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格在1840—1841年的著作，表明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政治思想继续占支配地位。他随后的思想发展表现出一种连续的尝试，就是不断地使他的基本前提适应新的社会政治条件，更重要的是使之适应新的思想成果。如果说卢格1840—1843年的著作显示了一个基本的主题的连续，那么日益恶化的普鲁士反动政治风气确保了这些主题以一种不断增加的活力得以表达。卢格以充分的理由来控告反动力量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追捕。在1839年，苏黎世的居民阻止施特劳斯在那里接受一个教授职位，卢格将这视为虔信派反对理性和哲学的单独的暴动，于是他也就被激怒了。[82]当波恩的神学院因为鲍威尔的无神论著作将他解雇时，卢格对政府和已建立的学术界的态度更加不确信了。[83]不仅普鲁士政府未能保护鲍威尔，而且威廉四世新任命的教育部长艾希霍恩在1841年6月读到《福音的批判》第一卷后决定把鲍威尔驱逐出大学。鲍威尔直到1842年3月才被解雇，但是18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波恩冲突对于左派黑格尔主义来说是一桩大的公案。造成这一结果部分是因为鲍威尔自身坚决不妥协，部分是因为卢格在《哈雷年鉴》上评论“鲍威尔事件”。在1841年和1842年的某些时段，卢格努力地为鲍威尔辩护，先是反对波恩神学院，然后反对普鲁士政府。[84]
然而，当《哈雷年鉴》自身成为新政权的政治文化牺牲品时，卢格的注意力就被更多直接的问题分散。继1841年3月内阁命令杂志社把办公室从莱比锡搬到哈雷进而将它提交给检查员，卢格也来到了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重新命名的《德国年鉴》在7月1号出版，这个新名字不仅表明了地理的迁移，而且表明了对普鲁士的批判和对更大的德国世界的支持。然而，众所周知，“德国”并没有表现出热情友好。在普鲁士的压迫之下，撒克逊检查员阻挠《德国年鉴》的出版。整个1842年，杂志和当局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最后在1843年1月，萨克森镇压了《德国年鉴》，同时普鲁士关闭了马克思的《莱茵报》。普鲁士的镇压和与萨克森关系的恶化粉碎了卢格对普鲁士和君主立宪制的任何挥之不去的希望。他虽然有时不切实际地希望普鲁士可能仍然遵循一条进步的道路（尽管其行动与此相反），但他1842年作品的主旨还是表达他对政权的敌意。他现在反对君主制本身，公开拥护共和主义，批判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继续相信基督教的君主制主张和政治自由的可调和性。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对政府反对出版自由的镇压行动的漠视使得卢格很绝望，他认为德国不过就是一个“市井”国家。
卢格经常警告说反动会招致革命。当然，青年黑格尔派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的关系证实了他的预言。然而，政治环境不能完全解释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在宗教方面的大量基本工作。紧张的个人交往，经常的通信，以及向《哈雷年鉴》大量批判声音的输送，确保了一种温室氛围和在运动中越来越极端的口吻。是年年初，施特劳斯的《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发展和与现代科学的斗争》发表。这几乎立即被费尔巴哈6月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弄得黯然失色。1841年6月至10月，鲍威尔的《福音的批判》的前两卷出版，这表达了对施特劳斯的强烈批判的一种声音，鲍威尔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最后宣判》也是如此。宗教的批判以如此的速度发生着转向，到11月，施特劳斯感到自身被杂志诽谤以至于他拒绝了对《德国年鉴》做进一步贡献。[85]施特劳斯的叛离标志着激进黑格尔派和温和黑格尔派的关系破裂。《德国年鉴》失去了很多合作者和读者[86]，此后，它变得越来越边缘化，纵使它越来越大声疾呼。
在1841年的头几个月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到达了其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短暂影响的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如卢格和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所做的，鲍威尔攻击了他的左派黑格尔主义的主要竞争对手施特劳斯，认为他深受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影响。[87]鲍威尔这个令人惊奇的指控基于施特劳斯对一种神秘物质的依赖，即依赖社会集体意识的神话来解释“新约”的创世纪。根据鲍威尔，这种集体意识的思想，是对正统思想启示的偏离，因为对圣经的超验解释掩盖了其在人类自我意识中的真实起源。相反，鲍威尔试图指出，福音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作者个人对其时代需求的一种自由而务实的回应。在这个批判的事业中，鲍威尔的动机是通过揭露它不仅是作为一种“给定和**的现实”而且是作为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创造[88]，来使“真实”的雄心勃勃的哲学事业回归。自我意识这样一来就被揭示为“世界和历史的唯一力量”[89]。依赖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形式，鲍威尔坚称自我意识不是任意的，因为它发展了一种它自身历史中的机理认识的对立阶段的连续性。由于鲍威尔认为这个阶段已经轮到他了，他得出结论说，批判家即他自身的自我意识，与历史的运动本身是统一的。他的工作宣布了批判家从所有的外部约束中获得胜利的自由，他声称，批判的力量消解所有给定的现象，我们必须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格”[90]。在《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最后宣判》中，他出色地采用了一个反黑格尔主义的虔信派的人物角色，以此辩称黑格尔事实上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革命哲学家。因此，他认为“人格，现实和一切积极的事物实际上都可以被黑格尔的思想所吞并和消耗”[91]。所以，鲍威尔试图通过将他自己指定为黑格尔的正宗继承人从而使自己的位置合法化。然而，事实上鲍威尔尽可能多地像继承黑格尔的思想那样继承着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一元论。[92]
