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建立在单一的伦理道德信仰的基础上，因此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首先，是对金钱和制度症结的诊断；其次，提出解决方案——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两篇文章中，争论点直接指向布鲁诺·鲍威尔对犹太问题的研究以及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但这也只是借口。它们真正的意图是呼应《德法年鉴》。马克思在他写出必然有关于人类斗争和抱负的公共的、相互的协定时，对此下了定义。“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44]

在这两篇文章中，宗教为道德信仰添置的外衣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人类解放。《论犹太人问题》阐述了充满了矛盾的观点，即一方面号称维护信徒的宗教权利，另一方面又力劝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获得政治解放。根据鲍威尔的观点，国家必须把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成为真正的政治实体。在德国，必须制止人们成为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必须正式宣布脱离天主教，犹太教徒同样也要脱离犹太教。他们必须用“科学的”方式思考问题，把他们的宗教信仰看作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历史赋予蛇类不同的蜕变方式；人类需要像蛇类那样的解放途径。”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了天主教制度，而非制度本身。换句话说，他错误地把政治解放视为人类解放。前者在达到一定先进程度时，并不能成为后者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因为虽然政治解放能引导人类解放，但是它也为宗教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因此，在美国，政治解放是彻底的，宗教则是私人生活和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但是因为宗教的存在是一种缺陷的存在，所以它的根源只能从国家的本质中去追溯。我们不再认为宗教是世俗缺陷的原因，它仅仅是那些缺陷的表象而已。”在人类没获得解放的条件下，国家也能获得解放，而且政府的解放是通过代理人、绕道而行的方式、调停者来实现的。在无神论的国度，无神论者本身仍然在宗教中摇摆不定：要认清他自己，就必须成为调停者。“国家就是人类和人类解放之间的调停者。就像基督教就是奉献上帝的人和宗教约束之间的调停者，所以国家就是走向无神论，走向人类本性的调停者。”

在这里，马克思终止了在克罗茨纳赫开始的对政治制度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通过讽刺的、箴言式的写作风格，他谴责了民主制度的实现就像宗教精神以它世俗的方式得到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民主是天主教与人类的结合，不仅仅是单个的人，是每个人都被视作君主、最高统治者。但事实上，这正是人类无教养的、自私的证明。人类作为一种幸运的存在物，被我们的整体社会所腐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本性，遭遇了非人的条件和成分的统治。总之，人类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物种[45]。在民主之中，人民主权是基督教的妄想、梦想和假定，人民主权已经成为一种可察觉的现实，一种具体的呈现，一种世俗的格言；但是却异化了人类的本性。”“人民的和公民的权利”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那些自私自利的人：他们的自由是单向的，他们的权利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享有财富，而不用关心其他人。社会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确保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方式。法国大革命，作为政治解放的楷模、理想主义的完美化身，却被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特征抑制，并将其分解为简单的元素。这样就解放了自私自利的精神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至上主义。因此，人被看作双重的存在：一方面是独立的自私的个体，另一方面是公民或道德个体。当人们认识到由于这种制度的存在，自己被排斥在社会所驱动的生活、工作和个体关系之外时，人类的解放才能得以实现。

所谓的宗教也可用在犹太教身上。犹太教徒的神秘感不在于他的宗教而在于世俗的犹太教徒。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有一种普遍的偏见：“犹太人”就是拜金主义的人。恐犹（Judeophobia）来自金钱的罪恶，并被视作社会邪恶的标志和化身。犹太教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日常的、世俗的道德般的利己主义和现实需要的宗教，这两者恰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马克思谴责“犹太教徒”，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他们的拜金主义。为了寻求自身的解放，“犹太人的方式”是寻求适合自己的“金钱权利”。《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一章认为，一种可能的解放模式是：“一个能铲除高利贷存在条件的社会组织，就能消灭它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消灭犹太教徒产生的可能性。他们的宗教意识将在社会这个大气候中，像蒸汽一样驱散。另一方面，如果犹太教徒认识到他们的实际行动是无效的，而且为犹太教的消亡而努力，那么他们就是从他们自己先前的发展观点中，为了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积极的活动，就是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最好诠释的反击。”一种对这样的解放斗争的描述的支持是，马克思具有潜在的犹太意识。这事实上也是对他自己努力的一种描述。

