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年恩格斯1841年9月到达柏林时，他承担了自己在心理上倾向于发挥的作用。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一个主角，他在倡导青年黑格尔派时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以他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政论家的理解力，青年恩格斯发现必须捍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以反对包括谢林、海因里希·利奥赫、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以及他在伍珀河谷时的复仇者克鲁尔马赫在内的诽谤者的广泛阵线。青年恩格斯拿起武器，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因试图再次强加路德教派的正统、君主的权力以及在文化—哲学上与绝对王权政治相一致而带来的普鲁士整个范围的倒退。对恩格斯来说，两极分化是柏林的特点，即宗教—政治权利的力量与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改革为代表的力量之间的对抗。[109]

1842年3月，青年恩格斯出版了小册子《信仰的胜利》[110]。这是一首由四章组成的长诗，描述了青年黑格尔派和普鲁士极端右翼的肖像。这首诗很有趣，因为它提供了这两个对立的阵营的成员名单。

宗教正统—政治专制主义—哲学保守主义的阵营由莱奥、亨斯滕贝格、克鲁尔马赫、谢林这些人组成，他们鼓吹普鲁士的君主政体。

改革的阵营由青年黑格尔派填充，而青年恩格斯包含在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阿尔诺德·卢格、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麦克斯·施蒂纳、爱德华·梅因、路德维格·布尔、奥托·维干德组成的这个阵营里。由于喜欢绘图，青年恩格斯简要描述了一个会议，包括上面所有这些被他列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人。[111]

尽管不被包括在上面这段简要描述中，但在这首诗中，他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阿道夫·鲁滕贝格、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说成是青年黑格尔派。引用这首他描述尚未见到的青年马克思的诗是有价值的。1842年11月底，青年恩格斯才第一次与马克思会面。不管这种事实上的差异，青年恩格斯是这样描述青年马克思的：

是面色黝黑的特里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巨妖。

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跳，在急急忙忙向前飞奔，

他怒目圆睁，满腔悲愤。

只见他高振双臂，直指穹苍，

仿佛要把广袤的天幕扯落地上。

他紧握双拳，不知疲倦，

宛若凶神附体，只顾向前。[112]

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虚构地描绘为费尔巴哈主义的模式，为了减少人间的神圣性而以人类学取代了宗教。

青年恩格斯以如下方式描述自己：

那个靠在最左边迈开两条长腿的正是奥斯瓦尔德。

他着灰色上衣胡椒色长裤，内心充满火药味，俨然一个山岳派，

他从根子里就是这个脾气，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他只玩一种乐器，那是断头机，

他只奏一个曲调，那是抒情曲。

他总是哼着地狱之歌，反复吟唱：

“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公民们！”[113]

在这个自我写照中，青年恩格斯将自己说成是“山岳派”，跟随其后的是罗伯斯庇尔。通过做出这种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一翼的联系，他表明到1842年3月，他成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仅仅是当青年恩格斯成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时，他成了一个革命者。

青年恩格斯继续将自己的身份隐藏在“奥斯瓦尔德”这个笔名之后。甚至直到1842年3月，青年恩格斯仍然坚持着他思想的两极化。他需要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在言语托词的背后。

在《信仰的胜利》这首诗中，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限定在柏林自由人内部。事实上，《信仰的胜利》这个文本表明，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与自由人综合了起来。

在表明黑格尔派的所有成员都没有勇气的一段中，声势浩大的魔鬼训诫他们：

这时，魔鬼突然闯进房间，开口高喊：

“你们这些低劣作品实在可叹！”

它嘴里喷出轻蔑之火，向自由人发出诘难：

“莫非你们的英雄气概，你们的勇敢，

就是要在书报检查和禁令的**威下畏缩不前？”[114]

在另一段中，这首诗描绘了阿尔诺德·卢格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将他的同人召集起来：

就在这时响起一个声音，那是阿尔诺德的呼唤，

他召唤全体自由人到博肯海姆去参加魔鬼集团。

“自由人啊，快起来，不要呆坐在那里胡思乱想”，

浪漫主义已使整个世界暗淡无光。[115]

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归入青年黑格尔派，因此当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归为自由人时，他一定也将青年马克思并入自由人之中。作为科隆《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成为自由人是很困难的。显然，自由人的问题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底会面不成功的原因。青年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成员，如麦克斯·施蒂纳和爱德华·梅因，持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事实上，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视为自由人的同伴。如果假定马克思知道《信仰的胜利》这首诗，那么在他这首诗中也有关于这两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的观点。