鲍威尔在1841年宣布的“理性恐怖主义”最终演绎为1844年的“纯粹批判”，这是一个如此贫瘠的概念，它确保了包括鲍威尔本人在内的从鲍威尔阵营的普遍背叛。[93]但是在1841年，它是对战争的呼吁。1840年年底，卢格会见鲍威尔并且评价他的著作优于施特劳斯的著作。卢格在1845年写道，施特劳斯仍然坚持“全能的个人之神”[94]，这是一个智慧的普遍存在。不仅上帝的观念是这样，而且人类的观念也是如此抽象。相比之下，鲍威尔揭示了福音书起源于人类创造力，从而揭示了人类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因此，卢格得出结论说，且不论鲍威尔在理论上有多么深奥，他对人类能动性的赞赏确实给了青年黑格尔派一个现实的转向。[95]
卢格相信鲍威尔方法的丰富性，所以迅速地将鲍威尔的术语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鲍威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卢格1841年以刺耳的声音为《哈雷年鉴》第一期做的序中：“自我意识的觉醒描述了我们时代的特性。”[96]同样地，他在7月的《德国年鉴》中，主张一个“新的唯心主义”，包含了费希特的自决的“自我”和黑格尔对“智慧”发展的历史性解释。这将会产生一个“真正的精神一元论，这个一元论依赖于一个洞见，即历史的过程不能与自我意识的过程相分离”[97]。进一步地，鲍威尔对组织化的宗教的敌对，导致卢格发现宗教和哲学更多的明确对立，尽管他对哲学起源于“基督教的真正原则”——即基督教的直观把握了人类的神性化身——的持续信念缓和了这种看法。[98]最终，虽然卢格已经是一个熟练的辩论家，但他还是借鉴了鲍威尔的好战言辞，尤其是运用了他对黑格尔做出权威解释的主张，就如当头棒喝打击了“旧黑格尔主义者”。
但是，鲍威尔对卢格的影响是短暂和相对肤浅的。1842年年底，卢格谴责了他认为是自我放纵的和轻浮的鲍威尔的唯我论和他的“自由”的柏林循环。[99]此外，在他们合作期间，事实上可能他们的影响是相互的，至少在政治问题上。1840年，在卢格的文章《卡尔·斯蒂科夫》之后，鲍威尔也发起了一个批判，批判目前的“基督教国家”死气沉沉的、只是强制的外在“机构”。[100]并且，如卢格一样，他开始将基督教国家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101]正是在卢格的授意下，鲍威尔承担了对斯塔尔的“基督教国家和我们的时代”的批判。这个主题和鲍威尔的其他文章与卢格已经表达的强烈的坚持形成呼应。卢格坚持“政府”和“国家”之间本质的区别[102]，坚持针对德国人的政治怯懦的谴责，坚持对一个真正的“政治领域”和公共生活的需求，坚持“商人”持有的工作概念和自我意识[103]持有的工作概念的差别，以及坚持将“资产阶级的奴隶”从不关心政治生活的狭隘中解放出来的愿望。[104]
卢格从来没有完全放弃鲍威尔的原则，但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他。卢格与费尔巴哈的交往是深厚而长久的，他定期与费尔巴哈通信了好几年，他也充当了费尔巴哈和他的莱比锡出版商奥托·维干德之间的中间人。此外，不仅费尔巴哈在卢格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而且卢格也协助编辑了《基督教的本质》。[105]仅仅在这本书出版一个月之后，卢格就将对此书论点的赞成议论纳入新的《德国年鉴》[106]中。并且在1845年，他评价说这本书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德国哲学著作。卢格认为，它的意义在于费尔巴哈没有将他自身局限于探究早期基督教的起源和神圣的文本，如鲍威尔所做的，也没有像施特劳斯那样去努力地确定教条的科学价值。相反，卢格强调，费尔巴哈揭示了基督教，甚至是一般的宗教，起源于人类的需要和愿望。[107]
卢格偏爱费尔巴哈超过鲍威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在于鲍威尔对基督教的谴责是总体性的，而费尔巴哈是有条件的。鲍威尔认为，人从属于他自身的宗教幻想，使他完全丧失了人性，迫使他成为动物。为了克服这种绝对的异化，在鲍威尔坚决的定论中，自我意识必须“完全地”断绝与宗教的关系。[108]相比之下，费尔巴哈虽然对抽象的神学持敌对态度，但是他把宗教的冲动视为一种本质上有价值的爱的表达。因为他看到，任务就是将错位的爱转移到人类身上，这个任务是鲍威尔断然否决的。[109]费尔巴哈强调将爱作为人类生活的凝聚力，他试图通过揭示宗教的人类学真理来使社会“神圣化”，这更直接地吸引了卢格，卢格继续将自由的渴望视为一种宗教情感的真实表达。[110]
