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青年德意志运动

青年恩格斯与弗里德里希和威廉·格雷培的通信，表明了他的思想的易变性以及他对黑格尔的最初接受。但他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论述提供了他在1839～1841年对黑格尔的更深入的洞察。在下面的段落中，我将简要地描述青年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评价，重点放在青年德意志运动如何对青年恩格斯最初接受黑格尔产生影响上。我将写到黑格尔在青年德意志运动中的地位，以便确定他在青年恩格斯心目中的地位。

恩格斯在第一篇发表的作品《伍珀河谷来信》和1839年4月的一封信中提到青年德意志运动，他将加尔文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与海因里希·海涅、卡尔·谷兹科和西奥多·蒙特的进步主义进行比较。[67]青年恩格斯把青年德意志派当作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而不是哲学家。此外，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文学评论家，为报纸撰写文章，评价诗歌、戏剧以及青年德意志艺术家的小说。

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关系分为以下时期：作为青年德意志派政论家的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青年黑格尔派，阿尔诺德·卢格开创性的作用。

（1）作为青年德意志派政论家的青年恩格斯。

从1838年来不来梅到1840年年末，这是青年恩格斯忠诚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日子。最能充分地捕捉到他献身于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是他1840年的文本《现代文学生活》。[68]在那里，青年恩格斯将谷兹科赞美为文学天才。有必要回忆他1839年6月15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在那时，青年恩格斯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青年德意志派”了。

谷兹科对这个巴门之子具有构成性的影响。这位发表了青年恩格斯写于1839年3月至1841年4月的20篇文章的《德意志电讯》编辑[69]，是青年恩格斯文学生涯的催化剂。这位《德意志电讯》编辑采纳了这个巴门之子投来的新闻稿，为他提供了最初的鼓励，因此推动了他的文学生涯。青年恩格斯对谷兹科著作的积极评价有一部分就是他对这位《德意志电讯》编辑的感言。此外，谷兹科介绍青年恩格斯了解白尔尼。谷兹科将白尔尼称作“现代摩西”，还撰写了白尔尼的传记。[70]

在另一系列为《德意志电讯》撰写的文章中，青年恩格斯也说明了为什么谷兹科是那些请他注意黑格尔的人之一。在这些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引用了谷兹科的著作《论历史哲学》。在那里，谷兹科解释了黑格尔本人的历史哲学。[71]为了证明青年德意志派在何种程度上吸引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注意，他做出了如下考察：

如果是那样，当然就得改变观点，我们也就可以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渗透，——所谓青年德意志的一部分人早已为我们所期待的相互渗透做了前期工作。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这条路与前面两条相比，确实有些可笑，也就是说，这条道路假定黑格尔对美文学的影响毫无意义。不过，我认为，只有少数人能下决心选择这条道路。[72]

然而，谷兹科对青年恩格斯发展的帮助并未防止他们的关系因争论而被损害。在皮特·德梅茨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与诗人》中，他近乎指责青年恩格斯剽窃。德梅茨指出，青年恩格斯的早期文学评论基本上是对谷兹科当时主张的重述。[73]在他们分道扬镳之后，谷兹科曾以颇带贬意的口气将青年恩格斯说成是“青年德意志的公司办事员”[74]。而在1842年12月6日的一封信中，他感到遗憾的是，“引导奥斯瓦尔德了解文学的可悲的荣誉不幸属于我”[75]。谷兹科的其他评论也贬低了青年恩格斯的贡献。

帮助青年恩格斯关注黑格尔的另一位青年德意志成员是卡尔·蒙特。《时代的倒退征兆》这篇文章，提请人们注意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动政策，并将青年德意志运动视为抵制这种蒙昧主义的反对党。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和蒙特置于这支反对党的军队中，将蒙特赞美为“第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黑格尔范畴引进文学的人”[76]。蒙特超出了黑格尔派对哲学的影响而使之进入文学。

在青年恩格斯1840年5月写的另一组文学评论《现代的论战》中，他描述了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内部斗争。这个描述了谷兹科和蒙特之间敌对的新闻片段预示着青年德意志派的解散。蒙特被描述为一个黑格尔派的倡导者，但对青年恩格斯来说，“蒙特却躲在黑格尔体系这棵大树所投下的安全的阴影里”[77]。蒙特也是“受过黑格尔的影响，经历过柏林社会生活”[78]的可靠的向导。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12月至1840年1月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段他接受黑格尔的时期，我们可以从蒙特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

