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满怀**地借助于每个个体，与他的道德挑战和需要内部发生总体变化的教导相呼应。尽管致力于一般的现代人类，致力于被普遍的腐朽扭曲的人，即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的人，这个吸引力仍然意味着一项可以适当地归于产业工人阶级的成员的任务。只有那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惨遭**的人，才能完成拒绝和反抗的壮举，最终结束人类的退化，终结曾经被称为“历史”而实际上只是人类漫长的史前史的时代。尽管“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在其毁灭中团结起来反抗人的退化一般条件，“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107]。

无疑，现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19世纪马克思所探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有很大不同。严格地说，我们如果用一种新的语义学取代马克思的语义学很可能引起争议，但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领会马克思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部固有现象的时代特征——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

根据今天的情况，我们或许会问：现代国家是否依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或者它是否正在变成一个新的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阶层，即变成其对社会资本和个人劳动的控制与专制者的权威截然对立的、无名的官僚政治精英阶层的工具？在马克思的伦理学看来，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1844～1845年对国家的假定来考虑这个问题，它的真正意义才会变得明显起来：“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不可分割的。”[108]或者，像《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109]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然而，只有根据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原理（假设），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正是这个原理（假设）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同一切形形色色的有阴谋的意识形态或专制政治区别开来。把自己组织为一个阶级和一个政党的工人阶级不需要宣布放弃自己天生的智慧：他们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历史主动**给一个先锋派；这个先锋派主张把革命意识和所谓的历史辩证法具体化，把革命道德问题变成政治战略和策略问题。[110]

简而言之，无产阶级不能期望任何其他的阶级、政党、救世主或教会来拯救他们。“他们觉得，无产阶级渴望援助，但未想到，无产阶级除了渴望自己的援助外，并不渴望任何人的援助。”[111]无产阶级反对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鼓吹屈从和卑微，而他们不会“使自己像狗一样被对待”。对他们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112]。社会主义的道德谴责这种顺从和英雄主义。工人阶级嘲笑那些算计战争得失的空谈家，他们从自己可怜的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里拿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所需的费用，把革命当作“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113]。

尽管马克思一直希望在民主国家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但他对整体性的阶级运动和政党的政治鼓动做了明确区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拉萨尔逝世后，马克思在给它的主席约·巴·施韦泽（J.B.von Schweitzer）的一封信中，列出了他认为每一个严肃的工人阶级政党议程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阶级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应该为整个社会解决这一任务）的事业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114]因此，马克思把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合作（化）运动看作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两大胜利。他认为1871年的公社（巴黎公社——译者注）是工人阶级历史主动性发挥的深刻的例子，合作化的工厂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可以进行，而无需一个雇用劳动者阶级的雇主阶级”的证据。[115]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将导向政治霸权，那么他们在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中一定获得了足够的经验去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关系。工人阶级争取有利于自身的立法改革，不过是在履行他们对自己的一项基本的义务罢了：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116]

因此，很明显，作为一种阶级运动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与政党的政治鼓动严格地区分开来。不同的政党通过不同的名称把工人隔离开，有时甚至把他们分成不同的敌对派系。然而，如果工人阶级的联合会有革命的自觉性和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直接结果做斗争的责任感，他们就能够实现这场阶级的运动。工联不应当夸大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也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搏斗，他们必须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现存制度产生的直接结果的原因，运用这些“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117]。他们应当“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发挥作用。[118]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他们必须避免政党的影响，因为他们“可以独立地建立起反对资本力量的屏障”[119]。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任何阶段都绝不会通过现实政治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尽管承认拉萨尔在使无产阶级运动在德国复兴方面的“不朽功绩”，马克思还是不能原谅他在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幌子下通过同封建势力的政治联盟（拉萨尔声称要控制它）来损害工人阶级的企图。马克思曾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说：“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20]当工人为了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反动的力量——被迫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时，他们“一有机会就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之外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121]，而不需要掩饰自己伟大的最终目标——颠覆资产阶级。

因此，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道德原理作为出发点，马克思学说中最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如政治权力的征服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得到合适的解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权力是一个渐进过程的最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日益觉醒，工人们将通过革命的实践达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对政治权利的占领：这一壮举一方面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另一方面标志着人类“野猪的历史”的终结，以及以群众的觉醒和对经济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为特征的新纪元的开端。[122]

