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尔凯郭尔、尼采、马克思

19世纪的欧洲提供的绝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的背景。这个计划就是为先进工业社会提供新的价值观念，为人类提供新的生存理性和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应的行为规范。或者简而言之，人们为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对其中的某些尝试很感兴趣。这恰恰雄辩地证明了，迄今为止，我们仍未发现在这种新的背景下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或者给我们的生命以理性的模式，和在人类自己创造却又逃脱人类控制的世界建立和谐的可行的原则。由于没有或者未觉察到自己的“真理的传道者”（apostles of truth），20世纪不得不发掘它的先行者的精神遗产。

19世纪的三位天才思想家，即一系列有力的道德思想（message）的作者，在今天人们的道德意识深处仍留有不可磨灭的痕迹。生活于同一时代却又互不相识的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卡尔·马克思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可以说是他们那个时代严厉而无私的裁判者。他们期望那个时代能够完成定位于现代新目标的前无古人的任务。他们每个人在其学术生涯的一开始都遇到了同一个对象，即黑格尔“体系”。这显然对其思想的渐趋成熟至关重要。在每个人那里，这种遭遇都使黑格尔和他的弟子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世界观，一种对人类现实存在和未来命运的批判观点。抛弃这个令人失望的思想家，也就是他们以前的导师，有利于发现他们自己的智慧道路。为了认识到如何不去想、如何不生存，他们需要黑格尔。尽管他们关于人与社会、过去与未来的观点根本不同，关于人类存在的现实的解释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但他们与黑格尔潜在的对立却基于同样的判断：在黑格尔所谓的变成哲学（Philosophie des Werdens）那里，他们很容易地发现了一种僵化的和停滞的学说。这一学说谴责人们平静、自觉地服从历史命运的束缚，而这个历史命运的神谕就是黑格尔的“体系”。命运指导有意识的人，驱使无意志的人。[14]然而，这三位批判者被赋予了消除阻碍他们认识我们丰富多彩、运动不息的世界的对黑格尔结构的膜拜，并不加修饰地认识这个世界的华丽正如它的可怜一样的能力。根据各自的天赋和性格，他们三人都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领域，参与到正站在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的人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斗争中来。

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黑格尔的批评。在他的一本主要著作——《非科学的结语》（the Afsluttende uvidenskabelig Efterskrift til de Philosophiske Smuler，1846）中，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思想丝毫没有道德的原罪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这位杰出的丹麦神学家和学者而言，黑格尔的总的过错存在于他的历史哲学中：“尽管黑格尔谈到过程，他并没有从‘变成’的观点出发理解历史，但是在与过去相联系的想象的帮助下，他从最终（finality）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它，排除了所有‘变成’。”[15]真正的“变成”（werden）是对自己世界的未来发问的人们的现代行为；然而，这些渴望得到指导的、好问的人并不会从黑格尔那里找到答案。黑格尔只能教给他们“什么是过去和完成的”。显然，这并不能让现实的人们感到满意，因为迫在眉睫要解决的是他们的现实存在问题，而不是对已经消逝了的过去的理解。“黑格尔哲学没有界定它与现实的个人的关系，忽视道德，因此混淆了存在。”[16]

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把基督教的问题理解为一种抽象的话题做了严肃的批评。对于真正的基督教教徒来说，他自己的存在的信息就是令人怀疑的。似乎有点奇怪的是，克尔凯郭尔明显同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位“嘲笑者”攻击基督教，同时非常令人信服地阐述它，阅读他的作品甚至是一种快乐。[17]费尔巴哈把宗教徒的异化斥为一种贫困，而克尔凯郭尔却把这看成是基督教的真正美德，并劝诫基督徒仿效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中的陈述。那些自我标榜为基督徒的人应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回归到其本身”（die to the self）。同费尔巴哈一样，克尔凯郭尔承认，官方基督教不同于《新约》的基督教，正如方的不同于圆的一样。尽管费尔巴哈谴责了冒牌的救世主，克尔凯郭尔却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伦理道德的唯一假定。

