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在理念与历史发展的冲突中最为显而易见。“大师”解释了泛逻辑主义方面的历史发展。

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将因果关系的动力重置于主体之中，而这样做就重构了黑格尔的发展概念。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将哲学的发展过程规定为从抽象到具体、从普遍到特殊、从精神—逻辑到物质的运动。

然而，在他对黑格尔发展命题的反驳中，马克思依赖对黑格尔主义公式的具体化。[173]马克思的反黑格尔主义关注的是思辨的、泛逻辑主义的黑格尔，而他的亲黑格尔主义在他对黑格尔主义方法论公式的运用中得到了证明。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向声明主体具有因果优先性的转变，使他去研究另外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理论—实践的关系及批判；第二，主体和完整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否定和矛盾的辩证方法，而这两个辩证工具在主体层面采用了两种形式：理论—实践和概念的批判。

理论—实践的模式是在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理论—实践的模式带来了发展，因为实践活动变更了当前的现象。这种辩证的工具关注主体否定当前现实的活动。由理论引导的实践的否定引起了环境的改变。

理论—实践的工具必然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相区别。实践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而理论—实践与政治行为相关。无论事实怎样，理论—实践指的是公民的政治领域。实践指的则是经济—生产的领域，也是发展的动力。劳动和社会生产的过程否定了当前的经济条件，而通过改变物质环境，实践开动了发展的马达。

批判在理论—实践的另一个维度展开。批判关注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而理论—实践关注的是存在和活动之间的矛盾。批判在思想领域发挥其作用，主要致力于在理论中揭示现存的谬误。在批判的模式中，否定的力量不是实践的，而是在理论上对失真的现存事物的揭露。[174]

然而，批判将理论应用于理论—实践的模式中。通过阐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差别，批判为理论提供了一个靶子。它为理论提供了一个目的，而实践着眼于其目的。目的驳斥了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确立了这两者之间新的统一。

在上述这些模式中，否定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动力。

在关于自我意识和完整的哲学体系这第二个问题上，马克思将个性视为“发展的直接力量”[175]，它是在矛盾中获得的。在哲学的这个发展阶段，个人的自我意识“在理论方面还未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176]，还未意识到当它最后走出这个体系时，它仅仅是在总体的特殊时刻实现的。在对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哲学总体的描述中，马克思采取的是亲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因为他以普遍—特殊的形式展开，研究部分证明整体的程度。

特殊的自我意识与普遍的哲学命令之间的两难困境是马克思在前面那段话中生动地表述过的。我将再次引用这段长文，因为它对当前的分析非常重要。

最后，哲学自我意识的这种二重性表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派别：其中的一个派别，我们可以一般地称为自由派，它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而另一个派别则坚持把哲学的非概念即实在性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这第二个派别就是实证哲学。第一个派别的活动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学转向外部；第二个派别的活动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也就是哲学转向自身，因为第二个派别认为，缺点对哲学来说是内在的，而第一个派别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缺点，必须使世界哲学化。两派中的每一派所做的正是对方要做而它自己不愿做的事。但是，第一个派别在它的内在矛盾中意识到了它的一般原则和目的。在第二个派别里却出现了颠倒，也可以说是真正的错乱。在内容上，只有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而实证哲学只能产生一些这样的要求和倾向，这些要求和倾向的形式是同它们的意义相矛盾的。[177]

马克思清楚地将自己列入“自由的”阵营中。在界定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完整的哲学命令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是“自由的”，因为他接受了这两个理念：（1）批判，即哲学必须是实践的，换言之，必须将世界哲学化；（2）概念的优越性。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发展的恰当结果是主体性批判，或者说鲍威尔式的批判。

马克思拒斥个人的自我意识关于完整的哲学总体或“实证”方法的第二个派别。这个实证方法的形成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接受批判的优先性，而是受制于实证的哲学体系。而且，这个实证方法的策略没有转向外部，它不是实践的，而是转向内部，转向思想本身。

在直接的发展方面，马克思还为“自由的”阵营所说服，因为“只有自由派才能获得真实的进步，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另一方面，实证哲学只能产生无效的要求，因为它们是指向内部的，是指向哲学命令的，而不是指向现实的。

我刚分析的这一段是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核心观点的简要描述。马克思在他的发展理论的结构中指出，哲学必须从抽象的总体性转向个人的主体性。在个人的主体性和有机的哲学整体之间的关系构图中，马克思选择了实践的维度、批判的尝试。

正如本章前面几节所指出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将伊壁鸠鲁描述为一个“自由的”思想家，概念的力量的倡导者。伊壁鸠鲁是鲍威尔哲学的古代先贤，他证明在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之后，哲学还能呈现出另一种特性。