对马克思的恐犹以及犹太预言家的态度进行比较是有原因的。那些犹太预言家常引用对他们中心教义的咒骂，即在神像面前屈服自己的中心教义的咒骂。马克思论文的风格引起了这一比较：“在其他神祇还没出现之前，金钱成为以色列的嫉妒之神。金钱使所有的神祇都变得卑微，并把他们都变为商品……金钱异化了人类工作的本质；而且这种异化控制了人类，使他特别敬重金钱。”但是这种在随后的《资本论》中重复出现的圣经的语调，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解说是分不开的。他的客观分析是以普遍意义上的经验现象为基础的：不论有没有“犹太教徒”，金钱都是一种普遍的权利。“犹太教徒的实际精神与天主教徒的实际精神相似；犹太教徒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解放出来了，而天主教徒成了犹太教徒。”历史发展的法则使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任何宗教都具有反社会的元素，这点成为它们的单一本质，并通过社会使它们能够一直运转下去。来自犹太教的天主教已经融入实际的犹太教，并通过这种还原使天主教本身成为人类异化自我和本质的完美宗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抱有他最开始的概念，但胜过他25年前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恐犹趋势。在《资本论》中，天主教，尤其是其新教，是抽象的人的最完美的宗教形式。[46]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论犹太人问题》的必要的续篇，也是对其逻辑的总结。在语言方面，它用了更为正式的文体。相较于《论犹太人问题》，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获得了社会学的确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供了对宗教社会根源的分析，包括对宗教信仰中荒谬的道德原因的分析。这一原因为其特征进行了辩护：由于被剥夺了真正的幸福，人们以赋予虚假的幸福的宗教为避难所；通过这种“鸦片”而产生的错觉，更可能使所有的安慰和梦想消逝。“宗教的痛苦是对现实的痛苦做出立即的解释，并对其进行反抗。”人们由于被折磨、被摧残，而在宗教里重新发现了逃避现实世界的心灵和精神，所以人们必须回归，必须改革，使宗教的光环永远消失。服务历史的哲学必须抛弃对宗教和理论的批判，把它的注意力放在人类异化的世俗模式上。它将成为对法律和政治的批判。德国没有为这种批判提供肥沃的土壤，这是因为德国本身的经济倒退和错误的政治体制。但是在德国范围内，通过德国的哲学，先进人物的水平，这种哲学的实现将终结推测性哲学，使人们回归他们的本性。路德教会和新教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有关哲学，或更准确地说，基本理论的未完成的改革将成为物质动力。换句话说，基本理论能获得大众的支持，并推动他们进行革命，也因此结束了宗教异化。马克思用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人类学代替康德的针对抽象个体的伦理，并保有后者最被人熟知的格言：“宗教批判的总结伴随着这样的论点：人本身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存在物，因此，绝对需要推翻所有导致人类堕落、受奴役、被抛弃、变得卑微的所有条件。”在马克思的思维中，这类革命性的教诲仍旧是哲学家式的，因此他讲到“理论”或“哲学”时是不加选择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他在哲学上的依附性。在把自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之前，马克思需要进行长期的内部斗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抛弃了哲学推论而采用伦理信条。伦理位于所有的社会批判之下，而这些社会批判是马克思将要在他的实践和理论任务中开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明确阐述了无产阶级伦理道德的原则（与政治上的观点无关，是马克思授予的观点）将与马克思的名字紧密相连。

马克思是第一个把“社会主义”——一种观念运动——与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社会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文体是宣言式的，的确提高了无产阶级的使命感和人类解放的地位。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考虑的是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的解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均没有被提到。但是文章的确讲到了“对私有制的否定”，这是无产阶级转变为社会运转的基本原则的需要。马克思希望德国无产阶级发展超越那种原则和需要的意识。他力劝无产阶级进行内部革命，达到“哲学改革”，有意识地从事这个广泛的事业。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都无法接受这种观念，因为英法两国都不需要经历这个：它们经历的是正常的历史演进，这些国家将通过政治解放来达到整体的解放。源于“部分的”以及纯粹的政治革命的相似的发展，对德国来说则是不能想象的。原因是：仅在哲学上——因而是抽象的，德国就超越了政治解放这一中间阶段，而这也正是其他现代国家所要经历的。德国历史的倒退驱动了这个国家的理论解放，并在现代人能够接受这一目标之前为其实践上的解放扫清了道路。

为什么这样呢？在马克思的阐述中，社会学分析和伦理学似是而非的观点都是复杂的，就像它在《资本论》中预示了更为准确的观点。这是现代经济问题的发展理论，可通过革命使其消亡。主导德国成为这种特例的东西就是德国拥有现代国家发展的所有固有苦难，德国不能享受这种来自发展的部分性的满足。“因此，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水平。德国可以比做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渐衰弱的偶像者。”[47]抛开现代政治体制所有的优点，德国政府把他们所有的观点与少有缺点的原有体制相结合。德国历史的秘密就是隐藏了它的政治结构。不像法国，德国没有一个社会阶级能以社会公共权力的名义行使这种公共权力，开始以他们自己阶级情况为出发点的社会解放运动。德国的资产阶级是典型的平庸之才，缺乏革命勇气以及道德热情——这些都是成为社会解放主体阶级不可缺少的优点。只不过，其他阶级加速了这一特殊历史角色的形成。如果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特征，那么它是因为德国没有产生使德国所有的社会缺点都具体化的阶级。换句话说，德国没有产生大量的工业无产者。在这里，马克思感兴趣的是：未来无产阶级的理想观念——这种观念首先是社会学的分析——生动地阐述了早期提到过的民族信条。

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48]

在这里，马克思没有描述一种存在的制度，而是预测一个过程，也就是使德国无产阶级在“工业运动”中觉醒而被组织起来的过程。而且，他没有讲“历史必要性”，而是说全面解放的“正面可能性”。他认识到物质联系不足以唤起德国无产阶级“融入旧的普遍秩序”的需要，这是“无产阶级本身存在的秘密”。总的来说，马克思讲到德国的人类解放，将角色转移至“哲学”上——哲学不可避免的否定，他已经提道：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