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理解马克思对待自然的方式，我们最好对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加以区分，虽然这两者并非内在地矛盾。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涉及自然的构成。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要素，也是认识论的工具和分析的工具。自然主义不是分析的而是实践的，它是关于人类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快乐的阐述。自然主义是一种道德认识，认为生活应当符合自然法则。

伊壁鸠鲁的先验知识论认为，人类的宇宙论最终取决于概念边界和道德边界，但在这些先决条件中，马克思将伊壁鸠鲁表述为唯物主义者和感性知觉的信徒。伊壁鸠鲁是一个原子主义者，认为原子是自然的基石，因此他是自然哲学方面的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认为，概念甚至道德处方是感觉材料的组织框架。此外，伊壁鸠鲁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因为他坚持认为生活的目的是快乐，实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使生活符合自然的要求。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将伊壁鸠鲁置于昔勒尼派的传统中。在题为“《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 摘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根据比埃尔·伽桑狄主编的《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的版本”的第一个笔记本中，马克思抄录了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这段话：“在关于快乐的问题上他[伊壁鸠鲁]和昔勒尼派也有分歧。昔勒尼派不承认静止状态的快乐，只承认运动中的快乐，至于他则对两种[快乐]——无论是精神的或是肉体的——都承认。无论静止状态的快乐或者运动中的快乐都是可想象的。伊壁鸠鲁……是这么说的：‘内心的宁静和没有痛苦是静止的快乐，而欢乐和愉快是通过自己在运动中的能动性才显示出来。’”[133]

伊壁鸠鲁和昔勒尼派都研究快乐—痛苦的公式。然而，昔勒尼派看重快乐的获得。对于他们来说，幸福是尽可能积累快乐的感觉。伊壁鸠鲁则关注如何回避和消除苦恼。在伊壁鸠鲁看来，幸福在于缺少痛苦，或在于避免任何能带来痛苦的情感纠葛的感觉或状况。

自然主义是伊壁鸠鲁拒绝承认天象存在的基础。由于关于天象的理念可能引起人类的恐惧和焦虑，伊壁鸠鲁否认天象的存在，因为它们干扰了心灵的宁静。[134]自我意识是解释外部世界的天象的形状或神的形象的支配性力量。

马克思1839～1841年讨论古代自然主义的博士论文开启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受费尔巴哈的这个阶段。我已经说过，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近代哲学史》列入他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此外，马克思在第二个笔记本中提到费尔巴哈的著作并注明出处：“参看：费尔巴哈《近代哲学史》中《比埃尔·伽桑狄》一章（第127～150页）——完全不理解伊壁鸠鲁，更不能向我们阐明他。”[135]马克思对自然主义的兴趣来自1839～1841年这段时期，而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为他后来接受费尔巴哈做了准备。换句话说，不是费尔巴哈引导马克思研究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而是马克思在1839～1841年对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研究成为他接受费尔巴哈的基础。

在实践哲学方面，1839～1841年已经表明，马克思摆脱了康德的伦理学和黑格尔的普遍定律。正如我所表明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对他都没有意义。更确切地说，他转向了法国激进启蒙运动和古代伊壁鸠鲁主义的伦理学。

马克思为他的博士论文撰写的附录名为“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在这篇附录中，马克思记下了摘自保罗·霍尔巴赫《自然体系》中的这段话：

关于这些无比强大的力量的观念永远是同恐惧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力量的名字总是使人们回想起他们自己的灾难或者他们祖先的灾难。我们现在还害怕，因为数千年来我们的先辈就感到害怕。神的观念在我们心中总是引起令人压抑的念头……就是现在，每当我们听到有人提到神的名字时，恐惧和忧郁的想法就涌上心头。[136]

霍尔巴赫只是重述了伊壁鸠鲁的早期结论，并给马克思更多的理由断定，伊壁鸠鲁拒斥基于与人类的宁静相妥协的诸道德的神是正确的。

马克思对激进启蒙运动伦理学的接受，进一步体现在《神圣家族》“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这一节中。[137]在这里，马克思再次评论了霍尔巴赫。霍尔巴赫是法国启蒙运动左翼的代表。此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他对傅立叶的著名评论中再次诉求古代的幸福论：“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138]1839～1841年，早年的马克思为法国启蒙运动左翼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以及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所鼓舞。用法国批判德国，这是他在1839～1841年就已经使用的学术策略。

最后，第二个笔记本表明，作为回避德国唯心主义的手段，马克思转向了古代的自然哲学。马克思在第二个笔记本中写道：

古代世界起源于自然，起源于实体的东西。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生活决裂；新世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古代人那里是亵渎自然的东西，在近代的人看来是从盲目信仰束缚之下的一种解脱；新的唯理论的自然观还应上升到承认神性的东西即理念体现于自然中，——古代的伊奥尼亚哲学至少在原则上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139]

这段话包括三个重要的洞见。第一，它是对《哲学全书》第二部分《自然哲学》——认为自然与理念对立——的拒斥。在黑格尔看来，自然是理念的“他者”，或者说主观性正是理念所否定的，对物理的有机世界的理解来自理念。[140]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当马克思写到“新世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的时候，他指的是黑格尔以及黑格尔派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

第二，这段话证明，马克思在1837年写给父亲的那封信之后走了多远。正如在本章前几节中提到的，在那封信中，马克思写道，他“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这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阐述，因为它表明，观念是外部世界的基础。在1839年的笔记中，他转而认为“神性的东西即理念体现于自然中”，或曰自然是现实的内容。马克思在1837年坚持观念是现实基础的立场，而在1839年转向断言物质优先的立场。马克思1839年的立场是反黑格尔主义的。

第三，这段话包括马克思自己的经历。他的目的是复兴古代的唯物主义。他的任务是远离现实，特别是德国的现实，引发最初由科本清晰阐述的古代唯物主义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