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划和准备，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正式推出这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现就译丛的编译旨趣、编译原则和工作分担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一

对于“马克思学”[1]这个术语，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我们认为，如果不过分纠缠于吕贝尔创制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的特定含义，而是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学就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学术性研究。

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的研究成果通常是马克思传记。比较有代表性且已译成中文出版的有德国学者弗·梅林的《马克思传》（1918年）[2]、德国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1968年）[3]、苏联学者彼·费多谢耶夫等著的《马克思传》（1973年）[4]、苏联学者斯捷潘诺娃的《马克思传略》（1978年）[5]、英国马克思学家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6]等。

关于著作版本的研究成果有几种形式：一是马克思著作年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院长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1934年）[7]、吕贝尔的《没有神话的马克思》（1975年）[8]等；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题注”以及 MEGA2资料卷对马克思著作（含手稿）和书信的写作时间、版本、文本写作过程和手稿修改等情况的介绍；三是马克思文献学专家发表的有关马克思著作版本考证的研究论文。

关于马克思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专著，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马克思思想传记，如吕贝尔的《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年）[9]、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1955、1958、1970年）[10]、麦克莱伦的《马克思思想导论》（1971、1980、1995、2006年）[11]等。（2）对马克思思想的分期研究，如日本学者广松涉的《唯物史观的原像》（1971年）[12]、苏联学者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1976年）等。（3）对马克思理论的整体研究，如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13]、艾尔斯特的《卡尔·马克思导论》（1990年）[14]等。（4）对马克思某一方面思想或具体著作的专题研究，如阿维内里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1970年）[15]、德雷珀的四卷本《马克思的革命理论》（1977、1978、1981、1989年）[16]、奥尔曼的《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1971、1976年）[17]、科恩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1978、2000年）[18]、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年）[19]、卡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1983年）[20]、拉雷恩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1983年）[21]、拉比卡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87年）[22]、克拉克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1994年）[23]、莱文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2006年）[24]等。

马克思学主要分考据性研究和文本解读研究两种类型。“考据”包括对马克思生平事业中历史细节的考据，对马克思思想观点的来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考据，对马克思著作版本的文献学考据等。“文本解读”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思想的要旨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和阐释。人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思想的要旨和理论体系的言说，实际上都不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在进行“文本解读”。

作为专门术语的“马克思学”，或与之相近的名词虽然20世纪初才出现[25]，但马克思研究却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甚至在马克思生前即已存在的学术现象。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所写的多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和书评[26]，以及他在马克思逝世后为马克思著作所写的大量再版序言或导言等，就是这种研究存在的证明。此外，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评论或批判，在广义上也属于“马克思研究”的范畴。正因如此，列宁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说：“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他列举了威·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书目》（开列了300本书）、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新时代》杂志上的索引、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等，供读者参阅。列宁还提到了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年）、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年）以及《马克思研究》杂志[27]等。

马克思学可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两大派别。恩格斯和列宁为后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奠定了基本解读框架。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认为马克思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学家。列宁认为，经济学说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资本论》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被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的思想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但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等等。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在梁赞诺夫（Riazanov，1870—1938年）[28]那里得到发扬光大。梁赞诺夫早年投身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两次流亡国外（德国和奥地利）。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进行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积极寻找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早在1905年前就被列宁评价为“视野广泛、有丰富学识、极好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文献遗产”。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筹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29]，并任第一任院长（1921—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特别是在列宁支持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对马克思恩格斯大量原始手稿和书信进行照相复制，培养了一批马克思字迹辨认专家，启动了历史考证版。[30]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编辑和出版，梁赞诺夫还出版了许多关于马克思革命活动及思想理论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27年）[31]和大部头著作《马克思主义史概论》（1928年），主编《卡尔·马克思：伟人、思想家和革命家》（1927年）[32]等。1930年梁赞诺夫60寿辰时，他的学生索拜尔[33]评价说：“梁赞诺夫不仅是当代俄国，而且是当代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研究者，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他为马克思研究打开了真正无限广阔的历史和国际的视野……梁赞诺夫在进行马克思学研究的初期就已作为特殊标志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征，是在理解和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力求有条理和尽可能的完整。”

