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年轻的卡尔·考茨基在拜访马克思时问道，如果时代最终不是像马克思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发展，会怎么样。马克思回答说：“它们会被先写进书里去的。”考茨基确信他是马克思忠诚的追随者，期待看到《资本论》第二卷的完成。“我的确是这样”，他这般宣称。[57]这次谈话发生在马克思去世前两年，也就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4年后。马克思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了他尚未完成的著作。1875年初，马克思向着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迈进。作为一个永不疲倦的学生，他又开始了可观的读书计划，好像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尽了，仅仅是为了论文而进行准备；好像他从不考虑任何事，无论出版还是不出版，而仅仅是为了完成它。“一个笔耕不辍的著作家不把他在6个月以前写的东西在6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58]《资本论》出版时，马克思很感激恩格斯对这卷的判定：“我的东西印出来后总是很不合我的意，尤其是第一眼看到它们的时候。”[59]然而，马克思对考茨基的回答，揭示了另外一些东西。马克思，所谓“资产阶级”的底层民众，被教育机构排斥，被官方机构驱逐，并被谴责花费自己的时间在新闻业上以换取生活收入，其政治活动的有用性和其科学的目标也遭到质疑：“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60]区分了他所了解的“短暂的”政治构成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历史意义”后，他决定不再参与国际会议。他认为这能让他更好地完成“经济学”。

在抛弃了自己的阶级之后，马克思拥有了科学的思维。首先，对他来说，最好的革命实践形式就是详述无产阶级的理论。然而，他认识到单个人的思想并不能完成这一巨大使命。最后，他认为不能失去对理论的解释和鼓动活动。对政治活动的需要可以解释为想要加入到思维活动中，执行道德准则的根源。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关于行动的观点。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党”人。生活与思维都处于统治阶级的边缘，他是对贫困有意识的见证者，并指责神圣化、永久化的机制。他的“政党”就是整个工人阶级。

在《德法年鉴》[61]的干扰之后，马克思起草了正面的请愿书，这里同时也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研究的阐述以及对经济学中一些主要问题的谴责，剥削劳动力的资产阶级体系：这是他对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草案。[62]他现在必须超越借助费尔巴哈、蒲鲁东或空想社会主义者，即他的导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也仍然有自己的观点：通过“实现”哲学来消灭对哲学的需要。在他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著作中，他宣扬哲学是“解放”的首领，而无产阶级是解放的“中心”。后来，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用哲学取代了其他所有的东西。[63]

虽然马克思对最初的经济学方面的负面文章并不满意，但恩格斯劝他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尽管那里包含了“许多你不满的地方”：这本书应该在“四月之前”完成，为了“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64]10天后，马克思与出版商列斯凯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签订了一份合同，目的是出版两卷本的、题名为《批判的批判》的书。[65]由于抨击普鲁士，他被法国巴黎的《前进报》（Vorwarts）杂志社驱逐，并于1845年2月搬到布鲁塞尔。两年过后，他与列斯凯签署的合同到期了。他被驱逐至比利时，这阻碍了他的工作，但是他发现先完成另外一部作品是绝对必要的。《神圣家族》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与新黑格尔主义的、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中心的哲学家们进行清算。它并不以创建新哲学为目的，而是为了表现所有哲学的重要性，为了表现出哲学是解决人们问题的一种虚幻的方式。在所有形而上学的领域中，马克思都坚持所谓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后来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66]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又一次让自己沉浸在对经济学著作的阅读中。从1845年2月至6月，他编写了60本书的笔记。[67]出版商合理的不耐烦对马克思来说不怎么重要，因为在取得平衡之前，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而且，为了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他还需要把它放到整个社会中去。这种分析水平把马克思同他的前辈们基本区分开来，尤其是蒲鲁东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先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