青年恩格斯在自由人的范畴下归纳了12个人，也因此表明他没有能力区分不同学派思想之间的差别。他构建了一个人们任意结合的集体，而这个决定证明他的分析能力不足。

根据青年恩格斯的系统分析，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是自由人的代表。但青年恩格斯没有试图划分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差别。鲍威尔是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倡导者，而费尔巴哈是人类学人道主义的鼓吹者。巨大的差别将鲍威尔对自我意识的信奉与费尔巴哈对社会存在的信奉区分开来。鲍威尔属于批判的理性主义传统，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传统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是自然主义的鼓吹者，是皮埃尔·伽桑狄思想的后裔与古代唯物主义以及施洗者约翰性解放思想的复兴者。青年恩格斯没能成功地讨论所有这些区别和条件，他不仅使人们留下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之间思想统一的错误印象，而且青年恩格斯将所有这些人都称作自由人。

巨大的差异也分开了阿尔诺德·卢格和麦克斯·施蒂纳。卢格主要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而施蒂纳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的创建者之一。卢格希望改变政治状况，而施蒂纳并不关心政治，他关心的是个人的绝对思想自由。卢格关注作为政治改革工具的大规模集团、政党的组建，而施蒂纳将任何集团都看作一种对主体自由的违背以及对剥夺个人独立性的任何共同体的忠诚。青年恩格斯没有注意到卢格和施蒂纳之间的这些不连续性，而如此失察表明，青年恩格斯没有意识到它们。

青年恩格斯将自由人表述为一个集团，认为将这些成员组织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他们反对现存状况，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就是一个反抗的阵营。作为一个新闻撰稿人，青年恩格斯将他们宣传为进步的力量和变革的先锋队。然而，青年恩格斯的表述中存在一种空缺：他虽对这个集团的观点加以解释，但不能分析这个集团中每个成员个人思想的具体特征。

《信仰的胜利》是对反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专制的政治运动的一种诗意解释。《信仰的胜利》将布鲁诺·鲍威尔描绘为魔鬼部队的领袖。黑格尔是鲍威尔的老师，而自由人由鲍威尔领导。自由人是理性主义的军队，在这首诗中他们也是邪恶的宠儿。鲍威尔的军队与由莱奥、亨斯滕贝格和克鲁尔马赫指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部队，或霍亨索伦—新教徒的联合部队发生了冲突。路德教和君主立宪制的结合，教会和国家的联姻，在《信仰的胜利》中作为保守等级的基础而得到诗意的表述。在这场宗教—政治的联合与理性主义的斗争中，信仰胜利了；莱奥、亨斯滕贝格和克鲁尔马赫的旗帜在战场上占主导地位。这首诗是一种警告：它表明宗教和政治泛神论的胜利是蒙昧时代可悲的序曲。

《信仰的胜利》不是青年恩格斯有能力作为自由人的主角创作的唯一文本。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保护者，他还撰写了反对《福音教会报》的评论文章。

这份报纸以及它所联合的人，如莱奥和亨斯滕贝格，以泛神论的宗教立场展开反对黑格尔的战斗。《福音教会报》将普鲁士当时的思想斗争理解为两个思想学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哲学理性主义——之间不共戴天的冲突。作为一种捍卫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策略，《福音教会报》的主要发言人莱奥试图败坏黑格尔的名声。莱奥认为，黑格尔是宗教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莱奥出版了《黑格尔门徒》，在这本书中，莱奥不仅试图诋毁黑格尔，而且诋毁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将他们导师的理性主义永久化。

在宗教和理性之间的斗争中，青年恩格斯假定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都是政论家的立场。早在1839年4月23日～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就把这段时间在柏林陷入的关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个人斗争，包含在了一首题为《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诗中。[116]莱奥的《黑格尔门徒》试图玷污自由主义黑格尔派卡尔·米什莱的著作，而青年恩格斯在这首诗中将莱奥描述为一个蒙昧主义者，将黑格尔和米什莱描述为德国哲学的解放者。

在1842年为青年马克思的《莱茵报》撰写的一篇文章[117]中，青年恩格斯坚持自己反对莱奥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政论家的角色。在《同莱奥论战》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再次将贬低莱奥的思想作为捍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手段，进而反击莱奥的《黑格尔门徒》和《福音教会报》。

在青年恩格斯第一次借用黑格尔的第一个时期，他有幸在柏林真正认识自己。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君王，让弗里德里希·谢林到柏林大学任教。谢林，这个黑格尔年轻时在图宾根神学院的朋友，帮助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的业内推荐者，后来与年轻时的同伴决裂了，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有力反对者。他指责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性。这场宗教和哲学之间的斗争超越了莱奥而进入柏林大学的讲堂，而由于青年恩格斯在首都，听谢林演讲对他来说是有可能的。

