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中期,马克思可以批判“最近的有能耐的自由主义者”,同时还能与他眼前的自由主义运动打成一片。当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像卢格一样,马克思已经在他对私人生活及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的批判中超越了自由主义。对一个由比较自由的莱茵区商人资助的期刊编辑来说,将自己与“自由主义”联合起来是一个精明的战术行动,它表明了马克思在追求更大的政治和社会自由时对政治联盟的重视;事实上,当马克思试图游走于政治反对和战术妥协之间的细微边界时,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向《莱茵报》提交的文章中的不妥协和不圆通的腔调激怒了他。然而,除了这些策略考虑外,马克思还没有充分地批判广大运动党的想法,这个想法成为19世纪30年代德国激进政治的指导思想。虽然马克思没有对自由主义和他自己的激进共和主义做充分的区分,但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因此,在1842年捍卫左派黑格尔主义反对《科隆日报》的文章中,他宣称“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59]。马克思并不是唯一认识到将德国政治划分为相互对立的“运动党”和“反动党”这种原始做法已经不足以应付一个复杂的现实情况的人。在1842年早些时候,卢格就曾争辩说,他既不是否认政党的反动派,也不否认未分化的进步党为时代精神的利益服务。我们知道,卢格和埃德加·鲍威尔已经开始公开阐明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左派哲学家的民主社会共和主义之间的区别了。
早在1843年卢格的《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引发撒克逊和普鲁士当局关闭《德国年鉴》和《莱茵报》时,马克思就已欣慰地向这一消息致敬,尽管这一行动剥夺了他的生计。他写信给卢格说,“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0]。从迫于编辑工作不得不进行的妥协中解放出来的马克思,决心谨慎地从事他的批判工作。他赞同卢格的观点,认为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而且他很快便加入了卢格复兴海外青年黑格尔派期刊的计划中。卢格计划转移到苏黎世,在这里为《德国年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以《轶事》的题目发表出来。他希望将已经存在的期刊《来自瑞士的德国信使》改造成激进黑格尔主义的一个新机关刊物。马克思打算为这个杂志社工作。2月苏黎世当局关闭《来自瑞士的德国信使》,并驱逐其新的编辑——社会主义诗人格奥尔格·赫尔韦格。这一惊人的消息传到卢格身边的时候,马克思的这个计划被打破了。[61]气馁的卢格开始建议马克思考虑斯特拉斯堡这个地方。
定位于法国城市的想法激起了马克思重新构想这个工程的热情,因为他回应卢格说,为了德法两国人民的解放利益,应该创办一个新的期刊来作为两国人民协作的成果。卢格的最初意向是在德国文化界内继续进行他的活动,然而,马克思一提出那个建议,卢格便立即热情拥护它了。自德国1830年革命引起人们失望的反应以来,法国原则和德国原则联盟的想法,已经成了对其国家境况感到失望的德国激进派最后的避难所。这种联盟的志向利用了历史悠久的左翼亲法主义,这种理论在极右的寒风和德国爱国主义中休眠一段时间之后被1830年革命复兴了。马克思也受到了最新的联盟梦想具体化的直接影响,这种梦想的具体化即费尔巴哈所倡导的法国感觉主义唯物论和德国唯心主义的联手。费尔巴哈希望法国感觉论的注入能通过统一法国的“心脏”和德国的“大脑”来彻底变革德国人。[62]
卢格和马克思很快就放弃了斯特拉斯堡的计划,进而也就赞成了巴黎的想法,他们和几乎所有的其他德国进步分子都将巴黎视为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的中心。卢格1843年夏天就到了巴黎,但马克思直到10月才离开德国。做记者的经历使马克思确信,政治和社会应该是他批判的中心目标,但是从对他的论文的难解焦虑到莱茵河和普鲁士政治风波的突然转变,也使他确信他还没有准备好胜任这项任务。他的政治新闻虽然非常明确和犀利,但是经常从哲学的第一原则着手,而不是从具体的历史或政治经济学知识入手。尽管他认识到了这个缺点,但是他1842年确立的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被他用笔谋生的需要挫败了。只是在《莱茵报》关闭之后,马克思才投入对政治经济学、历史和政治的紧张学习中。
1843年6月,马克思与燕妮结婚。在他们漫长的订婚之后,这对夫妇离开德国去一个叫克罗茨纳赫的小城镇待了5个月。在那里,马克思完成了其过渡期的两部主要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部著作平息了很多评论,而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恩惠是很重要的。此外,这些著作宣告了马克思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发展,即他对社会主义的道德承诺。本章剩余部分将详细分析这两个作品写作的思想背景,即我们将看到的到1844年之前马克思著作的全部视野的形成条件。虽然这两部作品是同时期写的,而且二者的主题在很多方面有重叠,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进行了较早的构想。鉴于这个原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必须与《论犹太人问题》区别开来看待。
在继续下文之前,我们需要就费尔巴哈和法国社会主义对马克思1843年著作的影响做一个说明。学者们惯常将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影响推定到马克思所读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上。他们认为,直到1842年年底或1843年年初,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才控制了马克思的激进黑格尔主义。[63]然而,我们还是有很好的理由证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支持以及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一个累积过程而非偶然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也将自我意识哲学看作思想和存在全面和解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鉴于他对原子论的一般看法,这算是个一致的结论,这个结论很可能受他所读的费尔巴哈的《近期的哲学史》的影响。我们也观察到,马克思可能也受到费尔巴哈1838年关于实证哲学批判的影响,在这个批判中费尔巴哈首次阐明其转换方法的逻辑前提。