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一篇简短而感人的讲话。在讲话中，恩格斯勾勒了他一生的朋友的精神肖像，然而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讲话蕴含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萌芽，也蕴含了一个思想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这一思想的膨胀最终导致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混乱：人们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思想的正统代表。那么，恩格斯是如何评论的呢？他首先概括了马克思作为《资本论》的作者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赞扬了他朋友的“两大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他接下来又对作为国际的宣传者的马克思表达了敬意——与“甚至还不是半个人”的“科学人”相对的“革命者”[25]。恩格斯将其归因于马克思的“双重人格”。因此可以说，作为马克思长达四十年的亲密伙伴，恩格斯大概想称赞他最好的朋友天赋的全面和丰富，但没有看到把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同革命分离可能带来的危害。因为他的“两个心灵”（two souls）得以完美地协调，这里显然就不存在浮士德之谜了。

作为马克思遗嘱的执行人，恩格斯一直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奉献着自己的力量，直到他1895年去世。他是一位机敏的导师，不仅提供坚定的忠告和鼓励，一旦有必要，他总是给出自己的解释并对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含混不清的倾向加以根本纠正。正是因为他的努力，马克思的人格和著作才能在敌人的诽谤和扭曲中得以维护，恩格斯的著作也往往被看作马克思学说的正统延续。

然而，恩格斯逝世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经由恩格斯的直接继承者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发动，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以“修正主义”的形式爆发了。伯恩施坦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学说最易受攻击的一点：它的二元论。他试图“系统地”把他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纯科学”同它的“应用方面”相分离[26]，主张对后者必须采取一种批判性的修正。伯恩施坦强调，马克思的政治错误源自他理论的根本缺陷，即从黑格尔那里引入的辩证法。[27]通过引用马克思的不同著作，或者必要时通过引用恩格斯的著作，伯恩施坦表面上很容易证明马克思同自身的矛盾，从而证明他把革命的因素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剔除的行为是合理的。

尽管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反驳，也受到了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罗莎·卢森堡的严肃抨击，但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更晚些，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还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影响。[28]罗莎·卢森堡运用浓厚的隐晦语言，指责伯恩施坦的观点，即理论化，应该是“学术精英”的事情。“现代劳工运动的整个力量源自理论知识的支持……”她写道，“只有当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把锐利而可靠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武器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机会主义的潮流，才会烟消云散……数量将会做到这一点！”[29]

对考茨基来说，他只是针对伯恩施坦宣称自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总的二元论，对他做了很皮毛的批评。考茨基反驳说，这个二元论只是伯恩施坦纯粹的臆造，马克思的价值在于他促使了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高度”结合。换句话说，马克思给了社会主义一个科学的基础。然而，罗莎·卢森堡深切地觉察到了马克思的“二元论”，仅仅是指“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目前的二元论”“资本和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二元论，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30]。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挑起的这场争论也在其他国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中掀起了一股潮流。在法国，伯恩施坦的努力很快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天才的复归”[31]而受到乔治士·索列尔的欢迎。无独有偶，索列尔也试图阐明马克思理论的“二元的”方面，引起对隐藏在这个“二元论”下的目的的关注：革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能避免“社会的神话”。马克思对作为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阐述，不是以一位批判的历史学家的语气，而是以一个激进主义分子的语气论述的。[32]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反对马克思这位经济学家创造的没有结果的经济形而上学，然而却强调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者和“考察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权威性的研究方法”[33]的创造者的重要性。同索列尔一样，拉布里奥拉也把革命的工团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真正延续。

20世纪早期，列宁把同修正主义论战的俄国版本用在首次反对孟什维克的理论斗争之中。除了俄国国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广泛的斗争之外，列宁还不得不面对来自罗莎·卢森堡的尖锐的批评。[34]随着这些对马克思思想真正意义的讨论的加强和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者数量的不断增加，这位他的名字被人们用来命名现代最普遍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思想家的肖像周围又蒙上了一层新的雾团。马克思逐渐变成了一种神谕，他的预言性的启示需要一种新的解释学去辛苦地研究才能被人理解。由于敌人的回避和乐于利用他的人的歪曲，马克思的思想激起了最有争议性的阐释。它被证明是十分虚弱的，同时又被证明（以同样的深刻和力度）是完全有效的。

这种情况也许恰好可以证明马克思思想的巨大生命力。事实上，如果我们从那些他的思想最初设定的人的态度判断，马克思绝不会比今天更缺乏生命力。只要关于他的思想遗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还在被大总管（pro domo）引导，也就是说，这场争论还仅仅局限于跟受剥削群众的斗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专家”之间，而受剥削群众对自己的“历史使命”仍浑然无知，其斗争也只是停留在为自己肉体的安全而斗争的层面上，对于马克思的基本的呼吁来说，世界无产阶级就是无关紧要的。

不管人们是反对马克思思想中存在二元论的观点，还是为了调和内在的矛盾而把这个二元论归纳为一种理论上的分歧，关于马克思的这场争论都源于对他的毕生事业的早先解释所带来的一个基本误读。恩格斯对他朋友的人格做这种尖锐而武断的剖析，显然是缺乏远见的。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人，并不是“半个人”；首先，他是一位革命者。那么，马克思不是一位革命理论家吗？他是否把革命的意义更多地归功于某个人技术上的发明，比如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Marcel Deprez），而不是他自己的科学“发现”？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对现代无产阶级解放的贡献不如他作为《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或者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人，或者甚至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促成者所做的贡献大吗？赋予马克思逝世三天后他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墓前发表的一篇讲话过多的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它仅仅为我们窥见恩格斯的方式提供了可能，在这里，恩格斯通过对马克思各种荣誉头衔的模糊描述就基本完整概括了他朋友的人格。尽管恩格斯很有才华，但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伟大的才华，恩格斯缺少了那种可能使他发现曾经点亮了马克思革命生涯的那份天赋的特殊的直觉。[35]

解决马克思学说明显的二元论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对把真正的创造性看作他的天才的特征的理解。如果我们选择在对马克思理论传统的解释方法——一种不做任何分析而证明一切的方法——的老路上继续走下去，将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当然必须参考马克思的著作并借以领会他人格的独特性。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自己仅仅局限于理论命题的研究，从而形成一套推测性学说的人为的文集，我们应该试着走近并理解这个非同寻常的人，一位诗人般的社会科学的天才。

较之其他著作，马克思更多是在他的自传式的叙述中道出了他工作的定位和灵感。例如，我们发现，在与别人的通信中，马克思曾多次提及激励他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因素。下面的引文摘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准备工作结束后不久写给一位朋友的书信：

那么，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6]

关于马克思的科学工作和他的使命，保罗·拉法格曾这样说道：“科学不是自私的，那些献身于对科学的孜孜追求的幸运者，也必定是第一个把他们的知识奉献于人类的事业的人。”[37]

对“唯心主义”这个称号的妄用逐渐抽去了它的积极的内涵，于是我们在选择另一个同样体现了作者深刻的个人信念的相当有意思的术语时感到很困惑。[38]很明显，其灵感来自强有力的道德劝服推动马克思进行自我表白。然而，这将超越我们对马克思思想明确的道德定位的探寻，和对它与其他道德体系的关系的探究——这曾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目标——的局限性。[39]马克思关于对他智力发展的本质影响因素的叙述，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我们应该结束这种冒着公然破坏马克思思想的危险，试图把任何具体的道德哲学都贴上马克思思想的标签的毫无意义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