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同样抱着怀疑的态度，就像他早期在杂志社任职时一样。赫斯的投稿对社会主义的阐述脱离了哲学说明，这时，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文献了解多少？他的研究笔记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他的藏书室的书在他死后逐渐疏散了，我们少了关于这方面信息的一个最重要的资源。但我们的确知道，在1845年5月左右，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研究了一系列乌托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30]

在这里，我们将简单介绍马克思最初的迟疑。在杂志社任职时，他阅读了被称作“德国共产主义之父”的赫斯在《莱茵报》和瑞士《二十一印张》（the 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上发表的文章。[31]赫斯在文章中大胆地揭示出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是工业社会中无产者不断增加的不可避免的结果。[32]由于这种“共产主义”趋势，报纸被停刊，马克思作为主编受到谴责——如果不反驳，他至少也在对此发表评论。他假装有些怀疑，然而他的反应泄露了一切。他自己就提出关于“阶级什么也不是”的问题——类似于西哀士（Sieyes）对“第三等级”的概括——“包括一切”[33]。从这一点上，在杂志方面的压力到来前的几个月，马克思仍然在思考对共产主义观点进行“深刻的批判”，并首次提到那些与他的观点明显不符的作者。在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上，他写道：

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34]

马克思很苦恼，因为他对普鲁士审查机构的坏脾气导致他在斗争上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很明显，早在1842年9月搬到巴黎的时候，他就已经思考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共产主义作为“教条的抽取物”激起他的愤怒，就像他早期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感觉那样。一系列的共产主义作家也在促使他快速成长，他们分别是卡贝（Cabet）、德萨米（Dezamy）、魏特林（Weitling）。他甚至开始了最初的批判：“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绝不是一回事；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35]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学派区别的最初记录，而这篇文章是在《德法年鉴》创办后的几个月内发表的：同样的区分在马克思最初的经济学著作中再次出现，在这里，共产主义被视作一种新的人类主义。此时，相较共产主义，马克思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这两者都没能满足他的需要，因为这两者都忽略了人类的“理论存在”方面，如宗教、科学和政治。这些现实的现象都遭到了激进的、无情的批判，对马克思来说，他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哲学。他在离开巴黎之前就熟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科，但是单独的批判不能完全解释他对这两个学派的不满。他必须熟悉魏特林和洛仑茨·冯·施泰因（Lorenz Stein）的著作。的确，他与这两人交谈过，但是他的文字仅提到他们的著作所赋予他的东西。[36]关于这两人对马克思决定与工人阶级运动结盟的影响——不包括减少他对组织学派的不信任，肯定要说到马克思在魏特林、赫斯和施泰因的著作中发现了现代无产阶级。毫无疑问，在直接与此接触之前，还包括其他作者。魏特林用德国知识分子来描述个人化的无产阶级。施泰因被政府派到巴黎研究“法国当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告知当局关于德国城市中的工匠的政治煽动情况。马克思阅读了施泰因和无产阶级思想家魏特林的著作，他们自己就能获得马克思的认同工人无论如何都需要采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更准确地说，这种观点就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任务”的执行者，允许马克思提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就像马克思试图从理论上综合，如科学的和伦理的、分析的和叙述的，这些所有他熟悉的不同原则。就如同恩格斯后来对此演变的解说，“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的发展”，或者说把空想社会主义变革为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仅仅是一种基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伦理而把各种学派综合起来，并为这种合成提供科学基础的不懈努力。[37]

马克思最初接触社会主义文献时的踌躇被各种东西干扰着。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他在开始时的不明确是很明显的。对现实的渴望驱使马克思引导工人阶级运动。以整个一代德国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都是黑格尔的信徒。也就是说，通过由理论哲学走向“实践哲学”的变革把他们从他们所掌握的理论中解放出来。[38]因此，个人可以期待自己设计政治规划，如自由党的框架。然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些权宜之计。这些能满足哲学家的空洞的唯心论，甚至这些“批判”哲学，这一切对他来说好像都是对人类痛苦的否定。最终，黑格尔的伟大是否在于通过完善哲学而抛弃了哲学本身，也就是是否通过提高了辩证的高度而暴露了它自己演绎思维的缺乏？在内部长时期的争论之后，马克思正式宣布他将不为荣誉地去构建一种新的哲学，他知道这种哲学注定成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敢于构想自己的剧本，处于国家的边缘化地带，他梦想着一种“真正独立的思维的新的复苏”。然后，他讲到“内部困难”似乎比外部障碍更为严峻：

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39]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这种态度中的某些模糊之处。模糊地“克服”黑格尔的哲学后，马克思曾宣称除了对社会秩序背后的机制进行激烈的批判外，要抛弃所有的方式途径。但是批判本身不就是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一个真正的斗争舞台吗？换句话说，宣称政治解放和政治观点二者就是混合物，是矛盾的现象。马克思深信，不要沉默。他的角色就是经过“大的政党”历练的社会改革家和教育家。[40]对机制的激进批判必须是清晰的，要通过巨大的精神努力，由一个政党，也就是一个阶级的行动来完成最后的社会剧变。在已确立的秩序之中，并根据这种秩序来组织自己就是道德误用的危机；在社会斗争现实之外进行哲学的思考则直接导致无结果的观点。对这些缺陷的保护将导致人们在选择上的有意识的不明确。恩格斯说，新的政党，必须是“一个哲学的政党”。的确，这方面的鼓动者认为这是德国的使命，即“实现”哲学领域的革命，进而完成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社会革命。[41]结合这三方面的先进性，以达到“联合所有受压迫的人们”的目的，这很需要抛弃理性和现实之间的形而上学的特性，证明物质决定论代替存在论有能力使人们有意识地沿着掌握、接受理性以及掌握、接受任何政治革命活动的预想的道路前进。后来，一种学派用类似数学的确定性代替了其中的不明确性，揭示了马克思理论的权威。同时，它也因此消除了元素中的自然性，即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中，保有人和人之间关系变革的绝对的条件。这种学派变革为一种被证明了的科学的法律，这种法律仅仅是或打算是一种道德行为准则：“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你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42]

上文总结了《德法年鉴》的规划，完全由编者选择的格言组成。马克思对卢格说：“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43]

在写于克罗茨纳赫的著作中，马克思没有对这一规划做什么暗示。有关实际应用的有抱负的计划和广泛的批判目的的计划将为更为谦和的甚至是狭隘的规划让路，这种规划代替了对“世界”整体批判的最初计划。当他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邪恶腐蚀了现代社会，并对社会产生了不可挽回的灾祸的威胁，而这一切都源于金钱和制度时，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就成了一个注定的陷阱。官方的说法认为，这两种机制源于人类进行自我保护的本性；但事实上，它们源于统治阶级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财富的迫切需要。其他学者也曾长期对此坚信不疑，但是对其进行科学的证明并把那些学者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马克思的任务：政治经济学为在那个时代结束之前注定要执行的死刑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