有必要在这里提到1842年夏天，青年恩格斯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转变了他对蒙特的肯定态度，并批评他为合理的哲学思想的阻碍者。

还有一位提醒青年恩格斯关注黑格尔思想的青年德意志运动成员是弗里德里希·奎纳。青年恩格斯对奎纳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些改变。1840年2月27日，青年恩格斯指出，奎纳试图将黑格尔和现代文学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他模仿的是蒙特。在《时代的倒退征兆》中，青年恩格斯评论奎纳“在第一卷[79]的很多地方试图把黑格尔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语”[80]。四个月之后，1840年5月26日，在《现代文学生活》中，青年恩格斯改变了他对奎纳的评价，看到他“正在黑格尔体系的迷宫中寻找出路”[81]。

然而，在1839年至1840年年末的这段时间里，青年恩格斯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黑格尔与艺术有关的思想。青年恩格斯试图在美学领域确认黑格尔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我将表明他在1839～1840年的这个趋向于黑格尔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此外，让青年恩格斯认识到黑格尔重要性的，是青年德意志运动还为这位巴门之子介绍了社会抗议的例子。将文学用于他们的宣传，谷兹科、蒙特和奎纳是抵制1830年后的德国自相矛盾的加尔文主义和虔诚主义的模范。他们是不遵照传统生活的人，而且都受到圣西门和皮尔·安凡丹的信条所宣告的性解放的神旨的影响。[82]这个神旨引起了青年恩格斯波希米亚风格的共鸣。作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不遵照传统生活的人，青年德意志运动起到了鼓励青年恩格斯进行反抗的作用。

在对青年德意志派的辩护中，青年恩格斯再次表明自己是一个政论家。1839年至1840年年末，青年恩格斯扮演了青年德意志派的辩护士的角色。他是这个运动的主角，为报纸填补了对他们文学作品的解释和赞扬。

（2）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

正如我此前所论述的，1840年1月，青年恩格斯宣布自己是一个黑格尔派了。一个月后，1840年2月8日，他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写了如下几句话：

此外，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他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承认黑格尔关于任何上帝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原则。[83]

青年恩格斯迅速转向黑格尔派阵营是他与青年德意志派决裂的动力。青年恩格斯附属青年德意志派的丧钟在他1842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敲响，在这里，他确信“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84]。

与青年德意志派的破裂，使青年恩格斯从文学转入社会政治批判。由于认识到艺术不能改变世界，青年恩格斯从美学拓展到政治和历史，用社会批判取代了艺术批判。

（3）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青年黑格尔派。

青年黑格尔派的卢格、费尔巴哈和鲍威尔是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活生生的例子，即参与政治活动具有比文学更大的变革力量。

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这在他写于1841年1月的文章《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得到了证明。在这组评论中，他并未将黑格尔解释为普鲁士专制政治的捍卫者，而是将他解释为政治社会变革的公民权利保护者。从青年黑格尔派借鉴来的这种对黑格尔的解释，为青年恩格斯将自己融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提供了合理性说明。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这篇文章中，这位巴门之子写道：

同白尔尼并驾齐驱而又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一个思想家，他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体系献给了国家。当局没有下工夫去仔细研究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以及晦涩的文风。当局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竟敢从理论的风平浪静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们又怎么能够知道，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85]

当青年恩格斯认同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解释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结合时，他成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这种新的信念，这种对黑格尔的重读，在他写于1842年7月8日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再次得到表述：

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86]

撇开论及亚历山大·荣克的文章，在青年恩格斯于1841年年末离开柏林之前，他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转变就已经发生了。

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是他思想不一致的另一种表现。当青年恩格斯在1838年来到不来梅的时候，他成了一个青年德意志派，但到了1841年，他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信奉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时间持续了大约一年，大概十二个月之后，他接受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这证明他在学术上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4）阿尔诺德·卢格开创性的作用。

在青年恩格斯转向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过程中，卢格这个人是不能忽略的。除了白尔尼之外，卢格对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卢格最早编辑了《哈雷年鉴》。当这本杂志遭到霍亨索伦王权压制的时候，卢格没有被说服继续编辑这本杂志，而是创办了另一本名为《德国年鉴》的刊物。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中，卢格提出了批判文学以及普鲁士政治的黑格尔主义观点。《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传达的是普鲁士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而卢格将黑格尔视作这个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强硬支持者。

