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生命中的这个时期可以分为如下分支：作为学术业余爱好者的青年恩格斯、德国历史、路德维希·白尔尼、青年德意志派运动，以及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片段。
1.作为学术业余爱好者的青年恩格斯
青年恩格斯接近黑格尔的路径是通过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确立的。1838年，青年恩格斯从巴门来到不来梅，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出口公司继续他的商业教育。在这段日子里，恩格斯使自己沉浸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而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生涯。由于擅长文学，他开始撰写文学评论，他的第一篇文章在1839年发表于青年德意志派运动的成员卡尔·谷兹科主编的《德意志电讯》上。黑格尔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是由自由理念决定的进步运动的主题，对青年德意志运动产生了影响，而通过阅读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品，青年恩格斯开始熟悉黑格尔。
在最初发表的作品《伍珀河谷来信》（1839年3月）中，恩格斯抨击了他出生的城市——位于巴门的伍珀河谷——令人窒息的宗教和政治保守主义。青年恩格斯将伍珀河谷说成是“旧蒙昧主义的断崖”[17]，表达了青年德意志派的理性和社会批判思想。他讽刺自己的家乡在文化、学校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反动的。特别是，青年恩格斯抨击了传教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马赫尔，他将这个人视为黑暗的冠军、原教旨主义的加尔文主义者。克鲁马赫尔在选民、先定学说、拘泥《圣经》的字句方面坚定不移地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教义。[18]青年恩格斯延续了青年德意志派对宗教的抨击，从1839年到1842年，宗教和理性之间的冲突是青年恩格斯生命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从1839年到1842年12月，青年恩格斯以弗里德里希·奥斯维德为笔名撰写他的通讯。虽然恩格斯在通讯中摆出社会反抗者的姿态，但他在私人生活中并不能违背他的父亲——虔信派教徒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直到1842年12月，22岁的时候，青年恩格斯才在著述中署上了本名，结束了自己的秘密生活，并疏远了他的父亲和家庭。
青年恩格斯将自己一分为二：在夜晚雄心勃勃地参与青年德意志派的反抗运动，在白天则是前途有望的企业家。这在他与他的妹妹玛丽亚·恩格斯的通信以及致其他友人——弗里德里希牧师和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可以明显地捕捉到。这些书信跨越了1838～1842年。在本质上，青年恩格斯写了两种不同的书信。一种是他与妹妹的通信。在这里，他应付每天生活的细节，嘲笑资产阶级生活的沉闷，显现出对波希米亚生活的触及。他从未放弃成为恩格斯家族纺织企业的继承者，从未暴露他的秘密生活。而第二条交往的线路则是向格雷培兄弟开放的。在这第二条线路上，就像一个忏悔者，恩格斯打开了他真实的灵魂，明确阐述他的内心困扰，拒绝格雷培拥抱虔信派的恳求。在从1838年到1841年2月22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最后一封信中，他留下了关于自己的精神痛苦和决定的最准确描述。到1840年，恩格斯已是一个无神论者。
从在与玛丽亚·恩格斯通信时流露的那条线路上看，他是一个钟爱家庭的人。青年恩格斯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忠诚的通讯员。显然，从写给玛丽亚的信中可见，他还写信给他的父母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但仅仅给玛丽亚的信在大批信件中幸存下来了。青年恩格斯比玛丽亚大四岁，而他写给妹妹的信极富长者的温暖和关心，是有处世才能的哥哥在指导并保护妹妹接受教育和成长。青年恩格斯不断告诫玛丽亚将信写得更长和更频繁些。这些信也充满了恩格斯对妹妹父亲一般的关爱。当玛丽亚在18岁毕业于寄宿学校，成了一个纯洁、天真、美丽而有魔力的女性时，青年恩格斯写了关于她的诗歌，而这个少女初次了解到男**慕者的存在。[19]
不管兄弟姐妹之间有怎样健康的家庭感情，青年恩格斯都从未与玛丽亚交流过他的文学追求和成就，或他的精神困扰。青年恩格斯对他的妹妹和家庭是不诚实的，而他将自己分开的想法透露给他们的是一个略有波希米亚倾向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一个没什么不寻常或并不令人担忧的18～22岁的青年人的形象。
青年恩格斯隐藏他将自己一分为二的第二个考虑，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他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在他于1839年4月24日前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得到证实。他在这封信里，恳求这位牧师为他是《伍珀河谷来信》的作者一事保密：
