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是任何作品的续篇。在克罗茨纳赫之后的岁月，马克思再没写过反黑格尔的文章。首先，在他转向经济学之前，他认为应在历史会议方面做历史研究。但是，他的历史著作却没有被完成。马克思留下的证据揭示出，最后，他是如何强迫自己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是他的任务，也是他口头上说的“噩梦”。然而，仅仅在《德法年鉴》发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几个月后，他就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精疲力竭了。在新作品的序言中，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解释说对黑格尔推测性哲学的批判的计划与法律批判、道德批判、政治批判等不协调，因此，他决定根据各种“题目”和标题来分列他的材料，以避免对假冒的体系的印象。所有的这些主题被分为“小册子”，最后，他可以根据意愿来调整它们，使其成为打击推测性哲学的综合性批判。政治经济学部分几近完整，在这篇序言里他也提到自己在开始研究和发表结论之前对经济学家们的“严肃批判研究”[50]。

幸亏有这些《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同时期，即1844年的春夏，马克思所作的一系列的读书笔记，我们才能了解到为什么马克思开始进行经济学研究。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是决定性的，或至少是非常重要的。他对政治经济学最初的注释以及接下来整体上的详细描述的风格不是单一的，但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控诉。马克思的读书笔记告诉了我们他那时的思想转变：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使他没意识到它将对他的文学工作造成困扰。[51]《资本论》就是想象的最后的结果，这种想象开始时也伴随着马克思最初接触政治经济学时所经历的创伤。

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将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送给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毫无疑问，这一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随后的研究仅仅是对此的逐步加强。[52]从他朋友的著作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论》这一论题。这也表明，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受到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视作“合法的诈骗系统”和“完整、丰富的科学体系”的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文章很难说是客观的分析。它更多的是以写小册子的伦理学者的抨击为标志，而不是以基于对生产和交换系统进行仔细分析的严苛的批判为标志。商人和金融家的心理动机为“各类”经济学家对此的控诉提供了主题。这篇文章的轰动在于：“无道义”这个词占据了文章的中心，并使用了针对经济概念的道德瑕疵的词汇和针对经济学家的相似的词汇（如自私自利、贪婪、嫉妒、贪财、偷窃、掠夺、暴力、欺诈、恐怖、残忍、犯罪、不可信、卑鄙的交易、伪善等；马尔萨斯的准则被描述为声名狼藉的、可憎的；商贸被说成是改革运动和调整，等等）。在对经济系统和准则的概括中，恩格斯考察了重商主义和商贸平衡理论、亚当·斯密的商贸自由系统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各类”价值的争论、价格的决定性作用、土地租让的根源等，迅速概括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分离情况、竞争和垄断的敌对、私有制的固有矛盾、过度生产的危机、失业的结果。他通过人类的远见强调了这种猛烈的抨击。人类只要从这种奇怪的阴谋中走出，就没有物质上的烦恼，就会全心全意投入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中。“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是无限的”，工业的发展为这一真理提供了令人无法反驳的证据。而后，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劝告，其预测性的语言如下：

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53]

在这种口头的煽动中，观察着那朴素的、精深的直觉与道德家的义愤填膺的抗衡，人们很容易认出马克思未来“经济学”的主题。不仅仅是马克思采用了恩格斯《概论》中的某些观点，有时我们也能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注释中听到同样的回响。虽然，马克思在十五年后称《概论》为“天才大纲”，并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很多次，但是后来恩格斯并没通过这一著作建立起自己的伟大体系。这是马克思尊敬的第一位作家，虽然恩格斯并没向他揭示多少新的理论，但至少恩格斯分享了他对道德外衣的憎恶，并能够公正地看待大众的贫困和人类堕落的丑态。[54]