卢格一读到《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就立即意识到它的实际意义。[111]在他1842年的主要文章中，卢格将他的政治观点翻译成费尔巴哈的新哲学人类学的语言。最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在人与政治相分离问题上给了卢格一种新的并更为成熟的解释。卢格1839年在论卡尔·斯蒂科夫的文章中，将天主教和自由联系起来，并且将普鲁士王国的独裁主义倾向归咎于保守的“天主教”浪漫主义的入侵。这个观点在他1842年的文章《基督教国家》中明确地放弃了。现在他谴责基督教本身，尤其是新教，将其视为政治自由的对立存在，因为在费尔巴哈的术语中，它使人类脱离其本质。因此，对卢格来说，基督教主体将国家体验为一个超验的实体，这个实体伴随着如此普遍的、固着于个人的“国家之神”的异化形式。[112]我们将会看到，在下一章马克思对基督教的费尔巴哈主义者的批判沿着惊人相似的轨迹。如爱德华·甘斯在1839年对卡尔·舒伯特所做出的回应一样，卢格也通过将意识形态与宗教的“代表性”的意识模式联系起来，进而攻击了基督教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他谴责基督教君主制将作为基督教的“神人”虚幻表现的延伸形式的社会政治精神以拟人化的方式予以表达。在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双重影响下，他将基督教政治神学的代表性意识视为抽象习惯的实例，并且认为这是基督教的基础。
卢格追随了早期左派的批判者，当然包括费尔巴哈。他继续声称新教比天主教更为抽象、更为有害，因为它使得尘世的国王通过割裂教会和国家来漠视信徒，教会和国家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世界中是虔信的王国不可分割的部分。[113]如此，卢格连同很多德国激进分子，都认为德国民族性格的非政治化与新教改革相关。[114]因为自身与国家之间没有联系，新教徒转向了私人事务。卢格写道：“政治生活之外，没有自由的人，只有顺从的基督徒。”[115]自从成为一个反对天主教的无理性和专制主义入侵的新教哲学真理的黑格尔主义辩护者，卢格迅速地接受了左派对天主教的反社会、反政治个人主义的谴责。
卢格更充分、更明确地发展了费尔巴哈解释的两个方面。他扩展了费尔巴哈对新教的扭曲和不完全世俗化过程的政治影响的分析，并且又倚重了费尔巴哈的这样一种解释：作为不关心政治的、贪得无厌的小市民，基督教信徒是与他对个人之神和自身不朽的信仰相关联的。如费尔巴哈，卢格认为基督教个人不朽的信念供养了他的利己主义，但是他比费尔巴哈更坚决地强调对基督教与“坏的现实”的调和。[116]新教对卢格来说成了私人的代名词，这不仅对主体而且对国家自身来说是真实的。因此，在他看来，新教的国家“仅仅是需要的国家，它只有在保护市民的情况下才涉及市民。人们只关心他们的私人事务，宗教仅仅涉及主体的私人需要（私有财产）、单个灵魂的幸福和超越意义上的私人主体的幸福。宗教不再关心公共生活”[117]。在新教国家中，主体充其量使用私人美德；“道德”不会上升为公共美德，或者如卢格的说法，不会上升为“市民的伦理生活”[118]。
对新教国家的一般批判，催生了卢格第二批关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文章以及他对德国自由主义的谴责。许多他在1840年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主题，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我们时代的政治》中重复出现。然而，当他试图通过发展相当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黑格尔和康德时，他增加了大量的新元素，这些新元素以对德国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参考来解释他们的政治清静无为和哲学抽象。卢格主张，当面对敌对的国家和漠视的公众，康德和黑格尔都从政治、新教的本质和“思想褊狭”中退出了。他判断康德是小市民的哲学家，一个在公众之上称赞私人道德的思想家，他只是以自由和道德的名义提倡政治清静无为，并且把哲学家描绘为仅仅是“个人”[119]。尽管康德坚决主张批判理性和自主性，还是如此深受新教人格主义的私人精神特质的危害。然而在卢格的苛刻评价中，黑格尔将历史从属于单向度的哲学理论的立场甚至也优于康德的抽象。[120]因此，对黑格尔来说，自由理论的发展排除了具体地实现自由和真正地弥补政治自由缺乏的需要。即使在卢格叛离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晚期，他仍然认为由于“非政治”时代[121]的不友好氛围，黑格尔克制了对家长制和官僚主义国家的更激进的批判。尽管如此，他感到急需将黑格尔的理论洞见翻译为政治实践，这彻底地使他和进步的黑格尔主义者结成联盟，至少从契希考夫斯基《序言》和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开始，进步的黑格尔主义者都在谴责这位抽象片面性的大师。
在卢格看来，康德和黑格尔在他们那个时代遭受新教文化之劣根性的影响。卢格在1843年强调，在他自己的时代，德国自由主义者是这些劣根性的继承者。1841年，卢格从私人生活的狭隘方面将“自由主义”在字面上等同于“小市民的解放”。[122]然而，到1843年，对于那些力图废除政治和市民生活区分的激进主义者来说，黑格尔主义者——如卢格自己或者爱德华·甘斯——与德国自由主义者的联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当自由主义者似乎愿意向镇压性的德国君主专制妥协时，左翼激进分子开始怀疑只要国家保证私人领域的安全，自由主义就会对国家的形式漠不关心。[123]卢格将所谓的“执政党”的自由主义核心和成为关注焦点的左派边缘的冲突引入了他的《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这篇文章最终使得撒克逊政府屈服于普鲁士的压力从而禁止了《德国年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卢格并没有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般性中去寻找自由主义漠视公共生活的根源，因为它已经在西欧国家中发展。相反，他谴责了自由主义作为“旧的新教道德精神，无意义的善的意愿”的产物。卢格写道，这种“自由思想的情绪，对民主有意图的赞同”必须屈服于革命实践。一个强大的公共生活必须取代低迷的状况，德国自由主义者的服务仅仅是增强这种状况。卢格在一个口号中要求“自由主义必须融入民主主义”[124]，这激怒了撒克逊当局。
