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这部分主要关注1839～1841年这个时期马克思的科学哲学。但为了清楚地描述马克思思想的这个部分，我们首先有必要对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以及马克思的方法加以区分。

在目前的讨论中，科学哲学意味着关于给出外部世界的知识步骤的理论。后面将要界定的马克思的方法与马克思的科学哲学是同义语。然而，马克思没有用这个方法研究自然科学，而是用它研究社会经济的构成。

同样，在这个领域，马克思是亲黑格尔主义的，因为他关注劳动所产生的现象的形式。黑格尔将这种现象学的方法用于思想的历史生产中，并关注自我意识何以产生艺术、宗教、哲学、国家或实体。马克思和黑格尔不同意主观性的定位，马克思将社会劳动当作主体，而黑格尔将精神当作主体。因此，马克思致力于研究社会劳动的生产过程，制定理解这种社会经济增殖的方法。

“关于自然的哲学”这个术语指的是对物理学或自然法的思考。关于自然的物理学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场所。然而，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此他相信，物质是自然最主要的实体。但他没进一步思考自然法的问题。

在乔治·麦卡锡的著作《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和实证主义批判》中，他认为，谢林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155]麦卡锡认为，谢林使自然从黑格尔同一性理论的监禁中解放出来。黑格尔的思想依据的是这个假设，即概念和外部世界是不可区分的，但谢林分离了经验世界和概念世界，这样做就将自然当作思想所依靠的外部世界。麦卡锡认为，谢林脱离了同一性哲学，他使经验从概念中解放出来，为马克思开启了唯物主义视域。马克思了解谢林的著作，而麦卡锡赞成谢林关于自然的哲学著述，赞成他对经验的解放，认为是他促使马克思开始研究唯物主义思想。

事实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证明，他了解谢林的著作。在博士论文题为“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的附录中，马克思提到了谢林的《哲学著作集》。[156]然而，马克思对谢林的评价不是肯定的，他从未归纳谢林思想有何价值。马克思没有说过他在哲学的任何方面得益于谢林。相反，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位曾经的同事的简要评价是关键的。他提请人们注意谢林的著作是深奥难懂的，谢林在柏林大学的演讲在政治上其实是保守的。

在这个附录中，马克思抄录了谢林一本书中的这句话：“向优秀的人类宣布精神自由并且不能再容忍人类为失去身上的枷锁而悲泣的时候已经到来了。”紧接着这句引文，马克思写了这句话：“如果早在1795年这样的时候就已到来，那么到了1841年又该怎么说呢？”[157]

这里提到的1795年指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指向。这种指向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左翼运动，它熄灭了雅各宾派的政治主张。马克思认为，谢林是对这种指向的保守主义反动。马克思推断说，谢林1841年在柏林大学的演讲相当于确立这种指向。正如我在第2章指出的，作为反对左翼黑格尔主义的攻击者，以及君主政治和路德派正统的复兴者，谢林被普鲁士王权召唤到柏林大学去消除自由的黑格尔主义的残余。作为一个左翼黑格尔派，这种辩护在马克思看来是令人厌恶的，他将谢林视为热月政变的哲学化身。

马克思1841年对谢林的否定态度持续在1845年的《神圣家族》[158]和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59]中。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谢林的简要评论重复了他对谢林贬义的评价。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160]这一章中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进行概述时，甚至都没有提到谢林，而马克思既然扬弃了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就不太可能接受谢林的泛神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将谢林与鲍威尔对唯物主义的拒斥联系起来。麦卡锡对谢林—马克思关系的评价是错误的，因为不是谢林向马克思指出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而是费尔巴哈这位良师益友在1841年指出唯物主义的重要性。

马克思的科学哲学在他对伊壁鸠鲁的科学哲学的态度中已经很清楚了。在对伊壁鸠鲁的评价中，马克思也表明了自己的原则。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第二部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具体差别”。第二部分的第二章题为“原子的质”，在这里，马克思写了下面这段话：

由于有了质，原子就获得同它的概念相矛盾的存在，就被设定为外化了的、与它自己的本质不同的定在。这个矛盾正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因此，在他设定原子有某种特性并由此得出原子的物质本性的结论时，他同时也设定了一些对立的规定，这些规定又在这种特性本身的范围内把它否定了，并且反过来又肯定了原子概念。因此，他把所有特性都规定成相互矛盾的。相反，德谟克利特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从原子本身来考察特性，也没有把包含在这些特性中的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客观化。实际上，德谟克利特的整个兴趣在于，从质同应该由质构成的具体本性的关系来说明质。在他看来，质仅仅是用来说明表现出来的多样性的假设。因此，原子概念同质没有丝毫关系。[161]

