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学校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记者那样，马克思把自己一整年的时间都花在争取新闻自由上。在普鲁士地区，宗教是这一地区的精神支柱和审查制度，成为拥有绝对权利的机构，公众的精神完全被宗教牵引。为了反抗这种情况，马克思维护这一地区以自由为基础的观念。该地区的体制的道德与该地区的目的相同，为了与这种体制做斗争，避免社会误入歧途，马克思选择了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等人的独立的伦理观来反对控制人们精神的宗教。这一地区任命它的仆人成为“心灵的间谍，这些人包括博学的人、哲学家、神学者、政治家和阿波罗的神谕”。简而言之，这就像官僚机构所拥有的奥秘，与中国千年来形成的体制类似。马克思号召人们自由，号召公民自由地、有意识地明确公共法规，明确他们自己意义上的、人类意义上的自然法则。[3]他寻求理性的政府，以公众利益的名义，抨击以牺牲贫穷者的利益为基础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进而认识到公共法则所谓的神授财产不过是中世纪那不可侵犯的遗赠。他在两年前质问蒲鲁东所述观点：“是否任何人在没有明确说明的情况下，侵犯他人财产就是偷窃？那所有的私有财产都是偷来的吗？我不能用我的私有财产剥削他人的私有财产，对吗？”由此，一个观点产生了，后来成为马克思政治社会学的基石，即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4]这是对普鲁士政府的真实描述。马克思反对赞扬这样的政府，事实上就是对它的否定：“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整个自然，并在每一点上都必然表现出，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物质，而是形式，不是没有国家的自然，而是国家的自然，不是不自由的对象，而是自由的人。”[5]

但是，在否定政府之前，马克思必须把他自己从成为他的主要导师之一的哲学家那里解放出来：他的克罗茨纳赫研究为他最后遭遇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马克思回忆了早期的十五年，他如何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对“市民社会的剖析”。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早在1843年，在他最初进行经济学研究之前，他就发现了他的研究指导方针：明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与他在1859年的前言中所陈述的一样。“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到这样一个结果”[6]，等等。

“批判的修正”的不完整文本在1927年首次发表。在此之前，仅有马克思的导言具有一定的价值。尽管它们的辩证论调构成了对黑格尔的政治思维和风格的细致解释，但大部分的手稿都有着丰富的见解。马克思强调黑格尔的自相矛盾、他的赘述、他的诡辩、他的神秘化，简而言之，就是投机的技巧被用来支持一个主要观点，而这一论点正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建构的中心点：人和社会本来什么都不是，国家代表了一切。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而任何人只要“把它译成散文”就能看清整个的骗局。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理论是一种道德本体论，是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中无意识散发出的道德精神；但是同时，就如同“现实的观点”，这一理论产生了家庭、市民社会和这一理论本身的“界限”。通过一个巧妙的借口，黑格尔把“表象”与“现实”区别开来。马克思则认为现实的反映由遭遇专横的原则的具体联系组成：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真正的主体，是国家的活动元素。他精密地剖析了黑格尔投机理论的架构，总结出哲学批判仅仅是黑格尔式的逻辑的附带品。对黑格尔来说，“逻辑不是用来证明理论的，而是理论用来证明逻辑”。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诡辩的真正意图：证明普鲁士君主制体制的必要性以及“表明君主是上帝真正的化身的观点”。对世袭的权力的辩护被简化为是对纯粹的、简单的兽性的辩护：“在这种体系中，自然界就像制造眼睛和鼻子一样，直接制造国王。”[7]马克思著作的经典之处就是反对形而上学理论。他进而揭示了民主的概念，这在他的社会主义理念的萌芽中有所显现，也是他贴近无产阶级的更准确的原因。然而，这种发展，直到那个未发表的对黑格尔批判的导言在巴黎起草，才得到清晰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