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学说似乎由于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受到破坏：一方面，他指出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崩溃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他又把促进人类状况发生根本转变的社会革命看作承担着特殊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的个体的成就。例如，马克思曾这样写道：“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53]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54]。资本主义引起了对它自身的否定（也就是社会主义），“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55]。然而，我们同样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看到：“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6]换句话说，“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57]。

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历史的必然性，或许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经常产生不一致的问题中最有争议的一个。如前所述，第一个触及这一问题的是伯恩施坦。他认为自己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中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snare）。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不啻为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支持者之间争论的焦点。

在上面的引文中，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强烈的宿命论观点，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对被赋予（被谁？）一种“历史使命”的受压迫阶级的“历史主动性”的绝对信心结合了起来。如果不违背马克思天才的基本一致性，不以他所说的隐微教诲（esotericism）为基础，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能否统一起来？之前，人们从来没有从这一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相反，马克思的教诲永远受制于最为牵强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模仿，相应的文本肯定也被用来支持关于他的著作的充满分歧的一种或另一种判断。

那么，我们如何协调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观点（马克思确信他已经证明了，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同时认为政治革命是以道德要求的形式向无产阶级意识提出的无比英勇的任务，也就是“绝对命令”[58]。摆脱这种困境最容易因而也最方便的方法，莫过于放弃其中的一个，或者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一个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或者把它看作一种政治运动的学说。这正是伯恩施坦在阐述自己的修正的社会主义观点时的做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最终崩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也逐步得到改善，伯恩施坦有必要把革命斗争——马克思曾把它同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联系起来——转变为对政治的和经济的状况进行改良的政治活动。这些改良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伯恩施坦之后，马克思“危机理论”（Zusammenbruchstheorie）的合法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形成了一座无形的山。在所有试图维护马克思思想一致性的努力中，罗莎·卢森堡最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她的理论性著作——《资本的积累》——既有重建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唯物主义基础的艰苦努力，也有对早于或晚于马克思的教条主义的经济学家的严厉的批判。这些经济学家试图论证资本的无限积累的客观可能性，并由此证明我们受现行制度统治的永恒性。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体系批判性的分析正确与否[59]；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她在论述社会主义诞生时的革命视角。她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的唯一选择，否则，人类就会堕入难以形容的野蛮状态。[60]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这一历史的选择引领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行为，并通过积极参与资本力量的盲目的相互作用的力量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

资本用武力的方法努力消灭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不管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从而必然使劳动的人口的生活更加悲惨。所使用的武力越血腥，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积累就越广泛地转变为不受约束的政治灾难和社会动**。除了以危机形式出现的周期性经济灾难外，这也最终证明它自身具有无法克服的进一步积累的阻碍。它必然要求国际工人阶级发起反对资本统治的革命，甚至在这个经济体制可能在达到它的自然、自我规定的界限之前。[61]

尽管她的著作中不乏天才的思想，罗莎·卢森堡却未能得出马克思的道德的一致的观点。但是，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她为寻求经济决定论和无产阶级自发性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的统一所做的努力是如此之大，这些理论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似乎只是她的一个微弱的回音而已。正是因为这些理论家虽可作为价值的标准却不具有丝毫真正的效力，她的生命和著作才象征了迄今为止反对对马克思思想的宿命论解释的唯一的、有目的的尝试。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击者和受害人，她获得了一个“启示”：她不仅意识到社会主义不是必然的，而且也意识到“历史必然性”可能造成一种恰好威胁人类生存的混乱，无产阶级应该在决定性的时刻成为“历史主动性”创立者。她第一个加入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并领会了行为方式和抽象的目标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一次，她显得比列宁更具洞察力。列宁意识到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时已经太晚了。[62]从马克思思想的字面意义上讲，她尽管不如乔治士·索列尔虔诚，但她提出了一个革命工团主义的思想，这对解决工人运动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63]

1926年，亨利·德曼（Henri de Man）借着“清算”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攻击的却恰恰是马克思学说的基础。然而，他却强调他批评的目标不是马克思的人格，而是他的著作中的一个明显的缺陷：缺少社会主义的道德诱因。[64]德曼认为，马克思故意放弃了他对经济学原因的继续研究，即对工人运动的客观原因的考察，而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在德曼看来，马克思有意地抑制了对社会主义道德动机的论述，甚至在“压抑”自己的道德情绪方面走得更远。简而言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对道德驱动进行“抑制”的结果，而非其直接表现。[65]

悉尼·胡克（Sidney Hook）考察的是马克思思想的道德方面，但没有从现代心理学理论的角度事先假定它的“退化”。由于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假定与将其冠之的实用主义原则协调起来，胡克的著作显得与众不同。谈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观点时，胡克说：

共产主义不是在事物的本性中注定要实现的某个东西；但是，如果社会继续存在下去，共产主义会提供走出资本主义造成的困境的唯一道路，尽管资本主义拥有丰富的财富，并能为工人提供丰裕的社会生活。马克思真正要说的是：或者这样（共产主义），或者什么也不是（野蛮状态）……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源自分离（disjunction）的事实，而主观性则源自这样的事实，即它是被选择的，而不是等于零。通常，对分离的事实的认识伴随着对共产主义的约束。但是这种联系并非必要，它甚至还不如牛奶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饮料这样的知识更能让一个人去喝牛奶。一个人也许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过去历史的分析。但这并不会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思想家从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有的甚至更早些。只有当一个人接受了分离的第一个条件——这是一个心理活动和（如果你愿意）道德活动——他才配得上这个称号……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在革命行动中实现了自身。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神话，而是一种社会运动的现实的方法。[66]

