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理论是马克思毕生工作的核心。它是马克思始于1844年的一切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活动的唯一灵感，因而也是我们真正理解他的道德的唯一钥匙。在写作《神圣家族》时，马克思就指出“无产阶级能够，也必须实现自我解放”。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时期，他就把下面这句话当成组织的口号来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最后，在他晚年，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命运产生了兴趣，并把希望放在了这个悠久的农村公社（Obschina）及其村民身上。[96]马克思伦理学的优点——或者说缺点——是它对苦难中的和觉醒了的人的信念：对代表了社会大多数的“一般”的人的信念。除了对“一般”人的信念，它还号召其他人也来为他的不幸的弟兄们的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的则是第三类人：少数无所不能的压迫者、生死大权的掌控者和处于无底的奴役状态的士兵的指挥官们。其任务就是，一旦那些苦难的人和觉醒了的人为了摧毁现存秩序和建立一个植根于人类自身的土壤里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是俗世里的天堂）而联合起来，他们就采取措施维持或重建现状。

马克思没有把苦难的人和觉醒了的人之间的这种联盟看作被分配了不同任务的两种人之间的一个协定，似乎他们被理性地进行了分工——前者由于对他们的生活条件的盲目的反抗而受到谴责，后者则注定会预料到自己的合作者并为他们提供现成的真理。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确。在给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苦难的人和觉醒了的人之间的联盟实质上是“会思考的受苦的人和思考受压迫的人”之间的联盟。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必须把他们对悲惨的现状的原初情感上升到理论理解的高度，从而使他们的苦难具有历史的意义，同时使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意识到它的境遇的不合理性。如果“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那么“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是正确的。[97]

以这种方式描绘的革命运动给人的感觉，就不是一位可以未卜先知的精英人物带领苦难深重的无知群众发动的运动，而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要求和行为的，处于持久的反抗和受剥削状态的群众自己的运动。多数情况下，无产阶级的基本的要求本能地出现在受压迫的环境里。这时，那些目睹了群众的退化行为的思想家们也开始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们是第一批意识到并宣布这场即将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的彻底的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人。他们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把他们的需要和利益当作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并扮演了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者的角色，教给工人阶级学会自己思想。他们首次提出，阶级斗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事实，即一种不能改变的历史现象，而且也是一项历史的义务，一项在对本阶级的正当性（一种道德假定）有充分意识的基础上去完成的任务。这一要求必须使人类避免科技文明在其物质力量的顶点给人类造成的难以形容的灾难，如果科技文明继续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实际上是偶然性的规律）发展下去，这种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

各种宗教和道德告诫受剥削者，他们对今生的苦难的主动接受可以换取来世的回报或净化，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则教给他们把自己看作社会机制的牺牲品。他们是社会这台机器主要的齿轮，因而也就有可能为全人类的利益而运转。这时，历史就发展到了这么一个点：有技术专长的人（homo faber）最终实现了生产力的“全面性”，进而促使“全面的人”的出现——“一切生产工具中最伟大的力量是革命阶级本身”[98]。

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观念非常明确地证明他的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理论的道德本性。我们知道，在他有生之年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不管得没得到过他的支持，都是与他的理想不一致的。起初，令人奇怪的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和共产国际建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在谈到“党”时似乎仍在谈论一个没有解体的团体。知道这一点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在这一点上，他同恩格斯和拉萨尔之间的通信包含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内容。尽管当时并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但这三位朋友之间的许多通信中仍然有关于“我们的党”的讨论。与此更加相关的是马克思在福格特（Vogt）事件期间写给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革命诗人和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信。马克思担任《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主编期间，弗莱里格拉特曾为它写下了许多**澎湃的诗篇。后来，他像马克思当年一样生活在伦敦，在一家银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自然主义者卡尔·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诽谤性的攻击和所谓的“马克思党”（Marx Party）中，弗莱里格拉特竭尽全力逃避责任，拒绝为马克思在伦敦和柏林反对福格特的诉讼作证。马克思用一种温和、友好但又毫不妥协的语气使弗莱里格拉特相信，他对他的诽谤者（福格特）的这些诉讼“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弗莱里格拉特很难继续保持他旁观者的立场：

福格特借用你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而且还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玷污整个党是得到你的赞同的，而这个党却以你是它的成员而感到自豪。……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99]