哈，哈，哈！你知道《电讯》上的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吗？该文作者就是正在写这封信的人，但是我劝你对此守口如瓶，否则我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要求你们5人发誓不对任何人说我是作者。[20]
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分为两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以及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他的家庭，对于他在不来梅的亨利希·洛伊波尔德公司的同事来说，青年恩格斯表现出上层资产阶级典范的形象。青年恩格斯极力避免事实被泄漏，因为只有这样，他作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半才不会被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商界同人看到。
他在1842年的晚些时候到曼彻斯特，为父亲管理欧门—恩格斯公司。当恩格斯在这些日子里作为一个商业主管和社团领袖起作用的时候，他表现出上层资产阶级典范的形象；而当作为一个宪章主义者从事写作，和作为青年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合作者时，他显露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外貌。他的父亲在1860年逝世，而恩格斯在出售他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份，并迁居伦敦，将自己全部奉献于政治运动之前，仍然将自己一分为二。
在与玛丽亚的通信中，恩格斯将自己描述为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青年恩格斯自豪地向他的妹妹夸耀，谈及他对骑马的热爱和他的骑马经历[21]、击剑经历[22]、跳舞经历[23]，以及他对联谊会的喜爱[24]。而在1839年4月23日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解释了提早做结论并将信送出去的理由：他必须马上去上声乐课了。[25]
然而，有时候，这个资本主义财产的继承者超越了上层资产阶级的行为准则，跨入波希米亚的行列。他喜欢红酒、雪茄和咖啡，并经常沉迷于其中，缺乏节制。在1840年7月7日至9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描述了在亨利希·洛伊波尔德的办公室的一天。
我们的商行里现在成了一个完备的啤酒储藏室：桌下、炉边、橱旁，到处都是啤酒瓶。老头儿（亨利希·洛伊波尔德）酒瘾一来，就向我们要一瓶，然后又让人把酒瓶灌满。此事现在已经完全公开了。杯子整天放在桌上，旁边就是酒瓶。右边的墙角放着空瓶，左边是盛满酒的瓶子，旁边放着我的雪茄烟。这的确是真的，玛丽亚，青年人像汉契克博士所说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坏了。二三十年前有谁能想到这么吃惊的恶劣行为——在商行里大喝啤酒呢？[26]
青年恩格斯喜欢概述，而他写给玛丽亚和格雷培兄弟的信大多涉及自己的工作。他在1840年8月20日至25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包含着对在办公室多次饮酒之后的概述：青年恩格斯倚在一张吊**，左手夹着一支雪茄，看起来打算打个盹。[27]
青年恩格斯的波希米亚作风伴随着一种前卫性。他是一个娇贵的上层资产阶级成员，然而嘲笑同类阶层的乏味。作为一个巴门—不来梅资产阶级的波希米亚式的背叛者，青年恩格斯讽刺了这个群体的顺从和沉闷。他讽刺地模仿了这些庸人，而这正是他的《伍珀河谷来信》的批判对象。
在寄给玛丽亚的这些概述中，他将这些人视为应当被讽刺的庸人：他们缺乏个性，服从阶级的愿望。为了表示蔑视，青年恩格斯蓄了胡子。青年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反抗行为。他骄傲地宣称，这使他看起来像个意大利人。[28]在迁居柏林之前，青年恩格斯将他的波希米亚作风视为一种反抗庸俗的工具。他的波希米亚作风成为他对个人自由的一种表述，胡子是抗议顺从的武器。他在给玛丽亚的信中倡导这种策略：
上个星期天我们在小酒馆里举行过一次小胡子宴会。事情是这样的：我发了一个通知给全体能够蓄小胡子的年轻人说，消除这一切庸人偏见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一致蓄胡子。谁有足够的勇气来蔑视偏见并且蓄胡子，谁就签名。[29]
服装和个人修饰成为青年恩格斯这个波希米亚者的反抗工具，而这种姿态是他对服兵役态度的例证。在反思1841年服兵役的可能性时，青年恩格斯采取的是作为特权阶级成员的不屑一顾的、骄傲的态度：“不过，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要到柏林去履行我的公民义务，也就是说，尽可能服完兵役，然后回到巴门。可以预料事情将如何进展。”[30]甚至在被征召到炮兵部队以履行自己的军事义务之后，青年恩格斯仍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将军事生活本身视为俗不可耐的事。青年恩格斯在寄给玛丽亚的一封信中简述了他的穿着违反了军事条例的事情：