在他写于1843年、直到1927年才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法律体系的本质和历史意义做了简短而中肯的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把个人很明显地分成了两个对立的存在：作为类存在的人和市民。但是，一方面，人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变成了只受个人利益驱使的利己主义的人；另一方面，人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政治存在物，“一种寓言式的和道德上的个性”。我们想起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里对“公民”（man-citizen）的定义。这确实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新颖的概念，卢梭用极强的逻辑非常完美地对它进行了论证。这一概念为后来的1791年《人权宣言》提供了基础。卢梭指出，“把人民组织起来”，改变所谓人的本性和用“部分的、道德的存在”代替肉体的、独立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必须剥夺人的原有力量，赋予他一种外来的、非由别人协助不能享用的力量”[123]。卢梭作为回到自然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作为国家社会主义（étatism）的拥护者非常矛盾。

马克思对卢梭的论述做了一个很自然的结论，他进一步指出，一旦资产阶级实现了完全的政治解放，无产阶级就能够正视全人类的解放——它的革命目标。“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从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124]，人类的最终解放才能完成。通向人类的普遍解放之路，始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法律的反对。这在一个专政阶段得以推进，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被迫成就了他们对那些不愿自动放弃自己作为剥削者阶级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少数特权者的威信。[12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要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对抗状态逐步从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方面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同时也为它的取代者准备了空间。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预示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在这个水平上，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假设排除了一切失败的可能性。为了配得上“无产阶级”的名字，一种专政必须通过新的社会形态取得胜利；而实行专政的目的是创造，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不过被证明是一种后天性。所以，任何一种被颠覆的专政都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专政。

作为一种道德的挑战，马克思的思想从来没有失去它的有效性。就像一个世纪前一样，它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和深刻的教育意义。马克思在19世纪为了唤醒工人阶级所提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也同样是评判我们时代的革命意识的尺度。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了不幸，这些不幸甚至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作为今天的创造者，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绝没有夸大他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而在20世纪早期，这一理论可能被看作着迷的产物。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不仅十分清楚地证明马克思最悲观的预言依然有效，而且更加凸显了这些预言的意义。因此，我们会发现并承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不是一位学者或者空想家，而是社会革命的道德理论家。

[1] 参见《巴黎手稿》（1844年）和《神圣家庭》（1845年）。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8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7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744、8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关于“已建立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可能会立即将它神秘化的意识形态重新构建为特定生产方式和统治的由历史决定的变种。他常常把这种变种称为“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关于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96～397页。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讨论，参见“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89～402页）。

[6] Marx to Arnold Ruge（May 1843）；MEW1，p.343。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943年5月）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收录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1842年2月～1851年12月”）中没有作者在这里提到的这封信。——译者注］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4页。

[8]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流亡伦敦的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做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1851年2月11日）在回信中，恩格斯谴责了腐朽的政治移民，并表示他更喜欢“不同所谓‘革命党’发生任何关系的独立著作家的地位”（1851年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205～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Documen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1866［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n.d.（1963）］，p.288.

[12] Cf.M.Rubel，“Marx，theoricien de l'anarchisme，”L'Europe en Formation，nos.163-164（Oct.-Nov.1973），pp.39-5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451页。

[14] Ducunt volentem fata，notentem trahunt，古希腊格言。——译者注

[15] Kierkegaard's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trans.D.Swenson and W.Lowrie，Princeton，1941，p.272.

[16] Kierkegaard's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trans.D.Swenson and W.Lowrie，Princeton，1941，p.275.

[17] Kierkegaard's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trans.D.Swenson and W.Lowrie，Princeton，1941，p.543.

[18] From Indovelse i Christendom（1850）；Eng.translation：Training in Christianity，trans.W.Lowrie，London，1941，p.88.