卢格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明确左翼黑格尔主义者对他们在群众运动方面的昔日盟友的不满。例如，在1842年年底，鲍威尔的弟弟埃德加在他发表在《莱茵报》上的很多文章中以及在他的《德国自由运动》和《对教会和国家的批判》中，抨击西欧的“中庸之道”和自由主义。《对教会和国家的批判》发表于1844年，其中有几章致力于批判德国的“小市民”意识，而且反复地将自由主义与卢梭式的民主共和主义进行对比。像卢格那样，埃德加·鲍威尔在关于精神自由至高无上的新教信仰和原子式的个人之神圣不可侵犯中去追溯自由主义的私人非政治化价值的起源。[125]这时候，青年马克思也基于相似的理由批判自由主义。
卢格、鲍威尔和马克思跟随熟悉的模式将自由主义与新教联系起来，这个模式可以追溯到天主教的反革命分子如约瑟夫·梅斯特，并且贯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费尔巴哈、赫斯和契希考夫斯基。这种联系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相反会加强。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左派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这种神学化的批判模式成了激进地攻击自由主义的中心。因此，埃德加·鲍威尔的《对教会和国家的批判》从“神学的”视角谴责缺乏对现存社会关系加以激进颠覆的任意政治，包括国家形式本身。然而在1843年，赫斯追溯了这样一条线索：从基督教精神主观主义的崩溃到自由主义的“人的抽象权利或者抽象人格的平等权利，即反身性的‘我’，一个数学的点”[126]。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在1843年年中，自由主义“神学化”的过程到达全满，但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在这个方面，卢格谴责了自由主义妥协的宪政主义和对作为新教表现形式的君主制的容忍，他认为只有自觉的人民主权与自由才是一致的。正如费尔巴哈的批判将人格神的幻象融入人类神圣性的认同中，卢格认为，一旦这些抽象被认为是人类的投射，个人主权的幻象就融入人民主权中。他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共和主义和自由战争的全民动员都代表了一种异化意识的回归，从一个抽象的政治天堂到社会内在威严认同的回归。然而，法国大革命已经被粉碎，德国解放运动的“爱国政治宗教虔诚”随后也堕落为对“旧基督教”的私人虔诚。因此，卢格预测，当批判暴露了抽象的虚幻本质并且揭露了作为人民自身“产物”[127]的国家，非政治化的德国人将会被再次动员起来。在卢格看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真正的公共生活的代名词，新教私利性的真正对立面。在卢格的人文主义的共和主义中，准宗教和政治的瞬间统一，完全地体现为他对早期民主理论基本准则的采用，这条基本准则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128]。
斯塔尔在他1845年版的《法哲学》中认为，鉴于黑格尔自身对人格的贬低，他的年轻弟子的共和主义一点也不足为奇。[129]卢格提供了最形象的例子来说明神学批判与独特的左派黑格尔主义的民主共和制形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卢格的《自由主义的自我批判》发表后，《德国年鉴》遭到禁止。在这之前，卢格对于塑造左派黑格尔主义的政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838年开始，对于由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等人挑起的神学论辩的政治影响，卢格表现出了极大的敏锐性，并且他对于政治理论领域之问题的阐述也显示出了同样显著的独特性。在他的著作中，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以空前的清晰度暴露出基督教的人格理念、市民社会的利己领域和专制国家之间的联系。他比费尔巴哈更加强调将专制主权学说的批判和市民社会的批判联系起来。此外，费尔巴哈将解放的希望置于一种克服二元论的可能性中，即克服市民社会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私人和公共的二元论。19世纪40年代初，对卢格来说，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已经成为人类本质在其真正的普遍表达中充分实现的唯一途径，并且这一目标与克服人格的原子化形式是不能分开的，事实上克服人格的原子化形式是一个前提，这是19世纪30年代哲学左派反复攻击的目标。针对这个哲学和反神学的背景，卢格有力地阐述了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激进主义的融合，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标志性年份中，可以说这是激进的德国政治和社会理论转变中的一个主要现象。
当谢林、斯塔尔和舒伯特等许多保守派第一次攻击黑格尔的泛逻辑哲学并且后来发现了施特劳斯攻击人格神的政治意义时，卢格的社会共和主义因此也为他们最大的担忧做辩护。然而，伴随着关于青年黑格尔派共和主义起源的声言，斯塔尔在1845年也认为黑格尔的所有权思想对共产主义共和主义在德国的发展负有责任。[130]斯塔尔说，在黑格尔的思想和共产主义中，“统一体的魔法”和人格都已经被辩证法摧毁了。同样，洛伦兹·冯·斯坦将共产主义描述为“在物质世界中对单一人格的否定”，并且他预见了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力量，社会主义形式在德国比在法国更加不稳定。[131]卢格并没有完全支持斯塔尔和斯坦的这部分预测，因为他最终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理论在德国的发展并没有像黑格尔声称的泛神论那样以自动的方式展开。尽管如此，当我们转向卡尔·马克思后就会明显发现，在人格思想上，神学、政治和社会的冲突对于他的思想发展是多么重要。
[1] A.Schwegler，“Die Revue des deux mondes über die Junghegelsche Schule”，Jahrbücher der Gegenwart（1844），p.475.