《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一经问世,马克思便立即拥护费尔巴哈的原理,但是他对卢格说他在宗教之本质的观点上与费尔巴哈有些不同。[64]马克思所说的不同之处的这部分文字已经丢失了,但是当询问他对于宗教推动力的相对正面的观点时,他可能赞同费尔巴哈的物种理论。在反对由对基督教的热爱转变为对全人类的热爱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不仅与费尔巴哈不同,而且与卢格也不同,卢格的反对世俗化的黑格尔模式轻易地适应了费尔巴哈对人类本质恢复的积极叙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仍然支持鲍威尔的信念,即人类对宗教错误观念的屈从完全降低了人的身份,但是他也接受费尔巴哈将宗教情感解释为一种异化的人类生活体验。当费尔巴哈详细阐述《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物种的感性和精神要素的统一时,马克思认识到了自己对人类社会本质信念的哲学基础。在费尔巴哈人类解放之构想的不断影响下,马克思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虽然只是一种暂时的转变。正如恩格斯后来回忆说,与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尽管马克思采用了一种比一般更复杂的方式,但他确实成了“费尔巴哈派”[65]的一员。
从1842年开始,马克思对法国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就与激进黑格尔派对法国政治社会思想的总的重新定向相一致了。1844年,已经开始逃避左派黑格尔主义的布鲁诺·鲍威尔不情愿地发现,正如“德国启蒙主义者突然对他们1842年的愿望失望,而且处于困境不知道做什么的状态一样,最新的法国体制也面临这种情况”[66]。鲍威尔提到的是洛伦茨·冯·斯坦的《当今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但是法国共产主义的消息没有像鲍威尔所说那样来得突然,因为19世纪30年代曾“目睹”了德国的社会问题和新的法国社会思想的重大讨论。左派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对19世纪40年代早期法国共产主义的欣然接受,不仅仅是对他们思想僵局的一种表达。19世纪30年代已经引起批评的贫困危机不断恶化,到1842年的时候,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了穷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斯坦旨在提醒德国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著作,便带有复兴德国人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兴趣及推广新一代法国社会主义者如路易斯、蒲鲁东、艾蒂安、乔治桑、维克多及皮埃尔·勒鲁这些人的思想的讽刺效果。
虽然马克思对爱德华·莫依恩、卢滕伯格和埃德加·鲍威尔著作中肤浅的社会主义因素表示失望,但是他对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在1842年明显加强了。在科隆,他偶尔参加赫斯举办的社会主义阅读圈,赫斯已成为他的朋友和在《莱茵报》的同事。[67]在仅仅一年之前,赫斯发表了《欧洲的三头政治》。这篇文章提出了关于社会革命的前景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据青年黑格尔的宗教批判、法国的政治实践和英国工业唯物主义提出来的。当他写文章反对政府对《莱茵报》倡导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收费时,他对现有的共产主义理论还有所保留,但尽管他的语气很谨慎,他最后还是坚持有必要慎重对待法国主要的社会主义作家。[68]尽管在他辞去编辑职务后才开始密切关注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这肯定是他自己在1842年下半年的意图。
到1843年夏天时,马克思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很明显了。他不仅唤起了人类共有的“共产主义本质”,而且还直接批判私有财产,传唤阶级斗争的幽灵,提倡社会革命。梭罗莫·艾维尼里和理查德·亨特认为,马克思在那个夏天对共产主义做了道义上的承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强调,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的基调和马克思关于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文章的总体含义,而不是他对这个或那个共产主义理论家的特定或详细的理解。[69]他们的方法比重建马克思观点的方法要好得多,后者希望能找到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时期,就像道义上的承诺必须与知识的任意标准相一致一样。[70]但是,这还是不够的。艾维尼里反对马克思在1843年仍然是一个激进的雅各宾式的民主主义者这种古老的观念,但是他所面临的挑战也适用于1842年对马克思的描述,因为他的共和论已经预想到了社会和国家之间界限的消除。[71]像亨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在“孤独的反思”中得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说法不是特别令人信服。[72]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展示了这种巧妙的途径,社会主题通过它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进入德国的激进话语中。实际上,马克思所了解或接触的几乎所有主要的左翼黑格尔派哲学家——从海涅和甘斯到赫斯和费尔巴哈——都注意到了黑格尔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之融合的影响。毫无疑问,那种融合的最初形式即空想社会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会合到1840年时已经衰退了,于是马克思可以和别人一起抨击“幼稚的创始人”。撇开这种谦卑不管,从最初的接触中浮现出来的社会定向已经成为德国左派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像变戏法一样变出的黑格尔主义的一部分了。那些坚持认为马克思在独立的路径上探求社会主义的人,都忽略了这个整体背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转向不是象征与德国及左派黑格尔主义背景相决裂,质询其关键转折点是为了界定他学术生涯的剩余部分,他在当时的背景下做的这个决定是很坚决的,甚至太过于坚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