正如青年恩格斯扮演了反对莱奥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一样，他再次扮演了反对谢林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1841～1842年，青年恩格斯扮演了反对谢林反黑格尔主义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

1841～1842年，青年恩格斯的笔端流淌出五篇论述黑格尔和谢林的作品。这些作品是《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一个旁听生的日记》《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包含着关于青年恩格斯如何阅读黑格尔的宝贵见解。

这五篇文章对重构青年恩格斯在他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阅读黑格尔的尝试是重要的。从1841年到1842年，他提出了自己理解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见解，也表明他在1838～1841年思考的连续性。本章此前的段落描述了青年恩格斯在1838～1841年趋向于黑格尔，而目前对1841～1842年这五篇文章的讨论，将揭示他的青年黑格尔派评论的连续性。

青年恩格斯论述黑格尔—谢林争论的长篇作品都作为独立的小册子出版了。作为匿名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1842年在莱比锡出版，而同样匿名的《谢林——基督哲学家》于1842年在柏林出版。《谢林论黑格尔》发表在谷兹科的《德意志电讯》上，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一个旁听生的日记》1842年5月发表在马克思的《莱茵报》上，也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关于亚历山大·荣克的评论，1842年7月发表在卢格的《德国年鉴》上，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青年恩格斯在驻扎于柏林的整个时期继续自我分裂。在午后，他是炮兵军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而在晚上，他是激进的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直到1842年11月底离开欧洲大陆去英国，他一直将自己一分为二。在1842年11月8日为青年马克思的《莱茵报》撰写《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这篇文章时，他才第一次署了自己的名字。[118]

为了恰当地评价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我要将我的分析分为如下范畴：谢林；妥协者；哲学原理（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理性和必然性，理念和现实性，主体和客体，《精神现象学》，辩证法，《谢林——基督哲学家》，黑格尔的不在场）。

1.谢林

1790年，谢林和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第一次见面。在学生时代，这两个年轻人同住一个房间。两人结识了未来的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三人分享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羡慕。谢林走得更远，他将《马赛曲》译成德文。[119]黑格尔在1793年离开图宾根神学院，而两人在1801年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之前都没再见面。

谢林是两个人中最先到耶拿的，而且实际上是他帮助黑格尔在那里获得教席。谢林和黑格尔是耶拿的同事，他们共同编辑了《批判哲学杂志》。由于个人丑闻，谢林在1803年被迫离开耶拿，此后这两个朋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思想形成时期，黑格尔受到谢林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的影响。然而，当黑格尔逐渐脱离谢林后，他变得成熟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年）表明他与谢林的决裂。黑格尔寄给谢林一本《精神现象学》，但由于意识到这种破裂，谢林从未对这本书做出直接的回应。

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在1833～1837年的某些时候，当谢林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时，他开设了一系列谴责黑格尔体系的课程。黑格尔在1831年去世，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谢林——其声誉和威望在哲学界已经暴跌——对黑格尔体系发起了攻击。此外，到20世纪30年代，谢林一改以往对共和政体的同情，变成了一个君主专制秩序的捍卫者。出于对他的反黑格尔主义、他对宗教的兴趣以及他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奖赏，谢林被派往柏林大学领导反对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战争。曾经的朋友，现在成了哲学上的反对者。谢林在1841年11月15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反黑格尔派的长篇评论。

恩格斯听了1841年的这些课程。他不是作为听众参加课程的唯一重要的学术人物，参加者还有索伦·克尔凯郭尔和米哈伊尔·巴枯宁。

对理性的作用的理解是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核心分界点。谢林谴责黑格尔支持一种消极的哲学，一种精神的、主体的或否定客体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辩证法表现为一种精神不断否定客体的公式，而这种辩证法使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变得不可能。

谢林还指责，精神从来都不能证明存在。消极的哲学，主张理性的排他主义，必然总是被包含在理性中。辩证法，一种纯粹意识的程序，必然还属于意识，从来都不能超越它，因此无法提供其存在的根据。消极的哲学不能处理存在的终极问题。黑格尔主义从来都不能成为一种纯粹同一性的哲学。

谢林赞成一种积极的哲学，一种打算建构主体—客体抽象统一的思想体系。谢林支持一种积极的哲学，在那里，理性是自然的产物，因而理性属于自然；而黑格尔被限定在否定性之内，在那里，理性通过否定性起作用。