你在信里可以看到我穿着制服的样子。我披上军大衣，有一副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然而很不符合条例规定。如果我就这样走在街上，那我随时都有被关禁闭的危险，这可不是愉快的事情。[31]
1842年在柏林，当他第一次沉浸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时，这个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继续以军事上的波希米亚作风反对军事上的庸俗习气。“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是反抗的符号。这个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将“派头”视为一种政治手段。青年恩格斯没有超越他对巴门的反抗。
在同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赋予“派头”新的意义。他确实暗示玛丽亚，除了饮红酒和抽雪茄之外，他在柏林是有责任的。在第一次与玛丽亚的通信中，他提到自己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他的任务是保卫黑格尔，反对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哲学复古。在1842年4月14日至16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承认他倾听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演讲。他写道：“多么好啊！看，阳光变得更加灿烂，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饭后我到底可以去散步了，而且今天晚上谢林不讲课，因此我整个晚上都有空，于是我可以非常努力和非常安静地进行工作了。”[32]青年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另一面得到承认，见到阳光。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能永远被隐瞒。
在通信的第二条线路上，将他与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牧师联系起来的纽带是，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展示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允许自己把一分为二的另一面展现在写给男性朋友的信中。
1838～1842年，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困扰的核心是理性和宗教之间的冲突。青年德意志派是理性优越的倡导者，而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倾向于他们的立场。鉴于双重存在的声音，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839年4月24日前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描述了他在不来梅和柏林这些年遇到的这一核心难题：
可是在可爱的巴门，没有人跟你讲这种事，那里完全按照另外一套原则进行讲授。那么，旧的正统思想以什么为依据呢？无非是陈规旧套。《圣经》在什么地方要求按字面相信它的教义、它的故事？有哪一个使徒在哪里说过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接受到圣灵的启示？正统派所讲的一切并不是要理性听从基督，不是的，他们是要扼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而代之以僵死的词句。因此，我直到现在仍和从前一样，是一个地道的超自然主义者，不过我抛弃了正统思想。所以，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相信一个诚信尽力做善事的理性主义者会永远堕入地狱。这同《圣经》本身也是矛盾的，因为那上面写着，任何人都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本人的罪恶而被处罚堕入地狱；如果有人全力抵抗原罪并且做了他所能做的事，那么，它的真正的罪恶只不过是原罪的必然后果，因此，这并不能处罚他堕入地狱。[33]
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承认他得益于青年德意志派运动。1839年4月8日至9日，他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更确切地说，我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前，望着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就感受到自由的进步。
我从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能当多久，但我希望继续当下去，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理性主义。[34]