[2] Arnold Ruge，“Politik und Philosophie”（1840），Die Hegelsche Linke，p.191.
[3] 关于这个德国自由主义观点的经典陈述，可参见Leonard Krieger，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History of a Political Tradition fron the Reformation to 1871（Chicago，1957）。关于卢格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论述，参见 Sidney Hook，From Hegel to Marx（Ann Arbor，1962）；James Willard Moore，Arnold Ruge：A Study in Democratic Caesarism（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7）；H.and I.Pepperle，“Einleitung”，Hegelsche Linke，p.23；Hans Rosenberg，“Arnold Ruge und die Hallischen Jahrbücher”，Politische Denkstr?mungen im deutschen Vorm?rz（G?ttingen，1972），p.99；and Herbert Strauβ，“Zur Sozial-und ideengeschichtlichen Einordnung Arnold Ruges”，Schweitzer Beitr?ge zur allgemeine Geschichte，12（1954），p.165。
[4] 三月革命前，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常常被一种“一般性对立”的语言模糊化。对于在此所涉及的术语之不确定性的探讨，可参见Peter Wende，Radikalismus im Vorm?rz.Untersuchungen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der frühen deutschen Demokratie（Wiesbaden，1975），pp.1-30；Wolfgang Eβbach，Die Junghegelianer，pp.184-185。
[5] 特别参见Moore，Ruge；Mah，End of Philosophy；and Beatrix Mesmer-Strupp，Arnold Ruges Plan einer Alliance intellectuelle zwischen Deutschen und Franzosen，Bern，1963。
[6] 对于争取国家独立自由战争的双重形象，卢格在1840年关于埃尔斯特·阿尔恩特《为了外部生活的纪念》的评论中有清楚的表达，有关于此的论述，参见Hegelsche Linke，pp.172-188。关于种种有关争取国家独立自由战争的神话，参见James Sheehan，German History，p.387；Christopher Clark，“The Wars of Liberation in Prussian Memory：Reflections on the Memorialization of War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68，3（Sept.1996）pp.550-576。
[7] Moore，Ruge，p.23.
[8] 转引自Mesmer-Strupp，Ruges Plan，p.26.
[9] Hans Rosenberg，“Theologischer Rationalismus und Vorm?rzlicher Vulg?rliberalismus”，pp.18-50.
[10] 参见Ralph Marks，Die Entwicklung nationaler Geschichtsschreibung.Luden und seine Zeit（Frankfurt，1987）。关于卢格与路登的关系，参见Moore，Ruge，p.35f。
[11] 参见E.M.Butler，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Cambrige，1935）；and Josef Chytry，The Aesthetic State.A Quest in Modern German Thought（Berkeley，1989）。
[12] Franz Schnabel，Deutsche Geschichte imneunzehnten Jahrhundert，vol.2（Freiburg，1933），pp.360-365.
[13] Chytry，Aesthetic State，pp.90，85，77.
[14] Hermann Francke，“Arnold Ruge und der Humanismus”，Die Eoigonen，4（1847），pp.98，112-113.
[15] 关于第一点，参见 Aus früherer Zeit，vol.3（Berlin，1863），p.160；关于第二点，参见“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1842），Hegelsche Linke，p.444。即使在他的回忆录中，卢格还声称“我们把一切好的事物和世界之人类归功于雅典共和国”，引自Moore，Ruge，p.427。
[16] 转引自Moore，Ruge，p.54。
[17] Mah，End of Philosophy，p.110.
[18] Ruge，“Gegen Heinrich Leo bei Gelegenheit seines Sendschreibens an Joseph G?rres”，GW，vol.4，p.132.
[19] Ruge，“Die Denunziation”，pp.76-84.
[20] Ruge，“Unsere gelehrte kritische Journalistik”，Bl?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223-411-12Aug.（1837），pp.905-910；and “Gründung und erster Jahrgang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 .Vorwort zum zweiten Jahrgang”（1839）GW，vol.3，p.11.
[21] Ruge，“Unsre letzten zehn Jahre”（1845），S?mmtliche Werke，vol.6（Mannheim，1848），p.79.
[22] 参见Ruge，“Die Denunziation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 ”（1838），Hegelsche Linke，p.78。
[23] Ruge，“Gründung und erster Jahrgang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 ”，p.12.See also“Die Denunziation”，p.78.
[24] Ruge，“Strauss und seine Gegner”，Bl?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9-12 June（1837），pp.645-657.
[25] Ruge，Aus früherer Zeit，vol.3，p.287.
[26] Ruge，“Gegen Heinrich Leo”，pp.133-137.
[27] Ruge，“Unsere gelehrte kritische Journalistik”，pp.905-906.See also Ruge to M.Carriere，1 Feb.1839，Briefwechsel und T?gebl?tter，ed.P.Nerrlich（Berlin，1886）.