青年恩格斯最早提到卢格的《哈雷年鉴》是在1840年5月的评论《现代的论战》[87]中。此后，《哈雷年鉴》《德国年鉴》以及卢格本人，经常在青年恩格斯的书信和文章中被提及。这两本杂志和卢格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精神在德国仍有活力的证明，而这种反抗的思想之父是黑格尔。

在1840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呼吁停止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之间的争吵：“但愿他们（谷兹科和蒙特）从《哈雷年鉴》那里学习到，论战只能针对往日的遗毒和死者的幽灵。”[88]同样是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宣布自己加入了“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他还写道，仅仅“甘斯，罗生克兰茨，卢格等才配称为”黑格尔真正的学生。[89]四个月之后，青年恩格斯在他发表于《德意志电讯》上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引用《哈雷年鉴》，表明他是卢格这本杂志的热心读者。[90]

1841年1月，青年恩格斯为《德意志电讯》撰写了评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卢格关于实践的论文一定是影响青年恩格斯的最初理论成果，因为恩格斯写道，《哈雷年鉴》“把一篇有关‘政治实践’的评论同……联系在一起”[91]。青年恩格斯意识到，正如施特劳斯用理性去批判神学一样，爱德华·甘斯和卢格主张用政治实践去批判那个时代的反动状况。青年恩格斯意识到，卢格表明黑格尔派哲学必须被用于反对当时政治的批判工作，并写道，仍然是卢格描述了“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的协调一致”[92]，“公开地表述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93]。

青年恩格斯开始使自己与青年德意志派分离，因为这个运动还是太文学化，它沉浸在主观世界中。青年德意志仍然限于美学和自我的领域，从未充分实现它所寻求的社会政治解放的目标。到1841年，青年恩格斯放弃了美学的优先性和波希米亚的首要性，认识到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改变社会政治环境。

青年恩格斯超越青年德意志派转到青年黑格尔主义，是通过白尔尼和卢格的桥梁。这条发展线索是从白尔尼到卢格再到青年黑格尔派，而青年恩格斯完成了这个漫游。

在呼吁理论和实践在卢格意义上的统一时，青年恩格斯显然优先看待实践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作为行动指针的理论需要，而正是这种理论上的需要使青年恩格斯走向黑格尔。

5.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青年恩格斯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列，促使他在1841年9月迁居柏林。他需要服完有利于自己的为期一年的兵役，因为他服役的这支军队（炮兵部队）需要他驻扎在柏林。柏林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中心，而青年恩格斯收获颇丰，因为在晚上——在下午履行了军事义务之后，他开始亲自去了解青年黑格尔派群体中的主角。他继续将自己一分为二。

我对青年恩格斯哲学成长经历的讨论，解释的是青年恩格斯趋向于黑格尔仅仅是在他1841年9月到柏林之后。青年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写于1842～1843年的论述弗里德里希·谢林的三个小册子。然而，为了描绘他理解黑格尔的完整图景，标出他在1841年和撰写关于谢林的小册子之间理解黑格尔的发展轨迹是很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揣摩黑格尔的什么概念被青年恩格斯带到了柏林，以及他参加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哪些课程。

他第一次提到黑格尔的著作是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在信中，他评论了《历史哲学》。[94]大约三个月后，在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再次提到《历史哲学》。[95]青年恩格斯在1841年1月阅读了《哲学全书》，因为他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提请人们注意该书。[96]我还认为青年恩格斯读过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暮年的私人日记中，老年恩格斯保存了《法哲学原理》的复写本。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第四部分第32卷的文本。[97]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被标记的这本书是恩格斯在1841年时拥有的，因此我认为他在那个时期读过这个文本。

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都是爱德华·甘斯（黑格尔的学生和同事）著作的受益者。黑格尔逝世后，甘斯组建了一个黑格尔爱好者的团体，取名为“永恒之友”。这个团体在1831年和1835年出版了他们的老师在他们所在时代的全集。青年恩格斯知道甘斯编的全集，因为他在1842年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中提到过它。[98]我据此认为，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已经接触了他能够得到的黑格尔的大多数文本。

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表述，我们可以在他1841年9月由政治和哲学两个维度组成的著述中找到。从政治方面看，青年恩格斯意识到黑格尔本人不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本人是一个保守派，而青年黑格尔派是政治上的改革者。从政治忠诚的观点看，一个巨大的鸿沟将黑格尔本人与青年黑格尔派区分开来。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本人激进化，或曰他们将黑格尔理性的自我意识思想解释为一种政治批判的工具。从政治的视角看，青年恩格斯拥护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反对黑格尔本人的政治学。