我们必须强调马克思的习惯，即他在大学岁月里，从掌握的资源中进行阅读并做大量的笔记。他选择那些跟得上时代精神的作家，这些作家都对根据预先制定的标准来进行科学认识的观点感到焦虑。另外，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大纲》做了半页纸的总结，随后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出现在他那两百多页的、九个笔记本的摘要和笔记中，他们包括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Boisguillebert）、A.L.C.德斯蒂·德·特拉西（A.L.C.Destutt de Tracy）、詹姆斯·劳德代尔（James Lauderdale）、约翰·罗（John Law）、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J.R.麦克库洛赫（J.R.MacCulloch）、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J.B.萨伊（J.B.Say）、C.W.C.舒茨（C.W.C.Schuz）、弗雷德里克·斯卡伯克（Frederic Skarbek）以及亚当·斯密。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尤金·毕莱（Eugène Buret），那位当时因研究英国以及法国的贫困阶层的困难状况而闻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手稿中对他的言论的摘录多达24页的篇幅。毕莱的那些富有洞察力的论断毫无疑问深刻地影响了恩格斯，随后也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系统地吸取了毕莱关于绝对与相对贫穷的思想，也吸取了将贫穷看作一种文明社会的现象、将劳动视为生活必需品、将生产看作一项永久的战争等思想。毕莱这位基督教徒和傅立叶的崇拜者，唤起了我们对他的质询的严肃性、他观察的天赋，以及他的高尚的灵魂的兴趣。他公开抨击政治经济学为“财富的本体论”，是一门关于贫困的科学，只是把人当作生产和消费的必需品。我们不止一次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遇到毕莱那些鲜明的观点。毕莱声称，资本是一种掌握着生产的权力，并因此造成了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资本的高度聚集，会带来将一个社会分为两个利益完全敌对的阶层的危险：一个是掌握了生产工具的阶层，另一个则是由那些“除了自己的生命什么也没有”的个体组成的阶层。当前的时代，是一个从封建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残酷的贫穷，预示着社会将经历一次骇人听闻的剧变。在毕莱关于世界现状的描述中，他用科学的武器向腐败挑战，这种英勇的行为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由衷敬佩。但是综合考虑到反馈的结果，马克思停止了追随毕莱的脚步，因为毕莱并不真正希望“资本失去它最小限度的安全和保障”。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毕莱坚持认为人无法真实地解放自我，并认为完全公平的分配财富会带来普遍的贫穷。他坚信人要“在劳动中赎罪”，认为需要建立一套经济的系统，使得劳动者可以取得一部分劳动工具，从而充分地利用它。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感到一种两难的抉择：改良，或者摧毁重建？生产以及生产技术的发展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资本已经决定了这代价将由劳动者来付。相对毕莱从他那些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中总结出的结论而言，这是马克思从他最初对经济的阅读中得到的初步的领悟。[55]

马克思的读书笔记并没有涉及他在巴黎学习期间阅读的所有经济学著作。首先，我们并不能确定所有的笔记都被保存了下来。其次，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的个人参考书库（的实际情况），以及实际上马克思不可能将所有他感兴趣的都抄写下来。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将马克思在那段巴黎岁月的作品——《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神圣家族》——中提到的作家添加到我们的列表中来完成它，而忽略那些与政治经济学没有直接关联，只是跟法国大革命以及哲学（英国与法国的唯物主义）有关的内容。马克思连续地引用了蒲鲁东、威廉·舒尔茨-伯得姆（Wilhelm Schulz-Bodmer）、康斯坦丁·佩克尔（Constantin Pecqueur）、查尔斯·劳登（Charles Loudon）、傅立叶、欧文、洛仑茨·冯·施泰因以及其他一些人。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承认自己吸收了德国社会学家赫斯、魏特林以及恩格斯，还有那些并没有提到名字的英国与法国社会学家的一些思想。毫无疑问，马克思留意到了J.P.蒲鲁东，那位据称像黑格尔在哲学上所做的那样在经济学领域对马克思提出异议的人。姑且不论他的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蒲鲁东确实开辟了一条批评的言路。像黑格尔一样，他对马克思也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持续的影响力。即便是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与评论，即他在1844年完成的他生命中的唯一任务，也依然延续了蒲鲁东的思想。蒲鲁东是马克思的工作中的一种转变以及新的起点的标志。他的思想一直萦绕在马克思心头。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成果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来自对蒲鲁东的回应。他们在1846～1847年的这种对质并不是最终表现在这里，1857年，紧随着蒲鲁东式的达里蒙（Darimon）的《银行改革》（Réforme des banques）问世，马克思也回到了他的“经济学”的研究上来。早些时候，马克思也准备在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Idee generale de la revolution au XIXe siecle，1851）问世后重新与之展开争论。之于马克思，有大量的反映这种情况的例子。因此看上去似乎可以完全恰当地做如下总结：引导马克思从哲学到社会经济学的过程，正是他称赞蒲鲁东的过程。他对蒲鲁东的赞颂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其言辞虽然是批判的，但是绝不缺乏自发性和热情：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都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同样，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是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批判。……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其中包括对蒲鲁东所了解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才能被科学地超越。这一工作正是由于蒲鲁东本人做过的一切才有可能进行，正如蒲鲁东所做的批判是以重农学派对重商主义学说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以及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著作为前提一样。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个基本前提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甚至像萨伊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只是“偶然”提到这一事实。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化，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对现代国民经济学的意义，正如西哀士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