谢林假定存在三种普遍力量，精神、自然、意识或前两者的统一。第一种力量是精神，第二种力量是自然，而这两种力量会合为“冷漠的观点”[120]。

这种“冷漠的观点”是精神和自然的同时表现，它是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共时性存在。这里没有反抗，没有矛盾，而只有互补。在这种互补中，意识产生了，而意识成为主体和客体统一或精神和客体同一性的产物。

谢林构建了一种浪漫的自然哲学（nature philosophy）。谢林信奉自然哲学，而黑格尔最终接受了关于自然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nature）。关于自然的哲学关注将精神强加于物理学世界的形式，一种关于自然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自然哲学研究由精神或形式的本性释放的力量以及将自然嵌入精神的力量。在关于自然的哲学中，理性决定自然的合理性；而在自然哲学中，理性本身是自然力量的产物，或者说精神的螺旋式发展是自然所赋予的。

此外，由于谢林认为理性不能证明存在，那么存在在理性之外存在且仅面向感觉的力量开放。事实上，存在免除理性，阻止理性，意味着存在仅仅在宗教直觉中容易得到理解。临近生命的终点时，谢林陷入了广泛的宗教沉思，因为他将直觉主义视为存在的唯一途径。

当青年恩格斯旁听谢林的这些课程时，他感到这些课程充当了另一种宗教和理性之间的斗争。鉴于谢林1841年的学术立场，他的诉诸超自然的力量，青年恩格斯将这些课程理解为信仰和理性之争的另一个方面。同样，这个斗争在他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得到了概括。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捍卫是对超越信仰的理性优越性的捍卫。黑格尔是正确的，而谢林是错误的，因为黑格尔是理念的发言人，而谢林是超自然力量的辩护者。

青年恩格斯将谢林放在莱奥的阵营中。他们都是普鲁士反动势力手中反驳黑格尔的爪牙。青年恩格斯反对莱奥—谢林联盟的一个方式是扮演拥护黑格尔的共和主义者。作为“黑格尔帮”的一员而遭到莱奥的谴责，青年恩格斯将自己的作用规定为积极揭露莱奥—谢林同盟——普鲁士路德派正统——的简单的喉舌。这个任务召唤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高举为人类理性的冠军。

2.妥协者

青年恩格斯描述了黑格尔自身和青年黑格尔派或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黑格尔是保守的，然而正是自由人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范畴并将其激进化。

黑格尔本人的妥协倾向来自他的哲学规定：“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121]黑格尔本人相信哲学是其所处文化环境的一种表现，因此他相信，他的国家理论应当反映复苏时期的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态度。

青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本人的国家观念是精神世界的投影。在1842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青年恩格斯的论述显然参考了《法哲学原理》：“难道黑格尔不也是这样的吗？难道对他来说，国家在向世界历史过渡的时候，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不就是绝对精神的具体现实吗？”[122]青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也被“捧成普鲁士国家哲学”[123]。

黑格尔本人的政治妥协因他不透明的文风而加重了。要理解“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和晦涩的文风”，这是相当困难的。[124]语言和体系都令人费解这一点，是黑格尔本人毕生的影响很少能超出讲堂的一个原因。[125]

青年恩格斯表述了黑格尔本人的一种右翼观点。在青年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本人是作为普鲁士王权的辩护者出现的。在《谢林和启示》这本小册子中，青年恩格斯以如下措辞描述黑格尔本人：“他的政治观点、他的以英国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他同样也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126]

此外，黑格尔的政治保守主义也是他哲学的更为积极方面的结果。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思想，意味着他具有哲学上的理由假定普鲁士君主政治在他的时代是合乎理性的，而包容某种必需的东西是必要的。[127]

3.哲学原理

然而，在哲学层面上，黑格尔的体系包含了能成为哲学发展根基的理论范畴。黑格尔本人没有看到自己哲学的激进潜力，虽然他创造了这些范畴，但他从未运用它们去批判政治条件的现状以推进改革的事业。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完成的任务。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诸如否定、矛盾、自我意识、辩证法、理念、自由等概念，都能找到来源。在黑格尔本人看来，所有这些概念都支持他的右翼倾向。而只有自由人，新的一代人，将它们用作革命哲学的结构。

但自由人不得不等待全集的出版，这是爱德华·甘斯完成的任务。“他的全集，特别是他的讲演录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8]自由思想的发展，人类历史的不断完善，构成《哲学史》《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目的的概念，作为灵感，成为自由人运动的燃火点。构成自由人一翼的卢格，将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和政治实践的信仰结合了起来。或者说，这个原理认为，政治宪章的逐渐改变是鼓舞自由的最有效的路径。这是青年恩格斯所归属的自由人的阵营。