马克思的伦理学被否定地说成超道德主义，也被肯定地说成本质上的实际论证方法。经由费尔巴哈，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与斯宾诺莎（Spinoza）——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超道德主义者——的伦理学有共同之处。这两位思想家的伦理学都是存在主义的思想，而不是思辨的体系；他们都把人放在了一个无限本性的永恒的周期里面，要求他通过自身的全面发展去实现理想中的完美。然而，我们的推论不得不就此打住，再走下去就只会导向谬误。但是，我们可以假定性地将尼采曾经做出的一个惊人声明归于马克思，即发现了自己同斯宾诺莎的相似性：

我万分惊讶、彻底痴狂了！我有一位前辈，他当真是一位前辈！以前我曾对斯宾诺莎一无所知，今天对他的发现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我们不仅有共同的基本倾向——使知识变成威力无比的热情，而且我也在他的学说的五个本质之处发现了我自己的影子。这位另类而孤独的思想家在这些方面与我最为相似：他拒绝意志的自由，终极性，普遍的道德秩序，无私，罪恶。毋庸置疑，我们的差异也是如此之大。但从根本上讲，这是我们的时代、科学和文化的差异的结果。[67]

马克思很厌恶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说教式的表达方式，他坚决避免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纯抽象地、神秘地谈论“公正”“义务”“道德”等经常被其他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蒲鲁东）滥用的措辞。[68]然而，马克思思想的最大目标却依赖于某种价值判断。他谴责这一“现代神话”只不过是因为它为伪公平和伪道德提供了遮羞布。[69]

马克思思想中或许可以被称为“矛盾情绪”的例子，是他为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在这里，马克思对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出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最简练的说明。在首次勾勒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之后，他写道，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最后，他自信地总结道：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70]

把上面谈到的矛盾同这段话或者同许多从这里引用的其他引文联系起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来临既看作一种经济上的偶然性，也看作一种道德上的必然性。当他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时，马克思的理性而有根据的预言仅仅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分析以及他对现实冲突的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导师亲自参加了这场使社会的两大阶级陷入相互对立的冲突。他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预言，不比一个基于一种道德的信念和倾向，并以特定的物质、经济和历史等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使完全颠覆现存社会和铸就“社会的人性”成为可能）为现实基础的理性的推论更具科学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十”）。换句话说，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述属于某种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为了变得“客观”而要求积极的参与和道德的承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如果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现代无产阶级——它的历史地位加速了社会主义的来临——有通过努力掌握其人性的尊严的勇气，采取行动并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将会变成现实。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意识到那个既实现了它自身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并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了它自身的革命任务，社会主义运动将会是什么样的？

客观的偶然性和道德的必然性（马克思曾清醒地意识到了他思想中的这个“二元论”）的二元论体现在，马克思对批判的顽固坚持，而他的缺乏洞察力的弟子们却更喜欢抛弃而不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71]这本马克思思想的袖珍指南中寻找答案的钥匙和辩护的理由。由于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献，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马克思曾敏锐地预见到他的学说肯定会进一步刺激他的更多的不友好的读者。这篇文献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马克思对他的书做了一个“客观的”批评。这段话是作者为恩格斯准备的给一位密友，即前些年马克思称之为“路易·波拿巴”的“文字上的马屁精”卡尔·福格特（Karl Vogt）编辑的刊物写的关于《资本论》的评论。马克思想欺骗一下这个小报，他的评论有点自我模仿，并为他虚构的评论家（事实上是恩格斯）预设了关于他的书的表面上的缺点的基调。正如它的作者所承认的，《资本论》既是科学的，同时也是“主观的”。

马克思从反对普鲁士对“科学的主动性”的扼杀开始了他的自我评论，而正是这种扼杀使得“德国精神”只有在流亡中才得以实现。他继续说道：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作的正面的叙述……和他所作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例如：（1）货币的发展；（2）协作、分工、机器制度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步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是包括了这一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的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72]

通过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关于马克思毕生事业的这段明显的讽刺性的判断结果证明是真正的“自我批评”。作为一位天生的斗士，马克思感觉到了同一切人类的一致。在他之前，这种感觉只有很少的思想家才体验过。他对人类社会的理性重建的可能性的远见绝没有模糊他对不容乐观的现实的直接观察。这种让人沮丧的现实预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野蛮状态，即我们终极选择的第二个条件。因此，马克思支持这项事业：它的胜利不具有必然性，而只是一种可能性；它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残酷的命运所能给予无产阶级的唯一时机。

马克思学说的两个明显的矛盾方面——他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事实上是他的唯一的、钢板一块的天才的双重表现，也是他的人格（其最微不足道的行动都导向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的双重表现。我们在马克思关于战斗性的认识方法中发现了证明马克思思想一致性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73]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比这里更能清楚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了。因此，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只能这样理解：它既是探究历史发展的一切领域的方法，也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学说；既是理解历史的工具，也是指导革命行动的手段。[74]

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使我们对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做出非常科学的分析。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观，它寻求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行为原则，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和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体。尽管过去的历史现象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但在道德领域，为了达到未来目标所直接使用的手段是可以选择的：从心理学上讲，目标和手段必须统一于革命实践之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世界和人类必须同时改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