[28] 汉斯·罗森伯格声称，他们的宣言塑造了数十年浪漫主义“平民自由主义者”的解释，参见Rosenberg，“Arnold Ruge”，p.111。
[29] Ruge and Echtermeyer，Der Protestantismus und die Romantik（1839-1840），ed.Norbert Ollers（Hildesheim，1972），p.2.这篇文章同时也收录于下列文献中：Walter Jaeschke，ed.，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im Vorm?rz.Der Streit um die Romantik（1820-1854），vol.2，Hamburg，1995。
[30] Ruge and Echtermeyer，Der Protestantismus und die Romantik（1839-1940），ed.Norbert Ollers（Hildesheim，1972），p.6.卢格延伸了这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他把青年黑格尔派视为利己主义团体。
[31] Ruge and Echtermeyer，Der Protestantismus und die Romantik（1839-1940），ed.Norbert Ollers，Hildesheim，1972，p.3.
[32] Ruge and Echtermeyer，Der Protestantismus und die Romantik（1839-1940），ed.Norbert Ollers，Hildesheim，1972，p.23.“只有德国在它的政治关系中通过一种自由的公开起作用，这种意识才可能出现。如果这种改良过程超越了意识的主体性和思想的内在性，那么就仍然被一种片面的理论所牵绊。”
[33] 这个段落是接着下列文献来讲的：Chapin Massey，Christ Unmasked，pp.118-122，137-140。
[34] Karl Streckfuβ，über die Carantien der preuβischen Zust?nde（Halle，1839；first published in th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in 1838）.
[35] Moore，Ruge，p.128.阿多夫·斯塔尔这样写道：这篇文章“创造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轰动，突然敢于说出一个已经公开的秘密的胆量是令人震惊的。”
[36] Ruge，“Zur Kritik des gegenw?rtigen Staas-und V?lkerrechts”（1840），Hegelsche Linke，p.152（发表在这一文献中的版本是删减过的。必要时，可在另一文献，即《哈雷年鉴》中引用原始版本）。
[37] Hegelsche Linke，p.154.关于左派黑格尔主义的哲学之历史化的有趣讨论，可参见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F.G.Lawrence（Cambidge，Mass.，1987），pp.51-71。
[38] 卢格在这里意译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第280段。参见Ruge，“Zur Kritik”，p.163。
[39] Ruge，“Zur Kritik”，p.166.
[40] Ruge，“Zur Kritik”，pp.168-171.
[41] Ruge to Fleischer，18 June 1843，Briefwechsel .可以在下列文献中参见卢梭的评论：Norman Hampson，“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ed.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Cambridge，1981），p.50。
[42] Ruge，“Karl Streckfuβ und das PreuΒentum”，Hegelsche Linke，pp.115-116.
[43]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中市民的限制，使卢格将《法哲学原理》批判为一本“普鲁士国家之书”。参见Hegelsche Linke，p.115。
[44] Ruge，“Der preuβische Absolutismus und seine Entwickelung”（1841），GW，vol.4，p.46.对于“Spieβbürger”一词之历史意义的简短讨论，可参见Warren Breckman，“Diagnosing the ‘German Misery’：Radic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Character，1830-1848”，Between Reform and Revolutio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from 1840-1990，ed.D Barcaly and E.D.Weitz（Oxford，1998）。
[45] Ruge，“Der preuβische Absolutismus”，p.20.
[46] Ruge，“Der preuβische Absolutismus”，pp.48-49.
[47] Ruge，“Der preuβische Absolutismus”，p.125.
[48] Ruge，“Der schβ?ne Journalismus und die Tagesfragen”（1841），GW，vol.4，p.279.
[49] Ruge，“Unsere letzten und Franzosen，von einem deutschen Publizisten in der Fremde”，in louis Blanc，Ceschichte der zehn Jahre，1830 bis 1840，trans.G.Fink（Zürich，1843），p.xxiv.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1] Ruge，“Vorwort zum Jargang 1841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Hegelsche Linke，p.204；“Karl Streckfuβ”，pp.120-121.
[52] Hegelsche Linke，pp.124，126.
[53] Ruge，“Der preuβischen Absolutismus”，p.56.
[54] Ruge，“Der preuβischen Absolutismus”，p.57.
[55] 同样的主题构架，在布鲁诺·鲍威尔应卢格要求而写的批判斯塔尔的文章中也是显明的。参见Bruno Bauer，“Der christliche Staat id unsere Zeit”（1841），Feldzüge der reinen Kritik，ed.Hans-Martin Sass（Frankfurt，1968），p.17。
[56] Ruge，“üb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er Hauptm?chte Europa's”（1840），GW，vol.3，p.381；Ruge，“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1842），Hgelsche Linke，pp.467-468.
[57] Ruge，“Der Pietismus und die Jesuiten”（1839），GW，vol.4，p.212.
[58] Ruge，“Karl Streckfuβ”，p.126；and “Zur kritik des gegew?rtigen Staats und V?lkerrechts”，Hallische Jahrücher，155（Juni，1840），p.1237.
[59] 参见詹姆斯·马西的卓越文章：James A.Massey，“The Hegelians，the pietist，and the Nature of Religon”，Journal Religion（1978），pp.108-129。
[60] Ruge，“vortwort zum Jahrgang 1841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p.205.
