西，随后很快就能付印……我在以前的一封信里已经告诉您，一方面是由于增添了在英国收集到的新资料，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充，所以手稿将比原来商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多个印张。”[72]（1846年8月1日）

简单来说，马克思想在他的“经济学”之前写一部论战的（《神圣家族》的精神）和理论的著作，这就阐明了他那源于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唯物主义者”的地位。事实上，他完成了这一任务，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中。在提及他的“经济学”第一卷几近完成的时候，他强烈地提到在巴黎所起草的1844年的手稿。因此，当他与恩格斯随后写《德意志意识形态》[73]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放弃这部著作。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放弃这些手稿，因为这些手稿在写作风格方面是很先进的。他后来也认为这种风格是很个人的，他的根本需求是废除雇佣劳动，进而废除私有制、国家和资本。而且，马克思认为他就快要写完他的“经济学”了，只差300页：在三个月内，他已经递交了总计900页的八开纸。1844年的手稿说明了其中的200页；我们所见到的剩下的笔记本，充斥着对其他作者的著作的摘要和马克思自己的批判性评论。后来，马克思认为他在这个主题上已经耗尽精力。在准备这部著作的题目（“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时，我们相信马克思已经囊括了1843年的反思，尤其是来自克罗茨纳赫的反黑格尔的手稿。这个手稿是对政治学的批判，换句话说，是对国家的批判。这也是他在1846年中期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