梁赞诺夫使马克思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促成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传统，并为阿多拉茨基后来编辑出版MEGA1奠定了基础。俄文“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一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苏联的出版和研究史》[34]一书第109页写道：“在这些年间，这家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马克思学’这一术语，并试图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些年间”是指1922—1923年，“这家杂志”是指《哲学问题》的前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苏联马克思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和出版有密切的关系。1982年苏联学者博尔迪烈夫就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50卷）出齐，说成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而从1975年开始出版的MEGA2各卷次的资料卷，更是代表了当今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的代表，他们身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和马克思学家（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旨在通过挖掘马克思丰厚的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批判或改良资本主义提供理论支点。

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的主流，而吕贝尔是学院派马克思学研究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吕贝尔从收集有关马克思生平传记和著作目录的资料入手投身于马克思学事业，并因创制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和主编刊物《马克思学研究》[35]，而在20世纪下半叶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名词。按照吕贝尔自己的说法，他自觉地继承格律恩贝尔格[36]和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传统，注重考据和思想研究相结合。具体来说，吕贝尔规定了马克思学研究的三项任务：一是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二是批判的分析的评论；三是文献和图书。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和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强调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当然，研究者事实上很难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因为任何解读研究都会存在“合法的先见”。

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当然，我们不应将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随意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免犯下将洗澡水和孩子一同泼掉的错误。

二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被当时的志士仁人和知识精英选择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常常是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时代任务紧密结合的。但是，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以随意解释的灵丹妙药或实用工具，而是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首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思想学说的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因此对它的学理研究又往往是与对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译介相互伴随的。

早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理论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宣传和普及，也开始对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比如，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1892—1967年）所著的三卷本《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1930—193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中有蔡元培先生写的序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1956—1985年）陆续出版，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也逐步开展起来。首先是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大量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专著以及论文）被翻译出版；其次是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学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译介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说以前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偏向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而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的译介。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甚至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从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适应人们了解国外思潮的需要，学界开始译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掀起**。因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地位，人们比以前更加迫切地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近20年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外，进一步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逐渐从以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许多学者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事实上，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通过学者们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如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此外，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也都收入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出版了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总数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通论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又有专题、思潮研究以及人物和文本个案研究。即使不专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现在也比较注意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建构。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锻造和培育了一批学养深厚、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烈程度相比，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学的译介和研究则相当冷清。这主要与人们对“马克思学”所持有的约定俗成的偏见有关。

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通过苏联学者的一些著作有所了解。但是由于受当时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持完全排斥否定的态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学界开始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进行系统的评介，但是一直持续到9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看法并未改变。其实，从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马克思学，以版本考证、文献梳理、人物思想关系研究为特征和内容；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即带有明显现实关怀的研究。“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回到马克思”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趋势并在中国产生回响，较之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学者更能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中发现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

2007年初，在众多前辈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论坛”。在此期间，鲁克俭向杨学功和张秀琴谈了编译“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设想，随即得到他们的响应。三人开始协商编译原则，搜集和遴选书目，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丛书的方案，同时联系国外作者、版权以及国内译者和出版社。后征求论坛成员的意见，大家都积极献计献策。在此过程中，中山大学的刘森林、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向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歌给予了十分热情的襄助，他们或者帮助推荐书目，或者联系作者和版权方，或者承担相关译事。令人感动的是，不少国外作者向我们免费赠送了版权。所以，本译丛得以顺利出版，是全体编委协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出版者敬业工作的产物，还包含众多前辈学者以及国外作者的关切和帮助。这里虽然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尊名，但我们一定会记住他们为此所做的一切。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学的评价还很不平衡。有的学者明确提出“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口号和纲领，有的学者则仍然对马克思学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们认为，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说实话，即使是在主编之间和编委内部，对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但这并没有影响译丛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具体观点或结论，但不能回避他们提出的问题。譬如西方马克思学中所谓“马恩差异（对立）论”，作为一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借用卡弗的话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是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谁也不能否认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解。