[61] See Ruge，“Hegelschen Rechestphilosophie”，and“Die Presse und die Freiheit”，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Zürich，1843），p.111.“Gemüt”一词的意义在18世纪晚期是模棱两可的，见Dickey，Hegel，p.224。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他1802年的《自然法》一文中是用“Tapferkeit”一词来代替“Gemüt”一词使用的。迪基（Dickey）认为，黑格尔可能是受到了克里斯蒂安·卡弗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翻译的影响，在《伦理学》中，“Tapferkeit”一词是指“作为人类政治联合体独有特质的勇气感”。
[62] Ruge，“Karl Streckfuβ”，p.126.
[63] Gebhardt，Politik und Eschatogoie .格布哈特（Gebhardt）的分析明显受到塔尔蒙（J.L.Talmon）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对一切形式的共同体主义之反对的影响。
[64] Ruge，“Unsre letzten zehn Jahre”，pp.63，95.
[65] 卢格早在1831年支持巴黎的革命的文章中就表达了这个观点。见Mesmer-Strupp，Ruges Plan，pp.16-17。
[66] 关于共和传统的经典著作是：J.G.A.P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1975）。当然，波科克（Pocock）讲的17、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市民人道主义不能简单地移植到对德国的研究中。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18世纪的德国作家通过对英格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著作的接触和对德国古典传统本身的揭示，市民人道主义传统获得了一些显著的支持者，如席勒、克里斯蒂安·卡弗、青年黑格尔。参见Dickey，Hegel；Chytry，Aesthetic State；Oz-Salzberger，Translating the Enlightenment；Waszek，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 “Civil Society ”。
[67] 因此，将卢格的宗教等同于卢梭的宗教——正如温德在《三月革命前的激进主义》中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卢梭缺乏据以从宗教本身移转到其废止的哲学方法，而卢格的观点却是以这种黑格尔式的移转为基础的。
[68] 卢格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量评论，主要见于他的《爱国主义》。卢格不认为常备军与自由不相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市民民兵培育了自由的精神。参见Ruge，“A Self-Critique of Liberalism”（1843），The Young Hegelians.An Anthology，ed.Lawrence Stepelevich（Cambridge，1983），p.258。
[69] 卢格的“公共领域”概念，其中心就在于它是用来争取政治自由的，它不是自由主义者对出版自由的需求的同义词，也不能简单地与哈贝马斯对传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解相调和。卢格认识到真正的出版是作为一般精神的“公共”的文字化身。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人性自身的具体化，“事件”都通过“公共性的判断”被克服，众多的声音将逐渐变成一种声音。见 “Die Presse und die Freiheit”，pp.96-98。这种想象将公共领域概念削减为一种“中立的”概念上和制度上的空间，在这一空间内，自由的条件通过对话和说服的艺术被双方同意而建立。就他关于公共投票合理性的一般观点来说，卢格的公共领域概念包含了对抗和斗争的“冲动”，这种“冲动”一方面朝向一个公开的真理主张，另一方面朝向一个已经由概念给定的合理性。在这种意义上，马（Mah）在《哲学的终结》（End of Philosophy）中对卢格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相似性的评论，需要相当多的条件限制。
[70] Ruge，“Zur Charakteristik Savigny's ”（1841），GW，vol.4，pp.231-233.See also “Der preuβische Absolutismus und seine Entwickelung”，p.57.
[71] Ruge，“Zur Kritik des gegenw?rtigen Staats-und V?lkerrechts”，Hallische Jahrbücher，p.1238.
[72] Ruge，“Zur Kritik des gegenw?rtigen Staats-und V?lkerrechts”，Hegelsche Linke，p.171.
[73] Toews，Hegelianism，p.326.
[74] Ruge，“Zur Krinerungen des gegenw?rtigen Staats-und V?lkerrechts”，Hallische Jahrbücher，p.1238.
[75] Ruge，“Errinerungen aus dem?uβeren Leben，von Ernst Moritz Arndt”（1840），Hegelsche linke，pp.183-184；“üb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er Hauptm?chte Europa's”，p.352.
[76] Ruge，“Errinerungen”，p.186.
[77] Petermann，Der Saint-Simonismus in Deutschland，p.95.
[78] Ruge，“Errinerungen”，p.186.
[79] Ruge，“üb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er Hauptm?chte Europa's”（1840），GW，vol.3，p.374；“Errinerungen”，p.183.
[80] Ruge，Aus früherer Zeit，vol.p.105f.洛维茨（L?with）在《从黑格尔到尼采》（From Hegel to Nietszche）一书的最后引用了这段话。
[81] 实际上，在作为一个1838年哈雷被选举的市议员的行为中，卢格已经尽其所能地推进了反贫困的改革。参见Moore，Ruge，p.123。
[82] Ruge，“Die gute Revolution”（1840），GW，vol.4，p.215.
[83] Ruge，“Die Politik des Christen K.H.Sack in Bonn.Eine polemik gegen diesen Apologeten”（1841），GW，vol.3，p.194.
[84] Moore，Ruge，p.153.也见鲍威尔1841年3月10日给他的弟弟埃德加的信，Briefwechsel zwischen Bruno Bauer und Edgar Bauer w?hrend der Jahre 1839-1842 aus Bonn und Berlin（Charlottenberg，1844）。
[85] 参见Briefwechsel zwischen Strauss und Vischer，ed.Adolf Rapp（Stuttgart，1952）。
[86] Andre Spies，“Towards a Prosopography of Young Hegelians”，German Studies Review，XIX，2（May 1996），p.332.
[87] Bruno Bauer，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vol.1，Leipzig，1841，pp.viii-x.