在保持同马克思的友谊的同时，弗莱里格拉特回复道，不管他对无产阶级事业尚有多少忠诚，他都认为自从同盟解体以后自己对“党”就再也没有任何义务了。他解释说：“像一切诗人一样，我的本性是趋向自由的。党就像是一个笼子，在它内部的鸣唱显然不如在外面更自由，甚至对于趋向自由的党自身也是这样。在参加同盟和在《新莱茵报》工作很早以前，我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和革命诗人！因此我希望继续用我自己的翅膀去翱翔，除了我自己我不想属于任何事物，我只想独自做我自己的事情！”在信的最后，他还不失时机地指出“党内各级都出现了……所有成问题的基本要素”，而“一旦没有了纯洁的感觉”，他就不会再因作为它的一名成员而感到满足。[100]

马克思的回信中有几个有趣的观点。它和《共产党宣言》以及《哥达纲领批判》是为数不多的几篇把马克思学说中最重要的问题讲清楚了的文献——这个问题时常引起马克思继承者之间极大的混乱。马克思指出，是他自己于1852年提议同盟解体，并且从那时起就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他写道：“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以后，他曾向某些先进工人（而非特定的团体），其中也包括以前的同盟盟员，讲授政治经济学。1858年，纽约共产主义者协会请求他改组旧的同盟。马克思说，六年来他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说……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他继续说道：

可见，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末我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101]

在这封信的后面，我们看到：“我……在1852年以后还继续了一段必要的时间……唯一的活动，就是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革命儿戏进行了……‘轻蔑嘲笑的做法’。”谈到弗莱里格拉特说的理应属于同盟的问题时，马克思说那些可怀疑的个人从来没有加入过“同盟”。他继续道：

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在革命时代闻不到玫瑰油的香气，时而有人甚至被溅一身脏东西，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拼命地反对我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统统彻底违犯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来反对整个党，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或事务关系中，难道能够避免肮脏龌龊的事情吗？那里正好是藏污纳垢的自然场所。……有支付能力的……道德所表现的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在我看来，丝毫也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而后者不论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和我们过去的“同盟”，都没有完全避免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相互交往中人们才习惯于失去这种对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的感觉。[102]

在回答了许多特别是关于福格特事件的具体细节的问题后，马克思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封信：“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

“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在马克思看来，是建立在真正的知识（认识）基础上的历史性的无形的党，而不是对自身及其目标都不清楚的现实中的党。换句话说，他不认为任何工人阶级的政党仅仅通过它的存在这一事实，就能够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觉醒”或“认识”。[103]在他远离一切政治生活，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完全投入一项繁重的科学事业的那几年，只要一有机会，马克思就会继续提到这个无形的党。他对这个无形的党仍有一种责任感，并希望这个党最终能够囊括整个工人阶级。因此，1859年，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和恩格斯把自己看作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这种任命显然是他们的自我任命，而且已由于“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他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104]。

19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工人运动复兴时，马克思认为，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改组”和对工人阶级革命目标做一个新的公开的宣言的时刻到来了。国际工人协会在精神上是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夕曾对后者的任务做了说明。同盟并不仅仅是许许多多工人阶级政党中的普通的一个，它的目标更具有普遍性，因而也更具有长远性：同盟一直以来既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同时也代表着“运动的未来”。这两方面都相对独立于其他工人政党国内的日常斗争。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IWA）在伦敦成立，这时的环境比十七年前在这个城市建立同盟时要更为有利。国际工人协会被设计成了工人追求和表达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智慧的机构。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是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具体体现。马克思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写道，工人阶级制胜的一个要素就是它的数量。“但是，只有通过联合而团结起来并受知识的引导，数量才是有意义的。”[105]——“受知识的引导”，而不是受专业的“无所不知的人”或者革命者引导！

在马克思看来，国际工人协会象征了“科学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斐迪南·拉萨尔去世（1864年）前不久发起的这种联合，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也是最后的活动。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无法继续行使它的精神导师马克思赋予它的职责，马克思再次选择回到他的科学工作中来。马克思希望给下一代的劳动的男人和女人留下一个革命的指导自身的完备的工具。他是最早认识到“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的思想家之一。[106]如果我们承认思想可以引领我们超越其他的思想、过去的思想，那么它接着就会引领我们改变现实世界。在改变世界时，我们必须同时改变世界的形势和人类的意识。还有，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持久的反抗和拒绝中生活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体性的人”的先驱，是走向未来共同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