信奉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学并不意味着摒弃黑格尔本人的哲学。青年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和右翼黑格尔派哲学的混合体。

在哲学方面，青年恩格斯采纳了黑格尔本人思想的右翼的观点。青年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学和老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综合者。

在诉诸老年黑格尔派哲学时，青年恩格斯也主张客观实在，即黑格尔本人思想抽象方面的存在。青年恩格斯否认主观意识的重要性。

接受黑格尔本人是一个理性泛神论的表述者这个信念后，青年恩格斯强调客观实在的作用，强调抽象的力量。他认为客观实在的、实际的情况是合乎理性的，或者说现实取决于理性。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同意黑格尔关于上帝和人同一的原则。[99]理性是神圣的，而神圣的东西使自己在人类世界中成为现实。因此，客观实在性、理性凌驾于个人之上。

当青年恩格斯将历史书写成可以在其上绘制自己思想的画布时，他提出了历史必然性概念。理性泛神论使他相信，概念的展开是历史中的支配性主题。这个主张的另一方面是确信，根据概念来发展对历史而言是必要的，或者说必要性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原则。

同样是在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捍卫黑格尔本人的立场，即总体高于个别。在做出这一主张时，这位巴门之子暗示个人是局部性的。个人不能在他自身中完成，抽象高于主体。青年恩格斯削弱了主体的作用，使它附属于普遍和抽象。[100]

概念是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在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101]在同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描述了黑格尔的概念和神的关系。他写道：“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恩格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发现，理性主义是理性和宗教统一的基础。理性行使了与宗教相同的功能：它提供了对于历史存在的一般说明。1839年10月29日，青年恩格斯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指出黑格尔派的教义取决于“世界灵魂”是否存在，而他赞同黑格尔派的这个预设。[102]

主观意识的作用没有被青年恩格斯彻底掌握。当接受黑格尔的泛神论观念时，青年恩格斯认为普遍观念是历史决定性的推动力。他完全忽视了黑格尔——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的主观意识的重要性。主观意识是否定性的首要力量，历史意识的激励力量。由于授权个人，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主观意识是改变社会状况的否定性力量。青年恩格斯未能成功地领会主观意识的重要作用，因为他继续相信“世界灵魂”的思辨概念，或者说他继续相信“概念的发展”。

此外，青年恩格斯没有揣摩批判的手段。他赞赏卢格。卢格确实批判了普鲁士国家，但恩格斯没有掌握运用批判的程序。

在黑格尔看来，批判产生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批判是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分歧。一个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是本质，或者说一个事物的必要发展是本质。现象是一个事物的外部表现，即一个事物如何在现实中展示自身。在黑格尔看来，批判的程序遵循如下步骤：第一，一个事物的本质、终极目的，必须首先被确定；第二，一个事物的现象必须与本质加以比较。批判是对本质和现象之间差别的慎重考虑。这个程序假定现象应尽可能紧密地符合本质。

青年恩格斯没有使用过批判，因为他不理解黑格尔派的本质和现象的概念。青年恩格斯从1839年到1841年的著述没有提到这些逻辑范畴。由于对黑格尔、鲍威尔和卢格有了更多的掌握，青年恩格斯也使用了本质和现象的范畴，并赋予其黑格尔派的政治实践意义。

青年恩格斯也缺乏对黑格尔派方法论的认识。他认为，黑格尔派方法论将自身归纳为：历史被描述为自由概念的必然发展的信念。这是一种简单化和歪曲的观念。对选择这三个范畴而言，黑格尔派方法论是一个关于运用整体和部分、形式和内容以及有机发展等范畴的解释轮廓。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有机体或文化的延续。这些有机体拥有整体和一个决定性的核心，而这些有机体的部分反映整体。每个历史有机体都拥有内容和本质，而社会有机体的形式或结构都是本质的印记。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这些有机体的展开，是对整体和部分内在关系的分析，是对形式和内容相互作用的考察。当青年恩格斯将历史界定为自由概念的发展时，他对黑格尔做出思辨的解释，并防止自己理解和运用黑格尔的方法论。

