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讲的道德，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基督教与自然的、政治的、市民的、社会的人或其他非基督教徒的合体。”[1]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的这种描述，表明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基督教的信仰、政治和社会相互渗透问题上的理解的复杂性。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后，像费尔巴哈这样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开始很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改变基督教脱离世俗政治、社会主体的超世俗性。在费尔巴哈的这本著作中，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分离基督教与“人”，从而使被基督教信仰扭曲的政治的、市民的和社会的生活得到解放。对费尔巴哈及19世纪40年代的黑格尔左派来说，这并不是一项突然出现的任务。在这一章及以下两章中，可以看到，在19世纪30年代，由于其时的社会政治氛围及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影响，一些黑格尔左派开始猛烈地抨击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所带来的社会及政治效应。

在黑格尔派成员中，费尔巴哈最先对基督教的信仰与政治、社会间的联系进行了批判。在19世纪30年代，人格主义已在新教中占统治地位。随着对基督教文化和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系列抨击人格主义的激烈言辞，这已不仅仅停留在神学或哲学层面。因为当新教重新确认了反黑格尔泛神论的人格原则时，费尔巴哈直面了新教的这种行为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费尔巴哈介入人格主义的争论，使他走上了反对他那个时代正统哲学和神学的道路，也在他的思想准备中注入了政治激进主义的素材，最后，为他日后批判黑格尔奠定了基础。

本章对费尔巴哈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可能会颠覆一些读者之前的观点，这些读者已习惯于将19世纪30年代的费尔巴哈在本质上看作是一个执着于由黑格尔唯心主义、现代哲学传统及基督教信仰所提出的认识论、本体论和神学问题的哲学家。重申一下导论中的一个限定性条件，我并不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依附或服务于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这可能需要重新在社会政治和哲学神学之间进行界分，但这又是我要挑战的内容。在强调费尔巴哈指向基督教市民社会的宗教-哲学批判时，我的目的即在于消除对费尔巴哈思想之一维度的长时间的忽视，而这一维度对于理解他的思想发展以及他在一般意义上对黑格尔派激进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