（1）黑格尔主义的历史。

在他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中，青年恩格斯写道，在1810年以前，黑格尔的体系就其基本特征来说已经完成，而到1820年，他的世界观彻底形成。[129]

黑格尔主要著作的出版时期是：《精神现象学》，1807年；完整的《逻辑学》，1816年；《哲学全书》，1817年；《法哲学原理》，1820年。青年恩格斯将这些著作视为构成黑格尔主义体系的核心。黑格尔全集的甘斯版本出版于1831年和1835年，包括《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和《宗教哲学讲演录》。正如我在前面的段落中指出的，青年恩格斯了解这些著作。他认识到这些讲演录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它们对黑格尔主义体系是决定性的。甘斯的版本确实包含黑格尔的一些早期著作，特别是早于1807年《精神现象学》的文章，但青年恩格斯没有提到它们。他将《现象学》作为这个体系的开篇阐述，而将《法哲学原理》作为这个体系的总结陈词。

《法哲学原理》对青年恩格斯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个黑格尔式的句子。在《谢林和启示》中，当青年恩格斯写到黑格尔认为任何事物“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130]时，他转述了这个黑格尔式的句子。与此同时，他概述了自己对黑格尔的全部阅读：理性是宇宙中最高的神，而现实是对理性的反映。《法哲学原理》是青年恩格斯理解黑格尔的关键文本，因为青年恩格斯将其解释为关于理性的内在主张，而这种信仰构成了青年恩格斯理解黑格尔的不变的核心。

另一个有助于他赞赏黑格尔的文本是《哲学全书》。在《谢林论黑格尔》中，青年恩格斯提及“黑格尔《哲学全书》所得出的观念、自然与精神的三位一体”[131]。在描述黑格尔派思想运动开始于理念而归结于精神时，青年恩格斯再次将黑格尔主义和理念的神学联系起来。《哲学全书》由三本书组成：《逻辑学》（1812年）、《自然哲学》（1813年）和《精神哲学》（1816年）。青年恩格斯将这三本书读作理念的历史。他用《逻辑学》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因为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以绝对理念结尾。对于青年恩格斯来说，存在仅仅是理念的轨迹，因为它在自然中显露而在个人意识中结束。

在简要描述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过程中，青年恩格斯做出了对黑格尔右翼的阐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绝对理念，而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马克思认为，主体的作用具有优先权，但青年恩格斯效仿老年黑格尔派，并以普遍理念为核心。如同老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赞同理性对宗教的替代。

（2）理性和必然性。

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解释为一个逻辑泛神论者，即黑格尔相信理性是宇宙的终极目的。

在《谢林和启示》的最后几页，青年恩格斯再次重申必然性的主体。“只有本身包含着必然性的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确，只有作为必然性的合乎理性性质的自由，才是真理。”[132]青年恩格斯仍然回到逻辑泛神论，认为理性是宇宙的基础，即理性根据必然法则起作用。

青年恩格斯将理性规定为对必然法则的呈现。如果必然是理性的基础，由于理性支配世界，那么理性成为现实就是必要的了。

（3）理念和现实性。

由于熟知《哲学全书》，特别是《自然哲学》，青年恩格斯认同理念是现实的先导。

对谢林的思想做出回应的需要，有助于青年恩格斯接受自然哲学。在其他概念中，谢林提出了两个哲学原理，即存在独立于思想和思想自身是自然的表达。谢林的积极哲学基于精神是自然的产物以及自然先于精神的理念。

青年恩格斯驳斥了谢林这两个理念；相反，他断言思想自身是自给自足的，因此自然是精神的一种反映。如果思想本身是自我决定的，那么自然只能通过思想来构造，而这个从精神到自然的运动是必要的。[133]

我已经指出，青年恩格斯受到黑格尔《哲学全书》的巨大影响。在这个三卷本著作中，黑格尔开始于《逻辑学》，第二卷是《自然哲学》。青年恩格斯按照同样的顺序，将精神作为前提，尽管它不是自然的创造者。[134]

在1842年，青年恩格斯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相信感觉是思想的起点。理性不是物质外化的产物。作为老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认为，既然思想先于自然，那么现实是对思想的复写。