马克思在1839～1841年的反实证主义表明，尽管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但马克思已经具有反对恩格斯的真理“复写论”的立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信奉真理的“复写论”，即感性知觉在我们的精神中留下了外部事物类似复写品的印记。马克思是反对恩格斯的，因为他在这一点上赞成黑格尔。恩格斯以德谟克利特的方式成为“教条主义者”。

马克思用作博士论文准备材料的很多笔记还包括对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评论。他对苏格拉底，古希腊的“智者”，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独特评论与他对一般哲学发展史的解释相符合。苏格拉底的意义在于这个事实，即他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的象征。

在第二个笔记本中，马克思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的实质性的体现者。马克思在第二个笔记本中写道：

主观性在它的直接承担者[苏格拉底]身上表现为他的生活和他的实践活动，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通过此种形式他把单独的个人从实体性的规定性引到自身中的规定；如果撇开这种实践活动，那么他的哲学内容就仅仅是善的抽象规定。他的哲学就是，他促使实体上存在着的表象、差别等转化为自身的规定；但是自身规定的唯一内容就是成为这种分解的反思的容器。[178]

这位古希腊的“智者”是随着事物的发展，主观性必然也采取实践转向的例证。规定的来源不仅必然从抽象变为具体，主体的目的也必然得到改变。主体的目的必然从理论转向批判，转向否定现存事物的活动。[179]马克思将伊壁鸠鲁描绘为一个“智者”，或实践批判的个人。如果这样的话，伊壁鸠鲁代表了人们能从古希腊哲学史中得到的两种启示。

首先，古希腊哲学的完善在于伊壁鸠鲁，而不在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思想的三巨头。三巨头将哲学理论发展到最高的水平，而伊壁鸠鲁将古希腊思想转向实践。其次，伊壁鸠鲁证明，即使在完整的哲学体系形成之后，哲学本身依然拥有未来。逐步的发展是持续的，而即使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之后，哲学还在伊壁鸠鲁的描述中开启新的视域。在对伊壁鸠鲁的解释中，马克思指出，左翼黑格尔派的时代即将到来。黑格尔没有导致哲学的终结，但黑格尔左派必然以黑格尔提出的问题为工具，使之转向实践，或使之成为否定目前社会存在的手段。

马克思对苏格拉底这位“智者”的象征以及伊壁鸠鲁的解读表明，他具有一种反黑格尔的立场。马克思提出对主观自我意识的彻底辩护，而黑格尔没有。黑格尔将古希腊的原子主义和唯物主义视为衰落的表征，而马克思将伊壁鸠鲁视为古希腊思想的实现者。马克思认为，苏格拉底是普罗米修斯，而黑格尔认为，雅典对苏格拉底的起诉是正当的。黑格尔总是停留在抽象、逻辑和实在上，而马克思提倡个人、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自我意识。

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与“老师”决裂。相反，即使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的缺陷，他也确信黑格尔的思想具有创造性的方面。在他的第六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写道：

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就[比黑格尔——作者注]更富有内容，更热烈，对启蒙教育的社会精神更为有益——亚里士多德以这种**颂扬“理论认识”是最美好的……斯宾诺莎以这种**论述关于“从永恒的角度”观察世界……黑格尔以这种**揭示观念的永恒存在，精神世界的庞大机体。因此，柏拉图的**在达到登峰造极时就使他变得如痴如狂，而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则燃烧成纯洁的理想的科学之火；因此前者只是个别人的感情的加温器，而后者则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180]

无视使马克思与黑格尔相分离的重要差别，马克思仍然将黑格尔视为“科学之火”和“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由于相信黑格尔对当代德国哲学，甚至黑格尔左派仍有教育意义，马克思捍卫“老师”以反对那些试图在总体性中消解黑格尔的人。对于那些看到黑格尔捍卫雅典判决苏格拉底的人而言，他们有理由与黑格尔彻底决裂，而马克思只是加以指责。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部分传统必须得到利用。与其说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没有断裂，毋宁说黑格尔思想的独特方面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了延续。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提出了鲍威尔的观点。马克思基本上以鲍威尔的主要观点来展开对古希腊思想的解释，或展开从泛逻辑主义到个人自我意识的运动。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不仅基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向，而且基于辩证法。在第六个笔记本中，马克思这样阐述道：“死和爱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神话，因为辩证法是内在的淳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181]

在1839～1841年对辩证法的这种定义中，马克思强调“否定的”方面。当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否定”的时候，由于消解现存的事物，他为其发展理论增加了另一个维度。他证明历史发展来自对现实的解构。在这里，他的观点再次与鲍威尔的观点相同。

在第七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对他在1839～1841年就已经形成的发展理论加以简要的概述。