[19] 在抽空了克尔凯郭尔思想中的道德和宗教内容之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变成了适应任何情况的哲学的拥护者，甚至是希特勒哲学。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克尔凯郭尔设想了这样可能传递着同样被滥用的判断：“为什么黑格尔将个人的意识和意识关系看作‘罪恶的形式’？为什么？因为他神化了已经建成的秩序。”（Training in Christianity，p.88）在阐述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背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视下列论断，一个真正对理性的、辩证的或非辩证的思想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在实现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就是历史本身。”（Jean Paul Sartre，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vol.Ⅰ，Theorie des ensembles pratiques，Paris，1960，p.142）这个论断的作用难道可能没有注意到他在将马克思的教导看作纯粹形而上学的实现的时候，正在对后者进行最严重的攻击？孕育出《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家提出的道德要求同样不屑一顾的是对上述质疑它与“黑格尔和马克思意识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之间的相容性的口头设想（cf.Raymond Aron，Histoire et Dialectique de la violence，Paris，1973，p.235）。

[20] Letter of Dec.15，1870，in Selected Letters of Friedrich Nietzsche，ed.and trans.C.Middleton，Chicago & London，1969，p.73.

[21]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in Thoughts Out of Season，Part Ⅱ，trans.A.Collins，New York，1964，p.71.In Die frohliche Wissenschaft （1882）Nietzsche judges Hegel more indulgently，according him the virtue of having been the first to introduce the notion of“evolution”in science：“Without Hegel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Darwin.”English trans.：The Joyful Wisdom，trans.T.Common.New York，1964，p.306.

[22] 关于这两位思想家在学术方面的相似性，参见Karl Jaspers，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1919。

[23] 英文为Jupiter，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之王朱庇特，亦即宙斯。——译者注

[24] 由于没有马克思现存著作的完整的版本，不管是在以前还是现在，很多想为马克思写传的人，往往都受到很大限制。1925年，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支持下，力图出版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1931年，这位卓越的学者遭到削职和驱逐，这项出版工作也被迫停止。这件不光彩事件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他的继任者维克托·阿多拉茨基（Victor Adoratski）仍然按照梁赞诺夫原来的44卷（册）计划设计这项编辑工作。到1935年，文集一共出版了11卷。这时，出版工作再次中断。令人惊讶的是，1939年和1941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了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Grundrisse），这显然是在《资本论》之前马克思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著作。

（1969）我们希望读者关注一下迄今为止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完整的版本。这就是德文版《全集》（the Werke），共39卷。东德在1956～1968年出版了这一文集，两册增补卷随后也出版了。

（1978）1972年，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共同策划出版新MEGA “样本卷”（specimen volume），预计出版100卷。目前，已经出版6卷，其中至少有3卷加入了之前未被编辑的新内容。这个版本的“全集序言”（Preface to the Complete Works）中的一段文字对该版本的精神特征做了如下描述：“当前时代中科学与革命实践迫切需要这样一种版本，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科学共产主义中的历史性成就呈现出更大的说服力。”（vol.I，I，Berlin：Dietz Verlag，1975，p.19）这一事业确实表明它的一般倾向性和方法——被称为“意识形态使命”。同一篇前言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建立者”。

[25] 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Moscow，n.d.，p.349.

[26]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Stuttgart，1899，p.11.

[2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尽管有这个辩证法。”（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Stuttgart，1899，p.36）

[28] K.Kautsky，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Stuttgart，1899.

[29] Rosa Luxemburg，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 Leipzig，1899；转引自Reform or Revolution，trans.Integer，2d ed.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3，pp.9-10。

[30] 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 2d ed.，Leipzig，1908；Reform or Revolution，p.40.

[31] “Les polémiques pour l'interprétation du marxisme，”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1900.

[32] La Décomposition du marxisme，Paris，1908，3d ed.，Paris，1926，pp.58ff。索列尔在他的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1908）中发展了社会神话的主题。

[33] Karl Marx，l'économiste，le socialiste （Paris，1909），p.196.

[34] “Organisationsfragen in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Iskra and Die neue Zeit （1904）.

[35] 据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做了一个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式的论断，这个论断也许会遭到他亡友的批评。恩格斯说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实际上是为“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无产阶级）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Reminiscences...，p.349）。这个论断包含了后来“列宁主义”的思想萌芽。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53页。

[37] Reminiscences...，p.72.

[38] “马克思的一生多次惨遭驱逐，饱受贫困的折磨和他对现实的不妥协以及不挠的革命精神，就是他的道德价值观的最完美的体现。”Sidney Hook，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London，V.Gollancz，1933，p.92。

[39] Cf.Max Adler，Marxistische Probleme （Stuttgart，1913）and Karl Vorlǎnder，Kant und Marx，2d ed.（Tübingen，1926）.