相比之下，青年马克思到1841年就已经使自己远离理性本体论。在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已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他赞美伊壁鸠鲁是因为希腊原子论者支持经验主义。相对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不相信理念是感觉的直接反映；相反，伊壁鸠鲁意识到，概念是身体感觉不可或缺的有机框架。然而，伊壁鸠鲁相信物质世界的首要性。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而和青年恩格斯站在了哲学谱系对立的两极上（关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请参见本书第3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幽灵已经嵌入青年恩格斯1842年的理性本体论中。辩证唯物主义的种子已经隐含在他的理性形而上学中。对于这个理念，恩格斯后来只需要以三个辩证的法则取而代之：质量互变、对立面相互渗透以及否定之否定。1842年的本体论作为基础，后来被恩格斯填充在支配自然的三个辩证法则中。

（4）主体和客体。

在对逻辑泛神论的信奉中，青年恩格斯成了客观主义谬误的牺牲品。他赋予抽象实体以一种来自人类之外的具有本体论因果关系的力量。

这种逻辑泛神论转化为自我意识。这大概是1842年青年恩格斯一个曲解的声明，他完全否定了主观自我意识的能力。

下面这两处引用，尽管有些夸张，却是青年恩格斯意识到主观力量的文本：

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一只新的圣杯，在它的宝座周围集合着欢欣鼓舞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使所有忠诚于它的人称为国王，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富源和威力，全部美丽和丰富都呈现在他们面前，使之为他们的光荣效劳。[135]

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垒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时代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青春，重新冉冉升起。[136]

即使青年恩格斯认识到了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其理解为完全主观的能力。自我意识最终没有来自主体。自我意识源于逻辑泛神论。

在1842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青年恩格斯写了如下两段话：

仿佛地球通过人类达到的自我意识在认识到自己是世界意识的因素的一瞬间，就不成为世界意识了。[137]

但是无须特别了解黑格尔也可以知道，黑格尔的见解要高超得多，他主张主体和客观力量相和解，他非常尊重客观性，认为现实即存在比个人的主观理性要高得多，并且正是要求个人承认客观现实是合理的。黑格尔并不是荣克先生所说的那种主体自律的预言家，这种主体自律在青年黑格尔派身上表现为任性妄为。黑格尔的原则同样是他律，也是使主体服从普遍的理性。[138]

他以右翼的方式将黑格尔的阐述读作“凡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凡属必然的，便应当是现实的”。青年恩格斯用这个术语指的是，现实是对理性本体论的反映。

青年恩格斯赞成的自我意识理论否认鲍威尔的公式。对鲍威尔来说，主观的自我意识是自发的，它不是派生的而是个性化的。

此外，青年恩格斯提出的自我意识理论与青年马克思的说法相反。1841年，青年马克思追随鲍威尔，捍卫作为个性化能力的自我意识。在论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称赞这位希腊哲学家，因为他倡导自发的自我意识。

相对于青年恩格斯来说，青年马克思从未主张存在是绝对理念的反映。追随鲍威尔，青年马克思则指出存在是个人自我意识的投影。

简言之，青年恩格斯提出了黑格尔基本上属于右翼的观点。然而，青年恩格斯与黑格尔右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他的无神论以及他对政治实践的专注。青年恩格斯以逻辑泛神论取代了正统的加尔文派确乎事实，但他也确实否定人格神的存在。他在1842年不是刻板的有神论者。青年恩格斯不是普鲁士王权和普鲁士现状的捍卫者，而是受卢格影响，倡导大规模的政治改革。

然而，青年恩格斯是逻辑泛神论的拥护者，否定主观自我意识的自主性。在这两个关键点上，青年恩格斯与自由人存在分歧，赞同的是黑格尔右派。他与自由人联系的纽带是他的政治改革主义（reformism）。同样，使他脱离黑格尔右派阵营的也是他的政治改革主义。

（5）《精神现象学》。

青年恩格斯将《精神现象学》读作一个右翼黑格尔派的文本：

但是现象学——这恰好明显地反驳了谢林的理解——并不是一门纯理性科学，而只是通往理性科学的道路，即把经验的东西、感性意识提高到纯理性科学的立足点上来。不是逻辑意识，而是现象学意识会找到这三种最终的“确保绝对的超存在物的实存的可能性”。逻辑的、自由的意识看见的则完全是另一些事物，不过对这些事物我们暂时还不必去过问，——这种意识在自身中已经有绝对了。[139]

黑格尔的深邃不安定的辩证法只是在这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发展；他于1806年写《精神现象学》时大大超出了自然哲学的观点，而且声明自己不受这种观点的影响。[140]

