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哲学走向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经济学历史是长期的且纷繁复杂的历史。起初，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许多选择课题中的一个，并以一系列的小册子的形式来论述。四十年的重复性努力过后，每当再度开始，马克思都不能完成他的“经济学”写作任务。这一重担很难由一个人独立承担，马克思的“中产阶级贫穷”仅使它更容易被击破。在这种很难完成的工作中，每个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马克思的个人贫困也仅是文化贫穷中的一个特别的事例，文化贫穷的理论否定将防止实践破坏和新社会的产生。马克思的《资本论》显示了一个世界自我摧毁的过程，是对野蛮社会的病理学诊断。但这也仅仅是集体主义批判中的一小部分，直到该著作所分析的经济系统完全崩溃，这一批判才得以终结。马克思的工作灵感不仅来自其他一些作者的观点，也来自他们的喜好与憎恶。他对他自己的长期阅读定义，就像他曾向自己的女儿劳拉（Laural）倾诉的那样：“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1]我们要认识《资本论》，不需要从一开始就逐字逐句地阅读，那是一种道德谴责和反驳行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真正靶心是人类生存的具体模式。这种人类的生活、劳动模式因其本身的成就，如技术创造，而受到威胁。《资本论》本身是一部科学著作，它反对以国家的财富作为借口的科学。反对以奴役“最贫困、人数最多的阶级”为发展要素的科学。对卡尔· 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是邪恶的理论，是占主导的社会秩序的科学。他单独承担经济学的研究，确定了指责和揭发的目标。马克思在明确理论证据之前就直觉地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邪恶的。事实上，他的这种直觉甚至先于他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他是从社会主义走向科学，而不是由科学走向社会主义。他的革命信仰先于所有的科学证明。他创作《资本论》，但并没打算寻找一种新的哲学和一种新的经济学。他需要的不是对世界的新的干预，而是摧毁某种科学的根本性批判。客观现实表明，这种科学是通过贫困泛滥而获得财富的各种方式的科学。马克思的目的是揭露劳动剥削，扫除欺骗，撕毁意识形态上的欺骗面纱，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把人对人的剥削合理化了。简而言之，马克思的宏伟目标就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之前，在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打下科学的基础而投入经济学之前，他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同时谴责土地和金钱。

然而，只有当我们承认马克思投入工人阶级运动，依附于社会主义是明显的突发事件时，这种解释才是合适的。他精深的、成熟的反思来自他的经历。被迫放弃自己大学时的职业规划，马克思投身于报业，而后由于专横的政府对自由的新闻怀有敌意而终至沉默。而且，在他结婚之前，他的家庭反对他继承父亲的遗产，因为这更容易让他背井离乡。[2]这一系列的障碍在1843年春季和夏季使他回到克罗茨纳赫的平静环境中，这是他学术事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莱茵报》受到压制之后，他在克罗茨纳赫进行了沉思，有了一定的成果：几个月前，他在巴黎完成的两篇论文被发表在1844年2月《德法年鉴》［Deutsch Franzosische Jahrbucher（Franco-German Annals）］上，这也是迄今为止他最为重要的文献。这两篇论文分别是《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它们是一个声明的两个方面，而且这个声明的本质被四年后的《共产党宣言》再次强调（二十年后，这一本质在《资本论》中有所阐述）。1844～1848年，马克思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发表了三本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工资劳动和资本》。同时，他建构了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对其做了明确的阐述。参与该工作的还包括“德国共产主义之父”赫斯（Hess）和他的弟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因此，马克思走向社会主义有着内心和才智上的双重动机。他的决定是无比坚定的，就如同在他的工作在他的科学工程中那样。1843～1844年的手稿中已经包含了《资本论》中的关键点，在这里，我们发现结论性的工作仍然是要被书写出来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和其不完整的原因的唯一道路，就是追寻竭其一生寻求唯一目标的理念与情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