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欠下了许多债，在此一一致谢。这本书的写作，源起于1989—1993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作的博士论文。没有梅隆人文奖学金的支持，我就无法开始我在伯克利的学业；没有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会在1989—1990年对我研究的慷慨资助，我也无法完成我在伯克利的学业。在伯克利学习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博士生导师马丁·杰伊和马丁·玛利亚的许多帮助，希望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在这本书中得到一些体现。我还要感谢保罗·托马斯和约瑟·克里索斯托莫·索萨，他们承担了伯克利小酒馆里黑格尔左派研讨会三分之二的工作。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会博士后基金的资助，使我能够于1994年来到柏林，在一个更广阔的视域内拓展我的研究。我要感谢劳伦斯·迪基、约翰·托维斯、赫尔曼·克里勒、沃尔特·杰斯奇克，以及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几位新同事，包括杰弗·费尔、林·亨特、马格里特·雅格布、阿兰·科尔斯、布鲁斯·库克里克等，他们都不吝赐教，给我很大帮助；我也要感谢特里·平卡德，他在匿名评审我提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手稿时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匿名评审之后他才向我表明身份。当然，我还要感谢许多指出我研究中的错误的人们，他们为纠正我的错误贡献了自己的专业知识。

这项研究已经陪着我走过了伯克利、多伦多、柏林、温尼伯、费城和巴黎，在这些路途上，很多朋友都用他们的智慧、友谊和幽默使我的工作变得有趣。特别要感谢拉尔斯·塔戈达、埃里奥特·尼曼、希思·皮尔森、唐·福基、苏珊·亨特、迈克尔·麦克林、温斯·卢瑟福、马格里特·马克、大卫·萨普尔德、斯尔克·施韦特费格·奥托、邓肯·费舍尔、卢克里特雅·格里德勒、大卫·阿莫斯·柯蒂斯、兰德·肯夫曼以及保罗·罗森伯格。我最深的亏欠还是来自于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父母——克里斯和鲁思。为了感谢他们不断的鼓励、对于承诺所作的榜样以及他们的爱，谨将此书献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