在上述引文中，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表述为使自己远离“自然哲学”的人，克服了“经验主义”和“感觉”的人。《精神现象学》表达了黑格尔对唯物主义的超级转让，表达了黑格尔对17世纪和18世纪休谟、洛克、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科学革命的拒斥。

《精神现象学》被解读成对黑格尔逻辑本体论的重新强调。逻辑是绝对的，《精神现象学》是《逻辑学》的早期版本。

青年恩格斯的确正确地将《精神现象学》评价为黑格尔与谢林自然哲学决裂的实例。由于对《精神现象学》的准确解读，青年恩格斯意识到黑格尔在这本书中摆脱了谢林，表明了思想之于自然的优越性。

青年恩格斯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也证明，他对黑格尔的解读多半是歪曲的。在对《精神现象学》的评论中，青年恩格斯没有提到异化或外化思想。他也没有评论自我意识的否定力量，或曰他没有说明自我意识何以是主—奴关系的结果。青年恩格斯完全无视劳动的主题，无视自我意识在社会思想世界生产中的生产能力。他离开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劳动何以最终导致人类与其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的黑格尔派主题。

对青年恩格斯来说，理念支配自然的全部存在，逻辑构成了宇宙的基础。青年恩格斯需要做的全部工作是，指出这个普遍的逻辑依照辩证的原则发挥作用。当青年恩格斯声明这个普遍的逻辑按照正—反—合的方式运作时，他必然遵照自然所遵循的这些自然法则。1842年，青年恩格斯已经形成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的一套哲学信念，已经植入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种子。

除了博士论文之外，马克思论述黑格尔的著作始于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这本书时，马克思正与妻子住在克罗茨纳赫。目前这一章停留在1842年11月底，因此将1842年的青年恩格斯与1843～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加以比较与本章的结构不符。然而，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广为人知的，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看法与青年恩格斯的逻辑泛神论显然完全不同。青年马克思接受作为宇宙原动力的人的社会劳动，而青年恩格斯陷入了客观主义和抽象之中。对青年恩格斯来说，宇宙的动力是逻辑；而对青年马克思来说，社会创造的动力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主体。

到了1842年年底，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有所萌芽。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产生了，而对黑格尔相反的解释是这两个年轻人走上不同路径的原因之一。

（6）辩证法。

在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的著述中，这个在哲学上不成熟的政论家使用了黑格尔派的范畴，否定就是其中之一。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派思想规定的具体运用，显示了他把握黑格尔的洞察力。

实际上，发展着的思想是唯一永恒的和实证的，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事实方面、外在方面才是否定的、正在消失着的和应当受到批判的。[141]

即使青年恩格斯使用了黑格尔派的词汇，他也没有能力运用黑格尔派的公式。他使用了这些词语，却不能完全把握它的程序。

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上以三个阶段展开：主观的意识否定客观的意识，否定没有消除客体，以及一部分被否定的客体归入意识的高级阶段。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主观意识的活动中产生，以保留原则为基础。在否定之后产生的新的综合中，不是消灭而是被取消的客体的一部分得到了保留。

在青年恩格斯1838～1842年的著述中，他确实没有使用这些辩证的方案。对于他来说，运用这些辩证的公式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缺乏关于主观意识重要性的思想。通过否认主观意识的核心，青年恩格斯使自己无法正确地理解取消、保留和包含的作用。他不能将这个世界视为由个人意识的辩证法所构建的。

对青年恩格斯来说，否定是抽象的功能。不是人们否定，而是理念否定。理念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而否定是理念的一种特性。

（7）《谢林——基督哲学家》。

这是青年恩格斯论谢林的最后一本小册子，是对谢林的运动更深入地走进宗教的描述。这个小册子抨击了谢林思想的宗教预设，通过揭示这种宗教偏见，青年恩格斯希望清除柏林讲座的所有哲学价值。

（8）黑格尔的不在场。

事实上，青年恩格斯知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把这部著作纳入他对谢林的批判中。作为甘斯印制的《黑格尔全集》的一部分，《历史哲学讲演录》在1833年出版。青年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中提到这部著作，并以其作为这位大师的重要研究成果。《历史哲学讲演录》第三卷包含黑格尔对谢林哲学的一节概述。[142]即使这部著作是青年恩格斯可以参阅的，但他没能在自己批判谢林的出版物中成功地运用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青年恩格斯没能成功地将黑格尔这个他所捍卫的人包括进去。他对黑格尔对手的攻击证明，与其说青年恩格斯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善辩论者。此外，黑格尔的论文《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在1801年发表，收入甘斯编选的《黑格尔全集》第二卷，但青年恩格斯完全忽略了这篇著述。