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6月15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证实他转向青年德意志派，他的落款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青年德意志派”[35]。青年恩格斯第一次提到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是在1839年3月的《伍珀河谷来信》中[36]，但他在1839年6月15日的信中第一次具体地提到施特劳斯的《耶稣传》。[37]恩格斯这个青年德意志派仍陷于宗教和理性之间的两极分裂，但他坚持走向理性的轨迹。他写道：“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38]
青年恩格斯学术信仰的易变性在一个月之后变得明显了。在1839年6月12日至27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评论了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对自己思想的影响：
我尤其尊敬施莱尔马赫。如果你是始终如一的，当然就会谴责他，因为他不是按照你的精神，而是按照青年德意志，泰奥多尔·蒙特和卡尔·谷兹科的精神宣讲基督教。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在目前活着的人当中，具有和他同样的才智、同样的力量和同样的勇气的人，我只知道一个，就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这就是施莱尔马赫的学说，而我仍然赞同这个学说。[39]
1839年6月12日至27日的这封信是有趣的，因为青年恩格斯没有试图区分施特劳斯和施莱尔马赫。他没有描述施莱尔马赫的宗教体系的主体和施特劳斯的理性之间的区别。尽管一时陷入宗教直觉，青年恩格斯在1839～1840年这段批判岁月的思想轨迹仍是趋向于理性的。
青年恩格斯在10月致信威廉·格雷培，称自己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40]，并抛出如下挑战：如果威廉·格雷培证明施特劳斯是错误的，那么恩格斯将成为一个虔诚主义者。
一个月之后，恩格斯宣布自己转变为黑格尔主义者，强调了他此刻的学术立场。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写道：
我能否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41]
1839年12月9日至1840年2月5日，青年恩格斯完成了他趋向于黑格尔主义的行程。1840年1月21日，他将这封短函寄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
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记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光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没有思想的牧师们的极大反感。……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42]
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主义的接受使他关于宗教的内心困扰就此终结。当青年恩格斯加入黑格尔派时，他开始对宗教冲突感到释然了。当1840年1月20日写信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时，青年恩格斯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说自己“对继续进行神学辩论没有太大的兴趣”[43]。
1839年4月至1840年1月对恩格斯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他离开了神学而进入哲学领域。在这九个月中，敏感的青年恩格斯至少经历了三个哲学转变：他通过施特劳斯越过施莱尔马赫而抵达黑格尔。在宗教方面，另一个转变也等待着恩格斯：他必须从泛神论者转化为无神论者。他是在1840年开始这个转变的。
2.德国历史
恩格斯在不来梅时对德国历史采取了一种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解释。这位巴门之子在其生命的这段时期主要关注拿破仑征服以来的德国历史，而在这一点上，他对法国皇帝持有一种矛盾的评价。拿破仑一世是解放者和帝国主义者的矛盾体。
这位耶拿的胜利者是一个解放者，因为他给法国带来内部的改革。青年恩格斯称赞作为自由改革者的拿破仑一世，因为拿破仑在法国制定的逐步改革的政策正是青年恩格斯主张用于俄国的计划。拿破仑将国家世俗化，他破坏了封建分权，他解放了犹太人，他确立了经由陪审团的法庭，他编纂了法典，他受到中产阶级欢迎并使之进入国家政府的最高层，他对启蒙的倾向使青年恩格斯希望看到在俄国启动的全面的改革。[44]