以前任何试图摧毁基督教的针对教会和教徒的攻击，都远远没有克尔凯郭尔为了拯救基督教而对它的抨击更为激烈。他企图成为一个“真理的见证人”。也就是对他来说，真理完全是一件“可以用心来感觉到内部的事情”，他甚至成为一个在“现存秩序中”可能受到指责的人。[18]因此，直到今天，克尔凯郭尔在学术和思辨圈里仍是一个能够引起争论的话题。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既不想建立一个新的哲学学派，也不想建立新的伦理规范，他只是把对救世主的模仿假定为高贵生活的尺度。此外，由于对语言的天才的掌握，他还成功地给所有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注入了活力：理想和现实存在之间的缓冲带。[19]

黑格尔这颗耀眼的明星的光彩还没有完全从俾斯麦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消退，尼采就向西方世界发起了第一次进攻。他呼吁重建人类的价值体系，同时摒弃资产阶级文明的残余。尼采很早就受到了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影响。叔本华是第一个揭穿“黑格尔的滑稽表演”的哲学家，也是在欧洲倡导佛教克己和怜悯教义的第一人。然而，尼采从他最早的导师那里学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对经院哲学的轻蔑。正如他在写给欧文·罗德（Erwin Rohde）的信中所说的：“完全激进的制度在这里对真理来说是不可能的。首先，从这里看，不可能出现真正革命的东西。”[20]当时，他正准备创造真理和承担哲学家立法者的角色。尼采在他最出色的论文集《历史之用途与滥用》（Vom Nutzen und Nachtheil der Geschichte für das Leben，1874）中，抨击了“历史相对论”这一他那个时代的弊病，并对黑格尔做了尖刻的批评：

以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就是被轻蔑地称为上帝对地球的逗留——尽管上帝首先是由历史创造的。它在黑格尔的头脑里变得透明和触手可及，并且通过所有可能的辩证的途径上升为表现自己：对黑格尔来说，世界过程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他自己的体系存在中交汇了。[21]

对历史的崇拜意味着对既定事实的逆来顺受，以及对存在的一切和现有权力的机械服从。尼采把这种崇拜斥责为一种新的神话，反对它的牧师们向“历史的力量”献上牺牲。他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与黑格尔的不同，并将为生命和生命的价值服务。对尼采而言，历史事实应该反映出对世界的评价；历史学家应该既是过去的裁判者，又是未来的铸就者。此后，历史将不再是对过去的追忆，也不再是冷静的思索，而是对未来的挑战，对行动的呼吁：人类必须立即停止对新世界的白日梦，并开始征服它！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它将是奥林匹亚人（Olympian man）的世界，是特殊个人的世界。大众的历史行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新纪元：人天生被赋予天才的启蒙思想和不屈的意志，最终走向上帝灵光护佑的恺撒们创造的历史。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反对未能满足他们对创造性表达的渴望的黑格尔体系，并为达到他们所希望的人类的理想选择了不同的道路。[22]由于伦理道德的缺乏，作为一种自由哲学的黑格尔的变成（becoming）哲学显得如此单薄。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马克思都发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黑格尔哲学的不足，克尔凯郭尔主张一种对救世主的模仿，尼采则为效法恺撒而呼喊。马克思的使命却是为产生于勇于向朱庇特[23]挑战的普罗米修斯的映像下的人类建立一个道德体系。

马克思的人格和著作在今天所引起的政治上的和哲学上的争论，比任何其他人或同类著作都要多。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位马克思精神遗产的忠诚的护卫者逝世后不久，围绕马克思的争论就爆发了。随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理论和他建立的那些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原则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经济和社会斗争中，这些理论和原则也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持续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他的敬慕者对他的崇拜是多么虔诚，也不管他的诽谤者对他的攻击是多么残忍，马克思的人格和学说都没有得到确切的权威性的阐述。[24]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一套经济理论，还是关于革命或改良的政治行为的学说？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如果存在，它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是平行的还是附带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者，还是多元论者？是人道主义的，还是非人道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是仅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扩展到了所有的科学学科，包括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甚至伦理学？我们的难题是如何调和那些依据马克思原著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事实上，我们似乎有理由断定，朝这个方向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更有甚者，这还会导致一场新的解释，从而徒增“马克思主义”的数量并引发关于现存意识形态的混乱的争论。

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统一的理解的唯一方法是，识别并揭示马克思的许多政治行为和理论努力的基本灵感和定位。我们必须从他的学术框架及其运行背景中概括出核心推动力，即主旨。

马克思的天才、开创性和独特性，完全得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从自身人格的深处探寻并发现了他学说的要素。这就是理解马克思思想伟大意义的真正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