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没有追随黑格尔形而上学的道路，因而摆脱了某些迷惘。此时还有比审视历史、寻求哲学解释更好的拯救方法吗？马克思对中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中间观点，是处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修正的观点与对中产阶级社会的“剖析”研究之间的观点，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他对社会斗争的分析揭示了利益斗争的真正根源以及黑格尔所要掩盖的阶级对立，也就是处于绝对概念中心地位的观念和原则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黑格尔自己那百科全书式的好奇精神转向了德国的命运、德国的过去和未来等问题。毫无疑问，《权利哲学》中充满了历史的暗喻，这加速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起源的研究。这是黑格尔著作中的本质主题，而且马克思本来就打算把这一问题纳入他的批判修正中。毫无疑问，相较其他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历史都是马克思真正有热情的研究领域，同时历史也是能让他的各种才华，如作为思想家、作家等，得到充分展现的领域。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病魔使他不能完成他的“经济学”，他通过收集年表消磨与死亡斗争的最后时间。这种简单的抄写员工作是他最后的乐趣。[22]

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于1843年的夏天开始熟悉法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革命以及它们的结果。他的努力被记录在五个笔记本中，总数超过了250页。[23]他所做的摘要，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历史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摘要的103页），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摘要的109页），以及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1832年，约翰内斯·齐格勒（Johannes Ziegler］翻译的德文版的摘要的20页）。

马克思在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历史研究，沿着的是那时德国最著名的史学家C.G.亨利（C.G.Heinrich）和E.A.施密特（E.A.Schmidt）的道路。在对他们的著作的摘要中，他从根本上阐述了高卢人、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司法结构，城镇的发展，中产阶级阶层的产生，从菲利普二世至菲利普四世时贵族阶层的发展，第三阶层（the Third Estate）和国民议会联盟（the Assembly of Estates General），上议院和下议院，以及其他主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主要依据的是C.F.E.路德维希（C.F.E.Ludwig）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他从路德维希的书中所做的摘要如下：“宪政联盟（the Constitutent Assembly）的财富代表，财产的圣巴托洛姆节[24]。国民联盟（the National Assembly）在私有财产问题上的分歧；最大限度；受到反对的雅各宾派，主张民众的君权的保皇主义者。”从J.C.巴伊厄（J.C.Bailleul）的著作，即驳斥斯塔埃尔夫人（Mme de Stael）的“沉思”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的著作中，他特别强调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财产问题上的区别。他仔细总结了威廉·瓦克斯穆特（Wilhelm Wachsmuth）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特别关注阶级斗争、自由和平等问题，以及革命主要煽动者阿贝尔派（Hebertists）。C.德·拉克泰尔（C.de Lacretelle）的两本小册子，K.W.冯·朗西措尔（K.W.von Lancizoll）的一本书，以及许多莱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的研究，为马克思做重建时期和七月君主制政体的摘要提供了素材。这些摘要的中心是宪法的历史，中央集权问题，公共权力和合作权力问题，选举法、宪章、旧贵族的财产权问题，宗教体制问题，人民主权问题，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问题。[25]

许多关于英国的书籍提供给马克思丰富的主题，如解放，中产阶级社会秩序，贫困法律，失业和工资，在克伦威尔（Cromwell）倡导之下的国会改革，皮特（Pitt）的计划改革，王权和国会，抵制由法国大革命所唤起的所有改革，压力问题，诺曼底人攻占的结果，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机制，大宪章，皇权和贵族，英国国会历史，城市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公共房屋所有权的增长，英法的封建主义，政治和市民解放，土地财产，贵族权利的基础，以及君主制政体的构成。[26]

虽然马克思对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和波兰历史的阅读甚少体现在克罗茨纳赫的笔记中，但他用了很多页来陈述美国的史料。这一摘要来自一位如今已经被遗忘的作者托马斯·汉密尔顿的《美国人和美国风格》。[27]汉密尔顿的书最初于1833年出版，叙述了他航行到北美的见闻，因此先于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从某些角度来说，它在气魄方面超过了后者，比如它的描述以及它令人关注的预测观点。可能，并非有意识地，苏格兰的旅行家所得出的结论比他的法国继任者更为根本一些。在阐述纽约居民的进步观念时，他概括了美国未来社会的基本特点和阶级斗争。“在那个城市中，分离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快速呈现。在‘工会’的名义下，实干阶级已经形成自己的社会，直接反对那些得天独厚具有巨额财富的人，那些享受奢侈生活却不需要劳动的人。”“工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平等和普及教育，因为教育上的差距造成了贵族统治。“其中最为可憎的一点就是：贵族的知识、教育、精致生活，这一切都与绝对平等的民主原则背道而驰。”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努力都是为了摧毁那令人无法忍受的不公正，以获得同样的教育水平，加入同样的政府机关。汉密尔顿还说，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为此想要“减少富人的精神条件就像穷人那样”，工会左翼并不满足于抗议道德的流逝，它需要“农业法律和财产的定期分配”。他公开指责社会上的不平等，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他们认为，仅仅财产的平均化……就要用几个世纪的斗争来实现。”汉密尔顿这种对阶级对立的描述，预见了美国的工业发展、加速的城市化发展、成为工业中心、财富、危机、道德下滑以及新的进步：“当钟摆向一个方向摆动，将会出现财富和繁荣；当钟摆摆向另一方向，痛苦、不满和暴动将遍及整个地区。一种潮流的改变，一场战争，供过于求的国外市场，成千上万看不见但又不可避免的事故很容易造成温饱不足的饥民，而这些人很可能在一个月前还拥有舒适的生活。”

联邦政治以及广泛的选举权，公民的法律与他们的实际境况的对照，南北之间的利益斗争，新英格兰地区的宪法，这些都是马克思发现的重要问题，这也都要归功于汉密尔顿对美国社会戏剧性境况的描述。在托克维尔评论的民主和类似平等的外观之后，汉密尔顿认识到美国民主有革命的潜力。在衡量了由宪法引发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之后，在衡量了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之后，再加上该国取之不尽的资源，美国注定成为工业大国。汉密尔顿发展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义风格，做出以下惊人的预言：“记住这里所出现的阶级，它将掌控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利。这里不再需要用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保护财产。到那个时候，我将很高兴知道，富人也要寻求安全，不论对人还是对财产……民主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任意获取，这好像不仅仅是延长了这条道路。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28]

马克思仅仅需要用“共产主义”这个词代替汉密尔顿的“无政府状态和任意获取”。后来，在《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章节中，马克思提供了更强的理论来验证这位苏格兰作家的警告。[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