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的梦想：乌托邦与革命

人们很少会始终坚守他们青年时代的梦想和灵感，而卡尔·马克思则充满**地相信着他的理想。他在中学时期（1835年）为期末考试准备的一篇用德文写的短文中，就指出人类只有在真实的人类环境中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人性和自我实现。他的这篇论文后来成为《资本论》学说的基础。马克思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拟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正是这一计划不时地鞭策他重新开始并对尚未完全表达出来的、最初的课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自我异化”（Self-alienation）和“全面的人”（total man）这些青年马克思在其已出版或未出版的著述中已经探讨过的话题，在《资本论》中重新出现，因而阐明作者一直在探讨最初激起他的智慧的道德问题。

由于马克思1844～1846年的手稿在1927年和1932年被发现和出版，我们现在有充分的资料来准确地界定和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些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历史批判审视的研究者们，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与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等同起来就不再是合理的，同时，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界定为思辨“唯物主义”也是不合理的，不管这是多么辩证。更没有理由把他的理论降格为一种关于政党战略和策略的学说，而不管这种做法是否贴着“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此外，我们发现，马克思的社会乌托邦不仅不与他后来的经济理论相矛盾，反而应该被看作他毕生事业的主要目标。由于主张人最终要成为全面的人的思想，马克思跻身最伟大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与那些详细阐述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前瞻性手段的乌托邦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将实现社会主义的伦理假定与资本主义毁灭的科学规律及人类活动的内在结果联系起来，从而赋予社会主义乌托邦以合理的基础。

马克思认同许多自由主义关于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在1848年之前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的观点。这种前景在他看来非常清晰，使他不禁仿效乌托邦主义者和阐述未来共同体中人的思想，但仍旧带有浓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痕迹。然而马克思的观念不是关于某个特定社会制度的臆测，而是关于“整体的”或“全面的”人的一种描绘——人在非异化社会的社会公正的环境中，被赋予充分发展自己的机会。[1]

马克思的手稿没有废除乌托邦，恰恰相反，它更新并扩展了其内涵。在他看来，乌托邦包含两个阶段的运动：革命和创立。在早期，乌托邦主义者们描绘了新共同体的建立是与它的实际构建相脱节的，并且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精英身上。相反，马克思首先关心的是建设新世界的人：“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2]

由于受到罗伯特·欧文和查尔斯·傅立叶的影响，早期的马克思卷入了直接的政治活动，并始终没能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读一下马克思在逝世两年前写给一位俄国民粹主义者（populist）的信（看法）就明白了。这位俄国革命者曾就在资本主义渗透威胁下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向马克思请教。在关于这个问题长期而艰辛的思索过程中，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详细阐述了诸如社会阶级的构成或政党组织等政治问题。他的思想转移到了作为一种制度的古代农村公社的典型特征，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3]。

在马克思将俄国公社称作“与世隔绝的小天地”（localized microcosm）的辩论性文章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对合作公社社会主义先驱罗伯特·欧文的最后的称赞。同欧文一样，马克思把自己的信心完全建立在创造却不享有社会财富的那些人的自发性上。他赋予这种远古的公社以群居的社会小天地的优点。他对这种模糊的制度的理想化无疑带有主观色彩。因此，马克思能够与欧文的乌托邦产生共鸣也就不足为怪了。马克思设想用一种合作的公社来解决雅各宾式的观念（政治上的）与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观念之间的潜在矛盾。对于前者，是最先形成自觉意识并采取行动的政治领袖带领易于管理的群众；而对于后者，政治精英则被看成是浅的，再小规模的组织行动都要求长期的、“职业的”领导力量来解决。这里，权力的委托并不意味着对权力的放弃，而是为了完成具体明确的任务而赋予其暂时的、必要的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是所有乌托邦主义者中最乌托邦的一位：他很少关心未来社会的轮廓，而主要专注于对现存秩序的破坏，以及把革命升级为一种迫使现代雇佣奴隶投身其中的伦理危急事件（ethical exigence）。正是这种设想的或想象的革命机制带有乌托邦因素，因为它提出人能够对社会做出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思想做出完全而系统的领会，因为它提出人完全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镀了金的”苦难。事实上，马克思创立了具有某种程度赤贫特点的经济规律。这些规律比相互的、简单的私有制更难以理解。他用理想社会的美丽蓝图来鼓舞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做了如下阐述：如果工人们想要并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们将在这场斗争中获得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意识到他们的异化状态——从深层含义上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术语——将会赋予工人们强大的力量，以粉碎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理想社会，即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货币的社会。马克思的思想因而存在一个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期待极端贫困化了的工人能够意识到通过大规模的整体革命实现社会新生的必要性。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唯物主义”，它刻画了被奴役者被扭曲了的精神状态。这些被奴役者成了冷冰冰的机器的摧残对象，并蜕化成了庞大的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的工业体系中的一个齿轮。

积累规律通过资本家使工人形成了“贫困积累”，这不仅体现在财富方面，也包括“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贫困积累，才必然引起“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4]。

如上所述，《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是对黑格尔“否定之否定”风格的有意模仿，即“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大工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胜利实际上是在某种意志下采取的行动，而这种意志的实现是伴随着整个现存秩序的完全颠覆的。更有甚者，它要求处于可怜境况下的无产阶级对自身的历史使命有一个清醒的意识。这一神圣的使命将走向一个新共同体——摆脱了资本和国家链条的无阶级社会。[5]