在1838～1841年的著述中，青年恩格斯确实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否定性”。这证明他熟知这个黑格尔派的范畴。但是采用“否定性”这个概念时，他是以非黑格尔派的方式展开的。或者说，这个方式违背了黑格尔派意图的核心。在1841年1月的评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青年恩格斯写道：

德意志狂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性、抽象性。德意志狂摒弃了不是源于64代纯粹德意志祖先、也不是生根于本民族的一切，从而创造了抽象的德国人。甚至在德意志狂身上看来好像是肯定的东西也都是否定的东西，因为只有否定了一千年和这一千年的发展道路，才能把德国引向德意志狂的理想；因此，德意志狂总想把这个民族拉回到德意志的中世纪去，甚至拉回到源于条顿堡林山的原始德意志的纯正精神中去。[103]

青年恩格斯在上述段落中，用“否定性”这个术语指差别，或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对比。“否定性”意味着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区别。

这不是黑格尔派的否定性意义，因为黑格尔派对这个术语的规定由三部分组成：取消、保留、包含。在理念王国中，当一个概念取消了另一个概念时，否定性的行为就发生了。这表明它不再是相关的概念，但保留了已经被取消的理念的一部分。否定性并不意味着消灭，而意味着一个事物的某些东西在被否定之后仍然存在并被吸收在新的综合体中。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也包含一种渐进的维度，假定新的事物包含被否定的东西，新的事物也取代被否定的东西。

青年恩格斯运用黑格尔概念的另一个纰漏是，他无法对不同的哲学家或法律学者做出区分：青年恩格斯没有按照真正的定义或哲学特性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归类。例如，在描述注入了黑格尔主义的新生活时，他写了这句话：“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将永远是划时代的。”[104]青年恩格斯不能对这三个人做出划分。施特劳斯不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而他的著作《耶稣传》没有将新生活注入青年黑格尔主义，而是造成了老年黑格尔派的瓦解。施特劳斯用理性去批判《新约》，但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黑格尔派。某种主要的差异使甘斯和卢格区别开来。

爱德华·甘斯是一个从黑格尔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起初弗里德里希·卡尔·范·萨维尼以反犹太主义为由，拒绝身为犹太人的甘斯在柏林大学法学院任教。经过长期斗争，甘斯战胜了萨维尼的反对意见，并在改信基督教之后，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法律。

他成了黑格尔的一个私人朋友。而当黑格尔在1831年逝世后，甘斯组建了“永恒之友协会”，一个力图将黑格尔的著作永久化的同盟团体。在甘斯的领导下，该团体于1835年出版了在那个时代所能搜集到的黑格尔全部著作的第一版。

作为1830年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甘斯是创造黑格尔自由主义哲学的强大力量。他是一位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保守主义政治学和萨维尼（德国历史法学派的领导者和普鲁士专制政治的捍卫者）的法律理论。黑格尔和甘斯都反驳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实证主义。甘斯不仅唤起了自由主义的黑格尔哲学，而且有助于超越这个直抵青年马克思的传统。青年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期间，选修了甘斯的两门课程，受到甘斯的法学理论和财产理论的影响。

尽管甘斯受到1830年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但他不是卢格那样的青年黑格尔派。甘斯在1839年逝世，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创立的前一年。甘斯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卢格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尽管甘斯确实使用了黑格尔派的批判方法，但他不相信主观意识的绝对独立性。

法律实证主义的反对者萨维尼认为，甘斯将黑格尔的历史性理论与法律体系相结合。由于拒绝法律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的存在条件，即法律的复写论思想，甘斯反其意而提出法律体系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演讲录》中认为，哲学体系是其所处时代的思想的表达，而甘斯拓展了这个理论的视域，认为法律体系也是其所处时代的思想的反映。

忠实于黑格尔，甘斯将社会制度看作局部反映整体的有机整体。甘斯坚持社会制度的结构观念。社会是历史的实体，而它们用于维持自身的机制之一是确保局部对维持整体的目的起作用。

甘斯撰写了很多关于财产历史的论文。他发展了财产关系是历史的这种看法。大体上来说，他研究了欧洲的财产关系，还专门研究了罗马财产理论的起源及其衰落，并发展了德国的财产观念。通过表明支配财产关系的法律不是永恒的，而要受历史发展过程的支配，他抨击了萨维尼的法律实证主义。

