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有承认恩格斯有创始人的气质，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他在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时采取了可以引起严重非难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引起更多的非难。[18]恩格斯忽略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像博士论文的准备材料、克罗茨纳赫（Kreuznach）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手稿、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许多研究笔记本以及他和第三者的通信］，这些著作给研究者和专家提出了解释上的新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些著作引起了新类型和新时代读者的兴趣。这些新读者再也不能够，再也不应该满足于职业马克思主义者的刻板词句和正统理论。而由于他们是在一个意识形态、机械化、对心灵和意识的控制同政治权力与纯粹暴力结合在一起，把现代世界变成“泪之谷”的世纪里，为了理解、生活和行动，他们对马克思这些著作的兴趣就更高了。

上述几点现在被用来作为围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我们现时代的神话的争论的导言。恩格斯在创立这种神秘化的一般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当然是这种争论的一部分，但它是属于第二位的。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在唯物主义中的教训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会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只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变种和分支中的一个——并不是像闪电一样从空中一晃而过。它们从根本上依赖于阶级利益，这种阶级利益是权力利益。如果我们承认恩格斯所宣称的马克思的学术传统是合法的，那么就不需要以其他理由并以他的名字和名义谴责所有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谴责在我们这个大动**的时代里存在混乱和幻想的学派。

[1] 对于伍珀塔尔争论的综述，参见Henrik Skrzypczak，“Interan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Engels Konferez in Wuppertal，”in In Interan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IWK），no.10，Berlin（June 1970），pp.62ff。“观点”摘要在第81页及以后。

[2] Friedrich Engels，1820-1970.Referate-Diskussinonen-Dokumente，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nferenz in Wuppertal vom 25-29 Mai 1979.Hanover，Verlag fur Literatur und Zeitgeschehen，1970。在该书第255页，我们可以看到对我的“观点”的下列评论：“会议理事会为了在最后一天完成预先确定的计划，决定在第六场讨论会后进行讨论，并在第七场讨论会后立即开始一般争论。首先，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他已经向论坛提交了以论战的语气写成的论文，攻击恩格斯，但随后并没有在大会上宣读（并且是有理由的）。根据作者的最初打算，他的八个主题的论文会引起关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实际意义的争论，其内容概括如下：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将很大精力放在将‘马克思主义’（这个由马克思的对手创造的术语）转变为一个可理解的和确定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无意间确立了一个综合的思想体系，而这个思想体系与马克思自己的愿望毫无共同之处。在恩格斯允许之后，这个意识形态体系的萌芽发展成为必然依赖于某些阶级关系的理论上的方法论。”

这个报告提到在前一个讨论会的一次争论。我的观点在这次争论中与东德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哈恩（Erich Hahn）的观点相遇。我的观点是，在“历史使命”方面，“恩格斯只起间接作用”（Henrik Skrzypczak，“Interan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Engels Konferez in Wuppertal，”in In Interan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IWK），no.10，Berlin（June 1970），pp.255ff）。

对于这个概括我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的“被删节的报告”，我可能还有一些话要说。但是，我只强调我的论文并不打算“攻击恩格斯”；相反，我是通过批判否定历史的态度，直接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这些流派的存在成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所做的一切的否定。我坚持认为，我所写的论文是配得上这次会议的科学精神的：我们以科学态度尊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另外，他将这个概念等同于“批判社会主义”）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将恩格斯在1889年12月18日给格尔桑·特利尔（Gerson Trier）的信中的一段话作为争论的指导路线和基础，这就是对论坛所纪念的人的唯一的真正的尊重：“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够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奥列斯特和皮拉德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两位英雄，他们真诚友爱，亲如兄弟。——译者注

[5] 阿利曼是体现世上万恶之源的古波斯神安赫腊曼纽的希腊名字，奥尔穆兹德是体现世上众善之源的古波斯神阿胡腊玛士达的希腊名字。——译者注

[6] 参见1864年1月20日和1867年4月2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83年4月23日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9卷，68页。

[8] “Dix thèses sur le marxisme aujourd｀hui，”in Arguments2，no.16（1959），pp.26ff。这篇文章最初油印并标注日期为“Zürich，September 4，1950”。也可参见卡尔·科尔施给吕贝尔写的信。

[9] Cf.James Guillaume，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Documents et Souvenirs 2（Paris：Stock，1907），p.303.

[10] 2nd thèsis，Korsch，“Dix thèses …，”p.26.

[11]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这样宣称，是因为在1879～1880年，“某些法国人”滥用“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指责也适用于德国党内的某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后者和所有“反对派”报刊一起挥舞“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恩格斯一有机会就谈到马克思的这句俏皮话（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86、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格·亚·洛帕廷1883年9月和恩格斯讨论了俄国革命的前景之后，在向民意党一个成员介绍这次谈话的实质时写道：“记得否我曾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的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然而，马克思在法国旅行时写给恩格斯的信的语气是很不愉快的。他在这封信中这样谈到对1882年秋天在圣亚田和罗昂同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者（可能派和盖得派）发生的争吵的印象：“‘马克思派’和‘反马克思派’已经作了可能作的一切，使我难于在法国呆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97页）

关于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前途问题上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分歧，参见他1881年3月8日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159～160页）。

[12] 恩格斯这种内容的正式声明太多，这里无法列举。可以简单地说，所有这些声明都令人毫不怀疑他把伟大的“科学发现”完全归功于马克思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声明也许是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中加的一个脚注。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正式用马克思的名字给这一理论命名：“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96页）在这同一页的脚注中，恩格斯又重复了这一命名。他明确地说：“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97页）

在这些说法之后，我们读到这篇著作的结论宣布马克思既是一个哲学学派的继承者又是创始人的时候，就不大可能感到吃惊了：“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13页）恩格斯就这样完成了形而上学和无产阶级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对现存社会一切方面的激进批判之间的勉强联姻。

[13] 这个主题或观点在最初的版本中并没有，但是，它在德文版的“导言”中得到了详细阐述。

[14] 参见Margaret Manale，“Aux origins du concept de ‘marxisme’，”Etudes de Marxologie，no.17（Oct.1974），1397-1430；“La constitution du ‘marxisme’，”Margaret Manale，“Aux origins du concept de ‘marxisme’，”Etudes de Marxologie.，no.18（Apr.-May 1976），813-839；and“L' èdification d'une doctrine marxiste，”Margaret Manale，“Aux origins du concept de ‘marxisme’，”Etudes de Marxologie.，no.19-20（Jan.-Feb.1978），163-21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恩格斯既然在术语方面走上了妥协的道路，就不得不继续走下去。当他认为盖得和拉法格领导的“集体主义派”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决定迈出最后的一步：“我们在1873年以后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夺得的阵地，现在受到他们继承人的攻击，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向世界证明，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马克思派’（是他们给我们起了这个名字，他们会气疯的）！他们被抛弃了，只有海德门去安慰他们。”

这真是命运的讽刺，因为正是海德门曾被马克思劝告在写新的英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时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党的纲领应当避免对于个别作者或著作的明显的依赖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19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7]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7月4日）：“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10页）

[18] 参见本书第三章的附录，这个附录以删节的形式列出了马克思自己所承认的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马克思既没有说自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说自己发现了“剩余价值”。把这一切归于马克思的是恩格斯，然后得到了马克思的默认。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写的关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5～606页）和1877年为《人民历书》写的马克思传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51～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