感性知觉从未给伊壁鸠鲁提供原子的反应。因此，原子只是伊壁鸠鲁思想中的一个概念。例如，安宁这个概念，幸福论的道德希冀，是否定上帝存在的充分理由。概念在伊壁鸠鲁和马克思的科学哲学中是决定性因素。

伊壁鸠鲁也认为，人类的自由与科学决定论是不相容的。个人的自主性与实证主义相对立。为了证实人类是自由的，伊壁鸠鲁否定了实证主义和自然决定论。同样，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毕生都坚持伊壁鸠鲁的思路。

概念优越性的原则是这两对矛盾——概念与存在的矛盾以及概念与本质的矛盾——产生的基础。这些矛盾意味着科学哲学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概念从未与存在一致。在伊壁鸠鲁和马克思看来，矛盾总是存在于概念和现实之间，因此概念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总是辩证的。形式总是为内容所否定，而否定在知识建构中是始终存在的因素。同样，概念和存在之间总是矛盾的。本质指的是事物的内部，而存在指的是现实。正如概念不可能获得存在，它也不可能获得本质。因而，概念和本质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或者说本质总是否定概念。

根据马克思的解释，伊壁鸠鲁坚持辩证的科学哲学。它基于概念和存在以及概念和本质的对应关系，而知识的发展是由否定的力量推动前进的。

马克思解释伊壁鸠鲁的方式是他后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范例。马克思在1839～1841年赞同的科学哲学与他后来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哲学是同一个范畴，采用的是同一种方法。

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哲学的轻视在我所引用的材料中显得很清楚。尽管标题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研究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的科学哲学认为，理念是感性知觉的表象。不同于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没有把握概念的优先性，而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理念是外部世界的表象。德谟克利特是18世纪至19世纪经验主义的古代先驱，而马克思放弃了德谟克利特的传统。

在第二部分第三章“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中，马克思还用如下几段话来描述伊壁鸠鲁的科学哲学：

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单个的原子本身内，因为单个的原子具有了质。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他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

在这种从本质世界到现象世界的过渡里，原子概念中的矛盾显然达到自己的最尖锐的实现。因为原子按照它的概念是自然界的绝对的、本质的形式。这个绝对的形式现在降低为现象世界的绝对的物质、无定形的基质了。

原子诚然是自然界的实体，一切都由这种实体产生，一切也分解为这种实体，但是，现象世界的经常不断的毁灭并不会有任何结果。新的现象又在形成，但是作为一种固定的东西的原子本身却始终是基础。[162]

在这三段话中，马克思再次回到了矛盾的主题上来。原子的概念往往是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和冲突。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发现劳动是社会存在的DNA之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分析社会的方法而言就是关键的了，而若不将本质和现象作为相互解释的话语，《资本论》就无法为人所理解。

马克思从《哲学全书》的《小逻辑》中借鉴了本质和存在的用法。[163]在这本书中，黑格尔对本质理论进行了第二次细分。事物本身发展为表象，或者说内部态势在表象中实现自身。黑格尔认为，现象是“光辉的”[164]，现象是“能知觉的”[165]。或者说，现象是人类的感性知觉所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再次回到分化的世界这个黑格尔主义的主题上来。本质是纯粹的，而现象是污浊的。即使现象是本质的光辉，而本质一旦为物质所触及，便被污染了。这种污染的过程是社会生活的辩证本性形成的基础。现实世界从来就是堕落。

在对伊壁鸠鲁的论述中，马克思还回到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当马克思写“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时，他再次指出概念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当原子被给予质的时候，当它的尺寸、重量和外形被指定的时候，它就立即同它的概念相异化。将异化概念融入本质和现象的公式，即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本质是劳动，如果现象是资本主义，那么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现象相异化。异化这个工具使得衡量本质和现象、劳动和资本主义何以创造一个颠倒的世界成为可能。

在关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讨论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义形式的借鉴得到了明显的强调。在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著述中，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内部做出了这种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将引用一段长文。它将使我们想起，在伊壁鸠鲁看来，偶然性支配自然；而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必然性是自然的支配力量。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又正相反。偶然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实在的可能性的反面。实在的可能性就像知性那样被限制在严格的限度里；而抽象的可能性却像幻想那样是没有限制的。实在的可能性力求证明他的客体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涉及的不是被说明的客体，而是作为说明的主体。只要对象是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就行了。抽象可能的东西，可以想象的东西，不会妨碍思维着的主体，也不会成为这个主体的界限，不会成为障碍物。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成为现实，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不是对象本身。

由于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符合抽象可能性性质的可能的东西，于是很显然，存在的偶然就仅仅转化为思维的偶然了。伊壁鸠鲁所提出的唯一的规则，即“解释不应该同感性知觉相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抽象可能的东西正在于摆脱矛盾，因此矛盾是应该防止的。最后，伊壁鸠鲁承认，他的解释方法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166]