马克思没有通过用自觉的、博学的、精英的观念和理论去抵消没有特权的大众的缺乏自觉性和无知，从而弥补他关于贫困的辩证法中可能存在的不合理因素。恰恰相反，《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创造性的自发性、自觉性的思想，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坚定信念基础上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尽管其劳动创造了整个社会的物质存在，但是这种人的范畴在社会自身中是“绝对错误的”。应该把历史的现实运动理解为生产方式与集体意识形态演化的共同发展，并且二者是平行的。集体意识形态的演化绝不是前者简单的“反映”。为了形成革命现象，必须产生“一个……之间的联合”[6]。通过把贫困的本能意识升华到理论自觉的高度，工人们将会意识到自己深陷于科学技术光辉胜利时代的无底奴役状态的不合理。工人在斗争中可以得到知识分子的援助。知识分子形成的利益并不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并且他们引进的不是现成的理论或哲学体系，也不是关于历史终结和方法的深奥的教条，而是马克思所称的“文化因素”。在组织斗争时，无产阶级把自己武装成为一个阶级，但个体的工人绝不能放弃他们对那些勇于领导他们并制定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先进团体或政党的主动性——首创精神。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唯有基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自发和自觉建立的工会、政党和委员会才会被认可。共产党人的立场是特殊的，因为他们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并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赋予他们一种超出任何特定国家的无产者特殊利益之上的观点。在对共产党人的描绘中，马克思明显加入了一个规范的要素：这些人是“理论家”，由于意外的情况，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7]。

在这里，我们在术语的“非凡的历史意义上”把“共产党”称赞为团结的和不朽的党。它的成员坚持着无产阶级的事业，并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不能把这个“历史性的党”同其他现有的工人阶级政党相混淆，它们的纲领服从于当时当地的特殊性并有着有待实现的直接的实际目标。马克思肯定了他对历史性的党的基本的忠心，同时无疑对那些“短命的”组织表示出轻蔑。这些组织只有在对自己的革命目标有着充分清醒认识的工人阶级自发建立时才可能是有效的。[8]

即使马克思具有将人数众多的悲惨的阶级理想化的倾向，用圣西门的话说，这种理想化的东西也只会招来那些不理解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作一场社会运动的论断的本质的人的异议。这场运动的革命首创精神的源泉是劳动群众自身，而不是同情他们悲惨生活的少数极为智慧的精英。

在概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著作中，马克思坦率地、理想化地阐述了工人阶级与那些加入其中、更彻底了解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人之间的联系。在这种关系中，不是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而是自觉的工人处于主导地位。不管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什么，都绝不会与决定或指导其他人的行为模式的先锋队相类似。说到《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恩格斯肯定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9]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马克思把这些“原则”看作工人阶级“现实的运动”的派生物。由于相信自己已经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奥秘并发现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马克思把“历史性的党”放到了一个教育工人阶级的位置。“共产主义意识”必定会从受剥削的群众中产生，而不是从知识“精英”中产生。[10]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认识到被奴役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之前，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于是我们发现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矛盾所在。不过马克思的理论仍然保持着连贯性，他对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科学做了区分。社会主义科学只有在无产阶级现实的运动中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这一现实的运动同时沿着无产阶级不断发展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运动的发展而推进。在选择自己的代言人来阐述它的政治代表性时，无产阶级规律的力量表达它的愿望，从而推翻现存制度；在其他情况下，则被迫诉诸生产力规律。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看到：“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换句话说，工人本能地产生自觉和自我意识，而不是参加在自己阶级之外建立的政党。作为社会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润而联合起来，而无产阶级则是在为了共同的福祉和共同的革命目标的直接斗争中走向了团结和联合。马克思和在他之前的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曾在1843年一个至今仍作为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绝对基础的陈述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完成。”[11]

因此，工人运动真正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12]、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等之间的矛盾（不管这种冲突是否现实存在），而是雅各宾主义与自我解放的矛盾。这可以用下面一个问题来概括：社会阶级能否保持他们行为和意识上的自治性，同时依靠所选择的代表组织来表达和维护其集体利益？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对未来“理想社会”做了各种各样的描绘。马克思不仅丰富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遗产，也对它进行了批判。他挑战的不是乌托邦思想的基本前提，而是它的一些怪异的方面。生产者公社、合作企业、劳动与文明的统一——一句话，从国家和金钱中解放出来的未来共同体——将是古代农村公社（原始共产主义的摇篮）在现代科技社会的复归。

尽管马克思常常过多估计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因素，他却从不认为工人阶级应该变成一个适应于某个政党或职业政治家集团的辩证智慧的被动的工具。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关于革命的空想包含在无产阶级行为的道德之中。工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异化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主要原因，从而也是激发他们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活动的力量。无产者不仅仅是这场变革的促进力量，同时也是它的主题，因为无产阶级在消灭雇佣劳动的同时也将消灭它自己。

乌托邦和革命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历史维度，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两种观点。乌托邦是它的空间要素，革命则是它的时间要素。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这两个方向上同时并进才能实现。革命和乌托邦代表着社会主义伦理——一切旧的社会秩序的废除和新的共同体的诞生——的两个不能分割的、标准化的基础。这一道德原则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学说所固有的，也是许多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的特点。它程度不同地滋养了欧文（Owen）、傅立叶（Fourier）、圣西门（Saint-Simon）、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样也滋养了J.P.蒲鲁东（J.P.Proudhon）、M.A.巴枯宁（M.A.Bakunin）、乔治士·索列尔（Georges Sorel）、克鲁泡特金（Petr Kropotkin）、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的思想。

社会主义伦理不能同任何个人的思想相混淆，不管这个人现在或曾经多么善良，因为它表达的是整个运动的精神。把它同任何个人思想相混淆，都意味着对它非个人本性的背叛。因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表示革命和乌托邦的道德。只有人们愿意并设想成为一种道德需要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正是马克思在断言“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13]时想要表达的意思。为了将社会主义道德恢复到最全面的内涵，我们可以增加一句话：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自觉的乌托邦，就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