[88] Bruno Bauer，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vol.1，Leipzig，1841，p.xv.
[89] Bauer，The Trumpet of the Last Judgement Against Hegel the Atheist and Antichrist（1841），trans.Lawrence Stepelevich，Berkeley，1989，p.115.
[90] 人格伴随着神-人的基本化身，通过进入到“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中而被克服（The Trumpet，pp.193-200）。
[91] The Trumpet，p.67.
[92] 参见Zwi Rosen，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The Influence of Bruno Bauer on Marx's Thought（The Hague，1977），p.82。
[93] 主要见于鲍威尔的下列文章：“Was ist jetzt der Gegenstand der Kritik？”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vol.8，1844。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尖锐地批评：“看来，鲍威尔是出于与基督竞争而和他作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4] Ruge，“Unsere letzten zehn Jahre”，p.43.
[95] Ruge，“Unsere letzten zehn Jahre”，p.50.
[96] Ruge，“Vorwort zum Jahrgang 1841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 ”，p.200.
[97] Ruge，“Vorwort zum Jahrgang 1841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 ”，p.227.
[98] Ruge，“Vorwort zum Jahrgang 1841 der Hallischen Jahrbücher ”，p.234.
[99] 参见Ruge to Prutz，18 November 1842，and to Fleischer，12 December 1842，briefwechsel。对激进的柏林黑格尔主义者最全面的评论，见于下列文献：R.J.Hellman，Die Freien：The Young Hegelians of Berlin and the Religious Politics of Prussia（Ph.D.Diss.，Columbia University，1976）。
[100] Bruno Bauer，Die evangelische Landeskirche Preuβens und die Wissenschaft（Leipzig，1840），p.104.也见他的“Der christliche Staat”，p.17。
[101] 特别见 Bruno Bauer，The Jewish Problem（1843），trans.Helen Lederer（Cincinnati，1958），pp.58-59。
[102] Bauer，“Der christliche Staat”，p.19.
[103] Bauer，“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1842），Hegelsche Linke，p.511.
[104] Bauer，“Der christliche Staat”，p.33.
[105] 参见卢格与费尔巴哈的通信，Feuerbach.Briefwechsel，vol.2。
[106] Ruge，“Vorwort zum Jahrgang 1841 der Deutschen Jahrbücher”，p.232.
[107] Ruge，“Unsere letzten zehn Jahre”，pp.57-58.
[108] 参见鲍威尔1841年致卢格的信，转引自Rosen，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p.50。
[109] 参见鲍威尔1841年致卢格的信，转引自Rosen，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p.101.
[110] 例如，参见 Ruge，“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1842），Hegelsche Linke，p.468，and “A Self-critique of Liberalism”，p.249。
[111] Ruge to Feuerbach，14 December 1841，Feuerbach.Briefwechsel，vol.2.
[112] Ruge，“Der christliche Staat.Gegen den Wirtemberger über das Preuβenthum”，GW，vol.3，p.455f.在1843 年一封写给撒克逊当局的信中，卢格上诉关闭《德国年鉴》的决议，他强调在使用术语“Staats-Gott”时，只是简单地直接借鉴了复辟时期的语言。参见Ruge，Polemische Briefe（Mannheim，1847），p.182。
[113] Ruge，“Der christliche Staat”，p.464.
[114] Ruge，“Der christliche Staat”，p.461.也见Breckman，“Diagnosing the ‘German Misery’”。
[115] Ruge，“Der christliche Staat”，p.475.
[116] Ruge，“Der christliche Staat”，pp.463，460.
[117] Ruge，“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p.471.
[118] Ruge，“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pp.454-455.原文题为“Sittlichkeit des Staatsbürgers”。
[119] Ruge，“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p.455.
[120] Ruge，“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p.458.
[121] Ruge，“Die Hegel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die Politik unsrer Zeit”，p.448.
[122] Ruge，“Der preuβische Absolutismus”，pp.48-49.
[123] 参见Edgar Bauer，Die liberalen Bestrebungen in Deutschland.VolumeΙ：Die Irrthümer der Ostpreuβischen Opposition（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3），p.26；［Edgar Bauer］，Staat，Religion und Partei（Leipzig，1843），pp.9-10。
[124] Ruge，“A self-critique of Liberalism”，p.259.
[125] 见下列文献中鲍威尔关于“神学自由主义”的评论：“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Hegelsche Linke，pp.657-660。
[126] Bauer，“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p.628；Hess，“Philosophy of the Act”，Socialist Thought.A Documentary History，ed.Albert Fried and Ronald Sanders（New York，1964），pp.260-261.
[127] Ruge，“Der christliche Staat”，p.466.
[128] Ruge，“Die presse und die Freiheit”，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ik（Zürich，1843），p.96.
[129] Stahl，Die Philosophie des Rechts nach geschichtlicher Ansicht，vol.2，2nd ed，p.5.
[130] Stahl，Philosophie des Rechts，2nd.Ed.vol.2，pt.1，p.80.对黑格尔主义人格和所有权之合体与新法国社会思潮进行调和的努力，参见H.W.Kaiser，Die Pers?nlichkeit des Eigenthums in Bezug auf den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in heutigen Frankreich（Bremen，1843）。
[131] Lorenz von Stein，“Blicke auf den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in Deutschland，und ihre Zukunft”，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2（1844），esp.pp.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