在这两段话中，马克思重申主观的自我意识以及这个概念的自主性。由于强调伊壁鸠鲁的“解释方法”的优越性，马克思对这种优越的规定是，伊壁鸠鲁“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伊壁鸠鲁处理科学哲学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是自我意识的需要，“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伊壁鸠鲁主要感兴趣的不是符合真理的理论，不是现实和理念之间的逼真，而是自我意识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何以决定没有“感性知觉”的知识本性。

马克思讨论自我决定和自我意识同等的兴趣表现在他对现实的和抽象的可能性范畴的使用上。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中借用了这些范畴，尽管它们在上述两部著作中的表现形式不同。当我们发现马克思借用这些范畴的确切文本时，马克思吸收黑格尔方法的程度就得到了阐明。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的本质学说被分为三部分，即本质、现象和现实，而可能性的逻辑在这种现实的划分中得到了简要的讨论。这种描述主要表现在第143段。[167]在《小逻辑》中，黑格尔将可能性界定为现实是没有矛盾的。现实必须发展，而可能性意味着现实的发展符合现实的要求。《小逻辑》中的这种讨论不涉及抽象或现实的可能性。

黑格尔对抽象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范畴的讨论表现在《大逻辑》中，在这里，黑格尔还在他分析现实的语境中反复思考作为外部性存在的直接体现的这些形式。[168]现实必须发展，而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它通过现实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而形成。现实的可能性意味着选择在现实受到限制之前展开。因此，现实的可能性等同于相对的可能性。受到限制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存在。[169]

抽象的可能性意味着面向现实敞开的选择是无限的。这种可能性的形式具有无限选择的自由，因此，它对可能性或偶然性来说是平等的。[170]

在对伊壁鸠鲁的偶然性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的抽象和现实的可能性的逻辑范畴。在马克思对古代哲学的考察中，黑格尔是一个积极的存在。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把握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之间差异的方法。

马克思将德谟克利特归为“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行列。[171]这是一种贬低的评价。相反，他将伊壁鸠鲁赞美为“怀疑论者”和“哲学家”[172]。

马克思趋向于黑格尔的双重性在他们对伊壁鸠鲁的不同解释中变得清晰可见了。马克思用黑格尔的抽象与现实的可能性的范畴来理解伊壁鸠鲁的偶然性学说。当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这些感性知觉模式时，他表现出亲黑格尔主义的方面。

马克思也采用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观点的深奥难懂的批判和通俗易懂的批判，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表现出反黑格尔主义的方面。

在深奥难懂的层面上，马克思拒斥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是“教条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提倡自我意识的自由产生于感性知觉的思想的自由。有趣的是，黑格尔赞美思想的自主性，却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即伊壁鸠鲁也是自由概念的倡导者。马克思使用“老师的”批判来解读伊壁鸠鲁，在这一点上，他赞成黑格尔深奥难懂的批判。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意识到德谟克利特的思想是原子沿直线降落，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以偏斜的方式下降。黑格尔没能成功地考察这个差异的意义，因为他只是简单地考虑到这种差别，而从未试图分析这两位古希腊原子主义者的差别的重要性。马克思确实对比分析了沿直线降落和偏斜下降，从这种审视来看，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是一个真正的“教条主义者”，但他赞成自由意识的原则。当黑格尔未能成功地审视沿直线降落和偏斜下降这两极时，他失去了理解伊壁鸠鲁概念重要性的机会。马克思把握住这个契机，通过研究提出了关于伊壁鸠鲁概念的自我决定理论。

马克思还反驳包含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哲学的历史编纂学”，而当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的通俗易懂的批判。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认为，伊壁鸠鲁是古希腊思想衰落的体现，因为它滑入了“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泥淖。在马克思对《哲学史讲演录》的重新书写中，他是以伊壁鸠鲁这个在“三巨头”之后复兴哲学的人为中心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通俗易懂批判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的历史编纂学。这个历史编纂学认为，伊壁鸠鲁是批判的古代之父，因而是新的哲学可能性的开创者。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鲍威尔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类似。鲍威尔试图表明这个体系的实质及其在老年黑格尔派中的体现之间的差别。这个体系的本质是思想的自我决定，但不仅黑格尔在他对伊壁鸠鲁的评价中违反了这个原则，而且老年黑格尔派在“我们的老师”逝世之后也表现出同样的缺陷。黑格尔主义的这种表现与其体系的实质是矛盾的。这种表现无力把握伊壁鸠鲁的自由概念，使批判的宝剑埋没于普鲁士王权的沉沦之中。

这些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的逻辑范畴与黑格尔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同时摒弃了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的人，是探索哲学新时代的“自由的”左翼黑格尔派。这正是马克思在1841年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