[40] Auguste Cornu，La Jeunesse de Karl Marx，Paris，1934。科尔纽（Cornu）强调了伊壁鸠鲁对马克思有吸引力的原因，特别是他的物理学，虽然“没能像在德谟克利特那里一样在自身中结束，但却是它帮助确立的一套道德规范的基础”（Auguste Cornu，La Jeunesse de Karl Marx，Paris，p.120）。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马克思不仅在凄惨的物质生活方面，而且也在生活的完全的不安全的方面，与现代无产阶级共担了许多。”Franz Mehring，Karl Marx.Geschichte seinesLebens（Leipzig，1918），5th ed.（Leipzig，1933），p.263。也可以参见鲍里斯·尼科莱维斯基（Boris Nicolaievsky）和奥托·梅恩肯-海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写的包含了梅林（Mehring）所不知道的更多资料的出色的传记（Karl Marx，Man and Fighter，London，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1973）。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5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当时，马克思正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考虑到这点，比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的观点，即马克思时常提到写一本关于黑格尔的著作，看来是没有理由的。Psychologie，marxisme，materialisme （Paris，1946），p.174。事实上，马克思在1843年写了一本揭露黑格尔这位诡辩家（sophist）的书，但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State）的手稿直到1927年才出版。此外，马克思推动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完成的《人脑活动的本质》（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1869），是对辩证法的有力的和合理的揭示，尽管作者当时并不熟悉黑格尔的哲学。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58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35页。关于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道德，读者可以查阅比埃尔·纳维尔有指导意义的著作（d'Holbach et la philosophie scientifique au XVIIIe siècle，Paris，1943）。

[47] 关于理解施蒂纳的书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关系，以及恩格斯相对独立于他的朋友和合作者的思想，参见R.W.K.Paterson，The Nihilistic Egoist Max Stirner，New York，London & 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in particular pp.105-122。

[48] 1932年，由于梁赞诺夫的努力，《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版得以出版。此前，我们只能从分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著作的许多片断中推出这一思想。关注空洞的物质表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历史上最没有光彩的一部分。至于这个思想的起源，马克思从没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恩格斯把它看作马克思的一大发现，然而却没有否认他自己在“阐述这一理论”中的角色（cf.Engels's Preface to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1888）。中文版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65～266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

[50]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1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2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62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62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4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95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86页。

[58]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与下面的话比较接近：“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页）“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9] 为了证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在《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1929）一书中，用超过六百页的篇幅就这个主题展开论述。与罗莎·卢森堡不同是，亨利克·格罗斯曼认为，根据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对马克思的体系的解释，资本主义的衰落是必然的。

[60] 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无视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开始论述的这一人类的选择问题，发展出了他自己关于与资本型社会向管理型社会的转变过程相伴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的似是而非的理论（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New York，The John Day Co.，1942）。然而，马克思自己却预见到了技术国家的极权主义倾向，认为这种现象是资本集中的必然结果，并与资本由“人格化的”向“抽象的”转变过程相伴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我们发现许多关于这种转变的解释。资本通过这种转变成为“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发现许多对于固有矛盾的解释。马克思甚至提到“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即使伯恩哈姆的观点是正确的，也最多只是对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造成影响，却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合法性。社会革命的需要在今天仍然像在19世纪一样备受关注。

[61]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Berlin，1923，pp.379ff.

[62]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列宁更多考虑的是“先锋队”（avant garde）的行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他的纲领也因此使人想起资产阶级政党的实践。

[63] “工人阶级没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一种是经济的，另一种是政治的；只有一种斗争，它的目标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剥削的加深，同时消灭这种剥削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Massenstreik，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Leipzig，1906，new ed.（Leipzig，1926），p.57。

[64] Zur Psychologie des Sozialismus，Jena，1926.

[65] 关于德曼的著作和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著作（Marx and Lenin：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London，G.Allen & Unwin，1926）的讨论，参见Pierre Naville的Psychologie，marxisme，matérialisme（Paris，1946）。一方面，伊斯特曼认为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受害者”，并认为“Theses on Feuerbach”的价值不大。他把列宁看作非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型。另一方面，德曼把柏格森的（Bergsonian）哲学看作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他相信马克思“把自己的行动纲领看作对历史在完成中的自己的描述”，“把揭示未来目标这项徒劳的任务留给了历史”（De Man，Marx and Lenin，p.150）。

[66] Sidney Hook，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London，1933，pp.102-104.

