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英国大多数讨论卢格的著作，如哈罗德·马的《哲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转变和觉醒的过程来解释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失败。马认为，卢格、鲍威尔和马克思都遭受了一场信仰的危机，当普鲁士王国显露出对哲学和自由的敌意时，这迫使他们重新评估他们关于黑格尔和普鲁士王国的关系。马声称，就卢格而言，他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黑格尔主义的转向，使他成为普鲁士的代言人，对他来说，普鲁士王国自由哲学的自我意识的特性和新教的信仰已经被“稳固地建立在1838年的政治现实上”[17]。在马看来，只有卢格对于奥特斯坦失败的沮丧，以及对普鲁士王国从1838年起提倡的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终结于1841年《哈雷年鉴》的镇压的失望，迫使他放弃了对普鲁士的忠诚。毫无疑问，国家的镇压加剧了卢格的疏离感，甚至促使他绝望。马的论文将青年黑格尔派置于一个消极的、与他们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对抗的地位中。他的论文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卢格先于普鲁士王国的镇压行动的早期职业生涯，是以批判的责任为标志的。马的著作并不承认青年黑格尔激进派有助于政治氛围的营造，虽然政治氛围是由青年黑格尔激进派所形成的。

这并不是说卢格是明确地反对普鲁士王国的。事实上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态度非常矛盾。尽管他在青年时期被普鲁士王国监禁，但是他明显努力地适应比德迈式的社会，并寻求与国家的和解，但是必须考虑到他这些行为的基础是普鲁士学者任何的职业升迁都取决于国家的态度这一事实。对普鲁士忠诚的宣言经常出现在卢格1838年和1839年的著作中，他坚持声称他将对抗海因里希·列奥这样旨在歪曲国家真实本质的反动分子来保卫普鲁士。列奥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自封的新教普鲁士王国的斗士出现，反对普鲁士天主教徒们的主张，但是卢格将列奥的虔诚神秘主义和奴性正统观念看作比任何天主教引起的威胁更严重的威胁。这个结论是显明的，因为它源自卢格对于黑格尔乐观信念的忠诚，黑格尔把新教作为自由精神的必不可少的媒介，以至于他认为新教的宗教真理能够被哲学的理解所转变和世俗化。当卢格与费尔巴哈的批判性著作相遇时，这种观点被果断地终结，但是在1838年，他仍然痴迷于黑格尔的基督教世俗化辩证法的进步寓意，他对列奥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反向解释表示轻视，这支持了马丁·路德的“服从教义”而不是“自由精神”[18]。面对无神论以及列奥和其他《基督教会报》作者的激进主义对他的指控，卢格把普鲁士的形象辩护为进步和理性的国家，这个形象以黑格尔的普鲁士改革时代的描述为开端，并且已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之间的老生常谈。[19]

不论他的忠诚宣言是否出自真心，卢格成为一个“好的”普鲁士人的努力显然与其他人不同，这是一种更具破坏力的冲动。他年轻时参与“学生社团”已经表达了一种对现状的矛盾态度，如他在文章中支持七月革命。他甚至试图去讨好州政府官员，这足以证明知识分子在那期间对普鲁士现实生活的强烈热爱令人窒息地缺乏选择。此外，即使在1838年卢格希望与伊特米尔创办《哈雷年鉴》以刺激自己低迷的学术生涯，他的前景依然受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过去参与“学生社团”的活动已经使当局对他产生怀疑。《哈雷年鉴》从一开始就想将批判精神作为一种方法，来应对卢格认为的德国公共言论令人失望的状态，卢格大胆地把这种状态归为“德国狭隘的公共领域”[20]。卢格这里是暗指德国联盟政治讨论审查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作为一种权力的行使在1830年革命后日盛。《哈雷年鉴》旨在培育这种被压抑的公共领域，但是卢格在1845年回忆说：“直接的政治批判比直接的宗教批判更危险，它必须在一开始就被禁止。”[21]

卢格最初认为，折中派的无偏见很好地把“写作”和“阅读”公开地拉入到批判性的讨论中，但是从一开始他就存在跟黑格尔同样方式的非黑格尔哲学的立场。[22]那就是说，致力于一个辩证方法的进步观的卢格认为，不充分立场的重述是扬弃它们，使之成为更高真理的必要准备工作。《哈雷年鉴》提供一个与时代矛盾作斗争的论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平，因为该杂志被指定为负责实现“时代精神的著作”[23]。当战线被牢固地制定后，《哈雷年鉴》放弃了他们折中主义的幌子，卢格接受了挑战，把该杂志塑造成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组织。甚至在创办《哈雷年鉴》之前，卢格就已经声明他对当时发展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政党路线”的施特劳斯的神学批判的支持。[24]施特劳斯的论证加强并证实了卢格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政治冲动的深刻见解。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卢格一读到黑格尔就立马发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把双刃剑，猛烈地切割愚蠢的专制主义”[25]。受施特劳斯的鼓舞，卢格以“批判所有权威的精神”来对抗实证的、现存的权威。[26]正如施特劳斯在他的论战文章中所主张的，卢格在1838年和1839年仅仅通过在普鲁士的真实本质和政治现实之间建立一种确定的张力来捍卫普鲁士，这是如此地顺从反动分子，以至于他们的力量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明显地兴盛起来。

卢格将普鲁士与自由的自我意识原则的联合不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描述，而且是对这个国家致力于渐进改革的一个修辞学的劝诫。考虑到他在1838年对普鲁士的根本乐观，这似乎是合理的。这个禁令的效力应该与他同样频繁地警告如果国家违背义务革命就会发生的修辞效果同时发生。当以他的批判义务来衡量他对普鲁士的忠诚时，应该考虑到审查制度的影响。那就是说，很容易被误导而认为卢格隐藏了在1838年的革命政治议程。他真诚地相信普鲁士在理性改革上共享了他的兴趣；但是当国家否认他的时候，他同样会被误认为是一个信念破碎的普鲁士的辩护者。面对普鲁士的镇压，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变得更加尖锐，不仅仅是因为国家的理性信仰变得不堪一击，毋宁说，也是因为国家变得更加顽固，和缓他们的说辞并充当“外交官”（卢格语）的收益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