应该承认，与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相比，中国的马克思研究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一方面，我们缺乏原创性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我们探讨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超出西方马克思学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问题。苏联马克思学以考证研究见长，西方马克思学以文本解读研究见长。中国不像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那样拥有马克思著作全部手稿的复制件，也没有实质性参与MEGA2的编辑工作，因此中国学者要在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方面超过苏联马克思学，是相当困难的，但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马克思学。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深入，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宽松的学术环境，因此完全有可能像西方马克思学者那样生产出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为达此目的，首先有必要全面了解和译介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新成果，避免做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这是深化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开创者吕贝尔的著作）大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们策划出版的这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就是希望把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全面译介过来。2009年，“国外马克思学译丛”首批出版6本：《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莱文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费彻尔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卡弗的《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洛克莫尔的《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古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2011年，“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出版第二批3本：奥尔曼的《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克拉克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2013年，“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出版第三批4本：拉雷恩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费彻尔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列斐伏尔的《马克思的社会学》、布雷克曼的《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已出版的13本书中挑选了学术价值较高、社会反响较好的7本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粹》、莱文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费彻尔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古尔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奥尔曼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列斐伏尔的《马克思的社会学》、布雷克曼的《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精装再版，并与近几年完成翻译的3本新书（阿尔布瑞顿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阿瑟的《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洛克莫尔的《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一起出版，作为“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第二辑。未来还会有新书作为第二辑陆续出版，以期为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提供基础性研究资料。

望海内外有识之士不吝批评匡正，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鲁克俭 杨学功

2017年9月19日

[1] “马克思学”的法文和德文都是Marxologie，英文是Marxology，俄文是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

[2] Franz Mehring，Karl Marx：Geschichte seines Lebens，Leipzig：Leipziger Buchdruckerei，1918.该书有两个中译本：一是罗稷南译本，由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一是樊集译本，由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3] 中译本由易廷镇、侯焕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出版。

[4] 中译本由孙家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

[5] 中译本由关益、李荫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6] 原书名是《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思想》，1973年出第1版，2006年出第4版。中译本由王珍根据第3版和第4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2008年再版。

[7] 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在索引部分列出“马克思著作索引”，包括三个部分：甲，书籍、小册子和重要手稿；乙，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给报纸编辑部的信，以及声明、公告、呼吁书和文件；丙，文章、报告和演说。

[8] Maximilien Rubel and Margaret Manale，Marx Without Myth，Blackwell Publishers，1975.

[9] Maximilien Rubel，Karl Marx：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Librairie Marcel Riviere et Cie，1957.

[10] Auguste Cornu，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Leur vie et leur o euvr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5，1958，1970.

[11] David McLellan，The Thought of Karl Marx：An Introduction，Harper and Row，1971，1980，1995，2006．

[12] 该书中文版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13] Allen W.Wood，Karl Marx，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2004.

[14] Jon Elster，A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5] Shlomo Avineri，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16] Hal Dra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17] 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1976.

[18] 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2000。 重庆出版社1989年根据该书第1版出版了岳长龄的中译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根据第2版出版了段忠桥的中译本。

[19] Antonio Negri，Marx oltre Marx：Quaderno di lavoro sui Grundrisse，Milan，Feltrinelli，1979.

[20] Terrell Carver，Marx & Engels：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21] Jorge Larrain，Marxism and Ideology，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

[22] Georges Labica，Karl Marx.les Thèses sur Feuerbach，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7.

[23] Simon Clarke，Marx's Theory of Crisis，Palgrave Macmillan，1994.

[24] Norman Levine，Divergent Paths：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Lexington Books，2006.

[25] 一般认为，西文中“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术语是法国学者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创制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1904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阿德勒就与希法亭一起创办了《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杂志，而且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就已出现俄文词“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

[26] 例如，恩格斯1859年8月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书评，1877年6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传记等。

[27] Marx-Studien.Bl?tter zur Theorie und Politik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herausgegeben von Dr.M.Adler und Dr.R.Hilferding，1904—1923.

[28] 原名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戈尔登达赫。

[29] 1924年起，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为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机构。1931年11月，它与1924年成立的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56年改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

[30] 即MEGA1（1927—1935）。

[31] 该书1927年在伦敦出版了英文版。1929年以《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出了中文版（李一氓译，上海江南书店出版），1933年又出了刘侃元译本（上海春秋书店出版）。

[32] D.B Riazanov ed.，Karl Marx：Man，Thinker，and Revolutionist，Martin Lawrence，1927.

[33] 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驻维也纳大使。

[34] 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69年出版。

[35] Etudes de Marxologie，1959—1994.

[36] 格律恩贝尔格（Karl Grünberg）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的老师和亲密朋友。他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年）发表了大量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后以《格律恩贝尔格文库》而闻名。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最早就发表在《格律恩贝尔格文库》（1923年）。1924年苏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达成协议，在出版MEGA 方面进行合作，《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也就成为MEGA1的配套研究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