[67] Letter to Franz Overbeck（July 30，1881）；in Friedrich Nietzsche，Werke in drei Banden，ed.Karl Schlechta，Munich，1956，vol.3，pp.1171-1172.

[68] 另一些例子之一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脚中反对蒲鲁东。马克思认为，社会公正源于商品生产体制下产生的法权关系。“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55页）

[69] Cf.Marx to Engels（Aug.1，1877，MEW 34，p.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没有收录该文献——译者注）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2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2页。

[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99～506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410～411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2页。

[74] 在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02）里，E.R.A.塞利格曼（E.R.A.Seligman）把唯物史观的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因此他反对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把前者说成是“实然的理论”，把后者说成是“实然的理论”；一个是“神学上的”，另一个是“描述性的”。在Karl Marx （London，1938）一书中，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与塞利格曼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和对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的“主观”描述，是马克思思想的两条独立的路线，它们有着同等的价值并彼此独立地发展。“它们统一在一套客观唯物主义理论中，这套理论不仅被（那位）研究者使用，同时也是指导无产阶级现实斗争的武器。”（Karl Marx，ed.Gotz Langkau，Frankfurt a.M.and Vienna，1967，pp.6ff）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0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看法：“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0页）

[76] La Naissance de l'intelligence chez l'enfant，Paris，1935，p.186.

[77] J.Piaget，La Psychologie de l'intelligence，Paris，1947，p.9.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8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8页。

[80] G.W.F.Hegel，“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in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fie der Weltgeschichte，转引自the edition Recht，Staat，Geschichte，Friedrich Bülow ed.，6th ed.，Stuttgart，1964，p.383。

[81] G.W.F.Hegel，“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in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fie der Weltgeschichte，转引自the edition Recht，Staat，Geschichte，Friedrich Bülow ed.，6th ed.，Stuttgart，1964，p.383.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4卷，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3] 这里提到的互相依赖的关系在本质上同皮亚杰的说法是一样的。皮亚杰指出，互相依赖是“一切形式的组织的内在属性，而不管这种组织是社会组织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组织”。它存在于“理想”与“价值”、“整体”与“关系”之间的关系中。皮亚杰关于精神活动领域的说法，在解释导向某个社会目标的人类活动领域时同样有效。

[84] 然而，马克思并不清楚，拉萨尔在努力赢得普鲁士首相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支持这条路上到底走了多远。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的通信直到1928年才公布。拉萨尔在一封信中声称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专政”，并把君权看作“社会专政的天赋的代理人”（《拉萨尔致俾斯麦》，1863年6月8日）。参见Bismarck und Lassalle，ihr Briefwechsel und ihre Gesprache，ed.Gustav Mayer，Berlin，1928，p.60。

[85] 《拉萨尔致马克思》（1859年3月6日）。参见Ferdinand Lassalle.Nachgelassene Briefe und Schriften，ed.Gustav Mayer，Osnabrück，1967，vol.3，p.151。

[86] Ferdinand Lassalle.Nachgelassene Briefe und Schriften，pp.152-153.

[87]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1847），in Oeuvres，vol.1，pp.83ff.

[88] Charles Andler，Le Manifeste communiste de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Paris，n.d.，p.208.

[8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0] Feuerbach，“Principles of Philosophy”（1843～1844），in Samtliche Werke，vol.2，ed.W.Bolin and F.Jodl，Stuttgart-Bad Cannstatt，1959，p.389.

[91]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in Samtliche Werke，vol.8，p.358.

[92] Cf.“Principles of Philosophy”（1843～1844），in Samtliche Werke，vol.2，p.389.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82页。

[94] Feuerbach，“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1843），in Samtliche Werke，vol.2，p.317.

[9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34～335页。

[96] Cf.“La Commune rurale et les perspectiv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in Oeuvres，vol.2，pp.1551ff.

