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躲避黑格尔哲学欺骗性力量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精神路线。经过几年艰苦的斗争，他才最终完全摆脱了黑格尔“体系”的控制。他曾把它的“委婉的音调”比作妖妇引诱人的歌。甚至在大学期间，在马克思关于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伊壁鸠鲁（Epicurus）的博士论文中，黑格尔的“神秘化”就已成为其思想前提了。在论文中，马克思把重点放在了伊壁鸠鲁学说的道德方面：他对一切意识形态和神话的反抗和他对偶然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提升，教人们摆脱神秘的命运而获得自由。马克思从不隐瞒他对伊壁鸠鲁关于自然的观念的偏爱，这一自然观拒绝客观的因果关系，主张重建对人类经验的积极原则的个人意识。德谟克利特因致力于对一种新病源论的探究而与皇室的尊贵断绝关系，并终因对自己目标的绝望而自杀。相反，伊壁鸠鲁只是对宇宙决定论表示了轻蔑，认为意识是真理的前奏：他在本性的意识中寻找灵魂的“安宁”。[40]

在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想通过普罗米修斯巨人神的傲慢来使伊壁鸠鲁的自由主义哲学更有生气。而后，他把普罗米修斯的“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自己的信条，进而把这句格言看作哲学向“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41]的挑战，以此来为自己辩护。在序言的结尾，马克思把普罗米修斯说成哲学历书上最崇高的圣者和殉道者。这标志着他对生命的看法做出了抉择：人类的存在是对野蛮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斗争和构建“兄弟之邦”（City of Brotherhood）的尘世的使命。

这样，马克思从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开始，就认为思想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运行（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他立志与腐朽的旧世界斗争到底，成为新世界的先驱。这个志向使他很快抛弃了黑格尔这个现行秩序的崇拜者。在为论文准备笔记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开始与“体系”做斗争，无声地离开了那位他不久就公开批评他的危险的“神秘化”的无名哲学家。在这些笔记中，他把哲学同现象世界做了对照，并对受自我实现的欲望的支配和迫使他转向受“外部世界”的“火焰”的驱使的人的无知做了评论。马克思主张消除现象世界与哲学之间的缺陷。在这里，马克思首次使用了后来一直保留在他最成熟的作品里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哲学的实现同时也是它的丧失。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这种文风一旦远离黑格尔派的学究们沉闷的语言，将会产生深远的道德意义。

1843年晚期从德国流亡后，马克思放弃了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身份地位，开始了一种下层人的生活。[42]这时，为了把黑格尔现象学的基本要素放入他自己的历史观，他做了旨在脱离黑格尔现象学基本要素的精神自省。在这段精神寻觅的时期，他首次对政治经济学做了批判性的研究，并在一系列未出版的笔记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黎笔记”。他对这些研究总结道：

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3]

然而，由于黑格尔把自我意识本身——人的宾词——变成了主词，他的“人”就不是拥有一切能力的真正的人类，而是这个存在的部分的表象。因此，他不是把人的劳动看作具体的、感性的活动，而仅仅是抽象的思维。对黑格尔而言，人的生命和活动只是思辨思想的产物，因此他同世界的冲突也只不过是不同的思想范畴之间的冲突，胜败也仅仅是思想的辩证变化的表现而已。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产生是人的思想的纯粹形式的和抽象的活动。因此，异化（Entfremdung）是一个可以被相同规律——否定之否定——支配下的其他活动超越的思维活动。黑格尔把人的整体的现实和现实的整体归结为人类精神的活动。这个精神，就是黑格尔自己的最卓越的、非凡的、百科全书式的精神。

后来，马克思又浏览了黑格尔的“逻辑”，并被黑格尔的“方法”深深吸引。他愿意“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44]。当他把这些写给恩格斯时，马克思不会忘记在他开始支持共产主义时，他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5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中对黑格尔进行的“清算”。在前一部著作中，马克思揭露了披着革命外衣的黑格尔体系的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他仍然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的关系的要素。”[45]另一方面，由于用“批判”和“范畴”取代了“绝对知识”和“理念”，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他的同伴——对自己导师思想的模仿就显得空洞而拙劣。贯穿《神圣家族》全篇的是对道德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关注点既否定地又肯定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否定的方面既表现在黑格尔追随者的精英“批判性地”崇拜所代表的大师道德上，又表现在基督教的顺从所神圣化了的奴役道德上；肯定的方面则表现为坚信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实践环境对于人性发展的重要性的理论。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同意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 Henri d'Holbach）“对人来说，人类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人本身”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他的社会观念的基本原则。此外，马克思在解释爱尔维修（C.A.Helvetius）时写道：“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46]

为了弥补黑格尔哲学中的缺陷，青年黑格尔派转而支持一种道德学说，而这个道德学说的理论前提正是“体系”自身的逻辑结论：因为现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运动，这种自我意识因而也就成了束缚个体的活动和思想的原因。所以，为了改变世界，对意识做一个完全的转变就是必须的。在坚信创造性的意识的巨大作用方面，最坚决的代表是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他那本古怪的书——《自我及所有》（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1845）——向一切哲学、宗教信仰及道德的和政治的学说提出了挑战，主张一种否认除了作者本身的自我之外的一切现实存在的虚无主义。他在这本书的最后狂妄地宣布：“我在虚无之中找到了我的原因。”[47]

施蒂纳的书受到了相当的欢迎，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有必要针对它写一本长篇幅的小册子。后来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并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为它最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没有出版商，这些被遗弃的手稿最终受到了“老鼠的牙齿的批判”。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它的主要作者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最清晰、最系统的表述。[48]同时，我们发现，马克思想通过否定人的意识的任何自主性或创造性活动来实现他与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人的思想活动的各种表现被说成“从物质行为直接发出的”。马克思把这一观点归纳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9]1859年，当他回顾自己1844～1845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研究成果时，马克思再次使用了措辞与之稍微不同的话。[50]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正如他1873年在《资本论》第二版第一卷的跋里所宣称的那样——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他是否只乐于把在黑格尔那里“用头立地”的辩证法倒转过来，使其“用脚立地”？除了推翻黑格尔和他的弟子建立的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也是伊壁鸠鲁反对宗教迷信的那个自我意识）的支柱的基础之外，马克思是否取得了更多的成就？除了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取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外，马克思还做了什么？

1873年的跋似乎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确切的答案，然而，提供这个答案的不是马克思，而是一位俄国的评论家。马克思引用了这位俄国评论家对其《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法的解释，并表示了认可。对眼下的问题，这段有些长的引文里的一句话得出了一个宿命论的结论。对这位评论家而言，也因此可以推出对马克思而言，人类的意识和意志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51]马克思在这段引文后面又加了下面的一段话，似乎表示他的目的就在于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取代黑格尔的泛理主义：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也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