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甘斯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社会科学向新社会宗教的转变。但在19世纪30年代，在那些自认为被早期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所吸引的进步德意志人那里，这样的沉寂是异常的。对于那十年里一些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而言，德国哲学的会集、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问题的修复以及法国传统革命的平均主义，引发了对德国哲学遗产的深度重新评价。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德国的形而上学与法国的社会思想的结合，促进了德国泛神论与人格主义对于社会一系列新的关怀之讨论的展开。在这种意识形态混合物的压力下，我们先前在费尔巴哈早期作品中发现的对基督教内在本质之政治-社会影响的恐惧，锐化为对基督教文化利己主义以及对物质需要漠不关心的直接攻击；在这种情势之影响下，许多激进的德国知识分子被迫以社会神学的形式来阐述他们的思想。除了给这些德意志人一个令人信服的关于宗教的和社会“转变”的预言外，新基督教还引领他们去寻找能使哲学成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力量的行动原则。法国与德国这个主题的重叠，将追溯到海涅、赫斯以及契希考夫斯基的著作。这一章将重新审视海涅、赫斯以及契希考夫斯基遭遇到的费尔巴哈那具有巨大影响的关于社会泛神论中的神学与唯心论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