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像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并把它们同那些以对话形式出现的证明和论证区别开来，同哲学家们对它们的阐述区别开来，因为哲学家是了解他们自己的。哲学史应该把那种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这种主体意识是那些哲学论述的容器和动力。在把这种意识区别开来时应该彻底研究的正是它的统一性，相互制约性。在阐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体系时，为了把对体系的科学阐述和它的历史存在联系起来，这个关键因素是绝对必需的。这一联系所以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因为这个存在是历史的。但是与此同时哲学史还应该被确定为哲学的联系，——因而，它应该根据它的本质来展开。最不可取的是仅仅根据威望和真诚的信仰来断定哪一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尽管这种威望的体现者是整个民族并且这种信仰已存在了千百年。要提供证明，只能够通过揭示这一哲学的实质。[182]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认为，每个哲学体系都是一个整体。它们都是由各个独特的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运动是从总体、抽象到规定、部分展开的。

“编纂哲学史”的职责是规定部分，或曰规定每个主观的自我意识。哲学学者的目的是“区别”每个哲学家，表明每个独特的哲学家何以将自身个性化以反对整体。马克思的视角基于的是黑格尔的整体和部分的概念。

哲学体系的总体性是由批判所推动的，或者说批判是创造发展条件的否定的力量。否定与取代类似。当总体的一部分通过取消、批判而被取代时，整个体系都向前发展了，或者说都被改变了。

然而，取消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认为，否定和保留不是不相容的。包容的过程指的是一个事物被取消，继而被吸收到一个有机的系统中，因而保留了那个事物的行为。显然，事物的本性将被改变，其个性将被消除，但它将作为整体的部分被保留在不同的地方。[183]

后来，当马克思开始研究社会经济总体性的时候，他倾向于将它们解释为包含内在矛盾的系统。由于受到黑格尔哲学的训练，马克思需要从概念的角度将社会总体性解释为对立面的冲突。马克思从威廉·舒尔茨那里知道，社会包含内在的否定。舒尔茨在1843年出版了《生产的运动》这本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过该书的内容。在《生产的运动》中，舒尔茨第一次将社会发展描述为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借用了舒尔茨的这个范式，但他将社会视为对立力量的冲突这种学术倾向已经得益于黑格尔的矛盾理论。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受到舒尔茨的启发，用它来研究社会经济有机体，而黑格尔将辩证法限制在思想领域。

马克思在1841年就预见到了舒尔茨的观点，而赫斯、奥古斯特·契希考夫斯基或黑格尔左派的共产主义一翼都没有预见到。《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参考文献没有提到奥古斯特·契希考夫斯基，对于赫斯的著述也只是提到了他的文章《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问题》。1841年，马克思还没有信奉赫斯和契希考夫斯基的无产阶级乌托邦主义。从政治的视角来看，科本和鲍威尔是自由的改革者，而马克思追随他们成为温和的改革派，正如他在《莱茵报》的新闻生涯所见证的。

历史理念是“编纂哲学史”的预设。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思想艺术的画廊，如同客观物质。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而且是当前的，也是精神的未来。

马克思保留了历史的核心，却改变了它的内容。在思想的成熟期，马克思主要关注社会经济结构的起源。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取决于历史理念。他攻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锋利的箭指向李嘉图和斯密对历史的忽视。马克思驳斥他们，因为他们认为经济范畴是永恒的。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结构的历史学。

此外，黑格尔本人也是德国启蒙运动和德国人道主义传统的表述者。这个学派的宗旨是道德自律和自我决定。黑格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规定这些术语。正如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做的，他以德国自由主义拒斥黑格尔对专制政治的捍卫，攻击他对个人权利的忽视。然而，黑格尔的全部著作都描述了自由的发展，尽管黑格尔对自由的规定存在差别。《精神现象学》以“绝对知识”这一章结束，《小逻辑》和《大逻辑》都使逻辑的发展追随理念，或曰抽象的自我决定。不管内容这个问题，他使用的语言、他对精神的永久化，都包含着德国人道主义的传统。

尽管他拒斥了黑格尔对自由和自我决定的定义，但马克思自己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忠实代言人。同样在这个领域，马克思消解了黑格尔的内容，但他确实将反映德国启蒙运动的黑格尔的精神永恒化。马克思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遗产的继承者。

自我决定的理念是马克思伦理学的核心所在。马克思将自我决定读作从社会经济中产生的人类状况，而黑格尔将自我决定理解为精神的表现。但解放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而通往普遍解放的动力是由黑格尔的人道主义激活的。

黑格尔的人道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是通过科本实现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这本书使马克思关注何以将德国人道主义指向政治实践或宪政改革领域。科本还开启了马克思关注古希腊—罗马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视野。

1841年，马克思的思想由黑格尔的方法论、鲍威尔的批判与科本的政治实践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