甘斯对马克思的影响非常大，通过他的老师，马克思懂得私有财产不是人类固定不变的状况；相反，财产关系是发展着的，它们是它们所帮助建构和维持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新的财产理论产生于19世纪前30年的柏林，遵循从黑格尔到甘斯再到马克思的发展线索。

青年恩格斯理解黑格尔的这些纰漏不完全包括在他直到1841年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中。从积极方面看，青年恩格斯理解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实践程序。追随卢格，青年恩格斯揣摩理性必须揭示实践的缺席，而实践是使现实与理性更紧密地相结合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青年恩格斯没有掌握在主观意识中发生的理论—实践活动。揭示现实和思想之间的分界线的中介是自我意识，这正是卢格、鲍威尔和青年马克思的做法。青年恩格斯遵循着一条不同的路径，认为普遍理念在通向自由的过程中将揭示理性和存在之间的脱节。

他对黑格尔主义的最终接受也使宗教和理性主义之间的斗争结束了。通过接受黑格尔，青年恩格斯也成了一位理性主义者。仅仅从他的观点来看，这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

青年马克思在1839～1841年的发展路径与青年恩格斯完全不同。青年马克思不仅对黑格尔哲学做过研究，而且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也做过专业研究[105]；而青年恩格斯在这两年致力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一个政论家。青年马克思在1839～1841年发掘哲学文献，他的博士论文的参考书目证明他对西方古典哲学的探索是深入的[106]；而青年恩格斯为国外报纸撰写书评，并且详尽地阅读了当时的德国文学。

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表明了他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由于受到布鲁诺·鲍威尔著作的强烈影响，《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表明了他对老年黑格尔派的突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宣言。

青年马克思汲取了鲍威尔关于主观意识和批判的思想。鲍威尔与老年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派泛神论决裂，而代之以将历史断定为思想的进程。更确切地说，他将发展视为主观意识运用批判的逐步形成的过程。鲍威尔遵循黑格尔的观点，将批判规定为现实与本质标准的比较，或曰是与应该之间的比较。鉴于黑格尔怀疑主观意识，鲍威尔将其视为导致雅典和苏格拉底衰落的因素，以及鼓励恐怖和罗伯斯庇尔统治的因素。鲍威尔认为，对主观意识的批判武器的使用是历史发展的钥匙。

在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借用的第一个时期，马克思的黑格尔是鲍威尔的黑格尔。或者说，青年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核心思想理解为由主观意识展开的批判。

青年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比较适用于这一看法。德谟克利特属于古希腊经验主义的传统，相信所有的知识都来自感觉。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比德谟克利特更重要，因为他使用了主观意识。伊壁鸠鲁没有使用批判，而是提出个人的意识允许概念解释自然的作用。伊壁鸠鲁不相信感觉能解释自然的功能，而相信概念对整理这些经验是有必要的，主体是这些概念的基础。

对1839～1841年的青年马克思来说，黑格尔是主观和批判的统一，或者说是鲍威尔所理解的黑格尔。青年马克思不仅接受了鲍威尔式的黑格尔，而且还使用这种鲍威尔式的黑格尔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青年马克思没有接受黑格尔对作为自由发展史的哲学史的看法，也没有接受黑格尔关于伊壁鸠鲁是一个古代斯多葛主义的成员，象征着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衰落的观点。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阐明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使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走向终结。[107]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复兴了古代哲学。伊壁鸠鲁不是衰落的例子，而是哲学复兴的声音。他将哲学重新规定为主体，哲学由此作为发展的力量得以复兴。

青年马克思反对将对抽象概念的使用作为历史的建构力量。1839～1841年的马克思已经拒绝任何人类事件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超主体的力量的观点。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继续反对老年黑格尔主义的抽象概念。

到了1841年，主要的分裂已经区分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接受。这些差异第一个是关于历史的问题，第二个是对批判的运用。在历史领域，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读作一个泛神论者，一个关于抽象理念——抽象因果性——的哲学家。在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没有阐述抽象历史的因果性理论，而是认为因果性是从主体中产生的。对于青年马克思来说，理念不是目的，主观意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自身。青年恩格斯犯了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责黑格尔关于永久化的同样的错误，如以唯心主义的实质取代人类的社会实践。[108]1841年，青年恩格斯犯了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的谬误，转换了从主观到先验的因果性。

在批判领域，虽然青年恩格斯理解了理论—实践的范畴，但他未能说明理论—实践的范畴。在1838～1841年这一时期，青年恩格斯从未充分地运用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方式。理性泛神论取代了主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