黑格尔本人对谢林著作的概述尽管写在谢林到柏林去反驳他之前，但比青年恩格斯自己的评论更为客观，更具分析性。黑格尔赞赏谢林是因为他明白，现代哲学的任务是将斯宾诺莎和费希特统一起来。现代思想的使命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斯宾诺莎将客观凝结为实体，而费希特提出的思想是，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唯一的因果中介。即使黑格尔认为谢林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但他发现，他未来敌人的努力因其洞察力和眼界而具有某种价值。[143]

谢林统一客体和主体的努力是他的理论——思想本身是自然的表达——的产物。谢林假定三种力量的存在，即自然、精神和思想。其中，精神是自然的力量，在自然中作为一种能力存在。精神和自然在“主体和客体的冷漠”[144]中结合起来，或者说自然和精神之间没有“冷漠”，思想是这种“冷漠”的表现，而由于“冷漠”并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毫无疑问的。

据黑格尔所见，谢林的哲学努力是一个错误，因为它终结于自然哲学。谢林通过将主体纳入自然得出结论，而不是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145]

谢林的失败在于他将理念纳入自然之中。从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来看，理念必须是完全独立的，它必须是自我存在的。黑格尔派的方案是采用斯宾诺莎的物质概念，并使物质进入思想。谢林恰恰移入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使思想成为自然力量的表现。谢林将理性归纳为自然力量的一种机能，而不是表明意识的独立性。在谢林看来，主体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自然的附加现象的限制。[146]

黑格尔对谢林的评价也是对黑格尔体系的一种表述。黑格尔的原理被用于哲学体系的替代。这里没有任何私人恩怨。

不幸的是，青年恩格斯拒绝利用黑格尔的这类论证。青年恩格斯从未提到黑格尔论及谢林的著述。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停留在对这个黑格尔的敌人试图重新回到宗教哲学或复兴神学的指责上。

青年恩格斯对论战的兴趣比哲学更大。通过他在1838～1842年表现出来的基本行为方式，我们能够发现青年恩格斯是一个社论家，一个熟练的、消息灵通的分析家，而不是哲学的专业人士。

他在1838～1842年的著述是党派的社论文章。

在这一章中，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派思想的不准确把握。他对黑格尔不完整的理解不仅产生了对黑格尔思想的严重歪曲，而且也使他不可能区分这些希望延续他们老师传统的学生和追随者之间的差别。

1842年5月，青年恩格斯为青年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马尔海内克》，另一篇是《亨宁》，它们都被并入“一个旁听生的日记”这个标题之下。[147]当青年恩格斯在柏林主动卷入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时，他不仅旁听了谢林的课程，而且旁听了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课程。这两个人也加入了关于黑格尔的讨论，并与他们以往同事的代表争讼。

青年恩格斯赞同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课程，并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共和主义的。马尔海内克和亨宁被归入赞成黑格尔派的联盟。这个阵营击退了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攻击，并试图抢救黑格尔主义的遗产。

由于缺乏分析能力，青年恩格斯没有指出马尔海内克和亨宁都是老年黑格尔派。到了1842年5月，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归为自由人的一员，但他也没能指出自由人与马尔海内克、亨宁的著作之间的差别。

在对黑格尔主义传统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中，约翰·托乌斯写到了这两个人：

关于黑格尔派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现存的宗教、政治秩序的保守的妥协的解释，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观点是最好的例证。[148]

青年恩格斯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他对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赞美可以被定位为“保守的妥协的”老年黑格尔派。即使在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青年恩格斯与马尔海内克、亨宁同属一个联盟，但青年恩格斯没有告知他的读者的是，他自己的黑格尔主义、政治改革与这两个捍卫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正统右翼代表之间的重要分裂。

青年恩格斯甚至没有指出马尔海内克和亨宁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两个人都是黑格尔的拥护者，但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思想立场上捍卫黑格尔。马尔海内克将黑格尔视为宗教和理性之间和解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点上，托乌斯写道：

在他的神学课程和著述中，马尔海内克一直认为，在《圣经》和福音教会编纂的教义中揭示的宗教“代表”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于哲学真理的形式，又不损害人的自由的合法要求，或曰不牺牲宗教信仰内容的任何部分。[149]

相反，亨宁探求理性和现实之间的和解。也就是说，亨宁探求理性和政治的结合，而马尔海内克诉求理性和宗教的统一。

对亨宁和福斯特来说，政治是黑格尔主义的理性和现实和解的焦点。人能够把握绝对，因为绝对在理性自由的君主政治世界中揭示自身。[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