[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页。

[98] La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Oeuvres，vol.1，p.135.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51～452页。

[100] 《弗莱里格拉特致马克思》（1860年2月26日）。参见Freiligraths Briefwechsel mit Marx und Engels，vol.1，ed.Manfred Haeckel（Berlin，1968），p.138。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81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84～485页。

[103] 通过19世纪50年代，早期同盟的危急时期，恩格斯写给他朋友的书信，我们发现，他对“党”的理解似乎与马克思是一样的。例如，在1851年2月13日的一封信中，他说：“难道像我们这种逃避官职像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对于唾弃声誉的我们，对于当自己开始有了声誉就不知如何是好的我们，一个‘党’，即一群视我们为同类因而对我们发誓赌咒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8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419页。

[105] Documen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1866），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n.d.（1963），p.286.

[10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61页。

[108]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载《前进报》（Vorwarts ！，184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73页。

[110] 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都持这种关于政党的观点。对后者而言，“革命道德问题是与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结合在一起的”（Their Morals and Ours，New York，1942，p.35）。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211页。

[1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218页。

[113] Wage Labor （1847）；MEGA I，6，p.471.我们不能再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无产阶级的暴力［它曾激发了乔治士·索列尔（Georges Sorel）最重要的思想（cf.Reflexions sur la violence.Paris，1908）］在道德方面具有明显的重要性。这种暴力的积极价值与现代“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被动和服务性不同，与赞成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非理性的恐怖和容忍可怕的“集中营”成为政府体系的态度不同。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引发对今天的所谓工人阶级政党政治所产生的道德问题的考察。尽管这样的讨论超出了我们的范围，但还是应该顺便强调一下。马克思既认为“公正”和“义务”等价值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具有相对性，同时，也在没有做任何“辩证的”区分的情况下，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了“谬误”和“尊严”一类的概念。

[114] 发表于1868年8月2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15]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IWA；in Documen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1866），p.285.

[1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70页。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化）运动思想，参见Thomas Lowit，“Marx et Engels et le mouvement cooDératif，”in Etudes de marxologie，no.6，Cahiers de I’ISEA （Sept.1962），pp.79ff。

[1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78页。

[118] Instructions 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Council；in Document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1866），p.349.

[119] 这些话引自马克思对J.哈曼（J.Hamann）的一项声明。作为德国的一个金属工人协会的负责人，哈曼问马克思：“工会为了生存下去，是不是必须受政治协会的领导？”哈曼对马克思的回答做了总结，并在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主编的《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上发表。文章进一步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李卜克内西、施韦泽或者我自己对你说了什么？其实，除了原因之外什么都没有。”哈曼在他的解释中说，马克思“建议我们不要依赖个人，而应该时刻记住这个原因，并把它作为判断的标准”（Volksstaat，no.27，1869）。同年，李卜克内西邀请马克思参加即将在爱森纳赫（Eisenach）举行的德国人民党（Volkspartei）大会，马克思的回复显示了他对一切政治救世主信仰的敌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重述了他的这个回复：“我根本没有感到有必要在德国工人面前露面，我也不去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只有在他们真正加入国际并且为自己建立起像样的党组织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有这样做的理由。此外，必须清楚地了解，对我们来说，新的组织不大可能是人民党，正象不大可能是拉萨尔派教会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去了，我们就不得不发言反对人民党，这当然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不喜欢的！如果他们居然同意——这才是怪事——这样做，那我们就必须运用我们的全部影响来直接反对施韦泽及其一伙，而不是通过工人本身的自由发动来实现这种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2卷，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92页。

[1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94页。

[122] 当回顾1914年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悲剧时，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一时期开始时，由乔治士·索列尔、曼德华·贝尔特（Edouard Berth）和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的“新学派”（new school）所倡导的革命工团主义学说，看作最有趣和最有希望的形式。马克思的思想曾通过这些形式得到了复兴。

[123] J.J.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 （1762）；in Oeuvres complètesvol.3，Paris，1964，pp.381-382.

[1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6页。

[125] 毫无疑问，马克思在他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中发展了他通过无产阶级来反对和打破国家机器的思想，尽管他在这里的思想与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都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将放弃从资产阶级革命中获得的基本权利，或者一个“新的”少数将变成社会的独裁者，提出他们对政治权力和“辩证的”无限权力的要求。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恩格斯手里被扭曲了。马克思逝世后，是恩格斯第一个向世人宣布公社——用马克思的话说即“工人阶级的政权”——实际上是他关于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Cf.Jules Andrieu，No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en1871，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Rubel，Paris，1971，pp.xvi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