与此同时，青年恩格斯反对作为征服者的拿破仑。他是使德国从法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1813年自由战争的倡导者。生于在滑铁卢战役和这位法国皇帝被击败之后的1820年，青年恩格斯没有对这位统治德国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亲身回忆，但反对任何外国霸权统治德国是他热烈的民族主义的根源。即使这位巴门之子反对作为征服者的拿破仑，但他还是称赞作为启蒙的改革者、作为世界精神化身的拿破仑。他写了两首诗赞美这位战败国的皇帝。一首诗是《圣赫勒拿岛》，将这位皇帝比作古希腊的上帝，其中包括这样两行诗：“在这里，他曾对自己铸成的那个时代重新思量，在这里，他忍受普罗米修斯的痛苦，直到死亡。”[45]第二首诗写于拿破仑的遗体被送回法国时，其中一节是：
他的宫室已经倒塌，他的王冠已经落地，
他在梦中憧憬的世界帝国已经化为废墟。
一切都已消逝。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没有后裔，
他独自躺在月桂树下长眠不起。[46]
这位“亚历山大”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1806年的耶拿战役，而这位巴门之子将普鲁士的这次失败看作德国的第二次复兴。普鲁士和德国具有1806年前和1806年后这两种存在方式。其1806年前的存在方式是滑入专制主义和在社会政治上顺从的文化见证。普鲁士的第一次复兴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位期间，青年恩格斯将他设想为一个重要的内部改革者。在这一点上，青年恩格斯赞同科本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47]（参见本书第3章）。不幸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在普鲁士君主政体的贵族停滞中凋谢了。普鲁士的第一次复兴被普鲁士的第一次倒退扑灭了。
然而，这位“亚历山大”在1806年复兴了普鲁士内部改革，开启了施泰因和哈登伯格的时代。1806年后的普鲁士是“完全复兴了的具有新秩序的国家”[48]，许多中世纪的残余被连根拔起。
被自由战争释放的德国统一的梦想未能在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上幸存。1815年的决议再次使德国支离破碎为两大君主制国家，即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更小的君主国。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青年恩格斯以这段话表示对德国统一失败的遗憾：
召开了几次会议，这使德国人有时间睡一大觉以消解他们对自由的陶醉，让他们醒来以后重新恢复皇帝陛下和恭顺臣民之间的旧关系。[49]
民族主义愿望在德国的失败标志着内部的改革也被击败了。施泰因—哈登伯格时代结束了，而德国的国内政治普遍遭遇保守主义的反动。这得到了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正统的支持。德国领土的统一没有实现，但祭坛和王位的统一胜利了。这相当于德国自由主义的第二次破灭。
然而，不管怎样，在普鲁士和南德意志燃烧的来自1830年火山的火花仍在德国自由主义中燃烧着。在《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说明他偏爱北德意志自由主义。[50]普鲁士在1813年解放战争中夺取了德国领导者的旗帜。德意志化是德国最重要的需求，而青年恩格斯将普鲁士看作德意志化最可能的孵化器。
德意志化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觉醒。德意志化意味着克服了德国的党派意识，并认识到要以一种单一的民族精神代替分权制的君主专制王国。它意味着一种单一的国家身份的确立，因为普鲁士夺取了1813年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青年恩格斯将霍亨索伦王权看作这个完全统一的国家身份的潜在创建者。
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北德意志自由主义，享有继承其哲学遗产的更多优势。普鲁士丰富的哲学传统将这个王国定位为德意志化的先锋队。当谈到哲学作为德意志化的资源时，青年恩格斯想起了黑格尔主义。青年恩格斯写道：“近代的德国哲学”是“德国的心脏”。[51]
德意志化的一个消极方面是，试图排斥法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法国是启蒙、唯物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以及革命政治思想的故乡，而德意志化采取一些措施，建立一种阻挡任何法国文化渗透的国家屏障。德意志化的一个危险的方面是，将文化孤立于欧洲的进一步发展。[52]
南德意志自由主义尽管富有思想，但缺少领土中心。它缺少能将德意志德意志化或能界定一个民族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心。南德意志的世界主义不应该是为某个国家伪造的铁匠铺。
在这种处境下，通往德国统一的运动已经陷入了僵局，通往内部改革的动力也已经消失了，而1830年的法国革命爆发了。对恩格斯来说，1830年是德国当代历史的开始，因为它重新点燃了内部改革的呼声。青年恩格斯是1830年这一时代的产儿。维也纳会议埋葬的东西被复活波旁王朝的查尔斯五世推翻。
青年恩格斯代表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历史的循环观。其基本模式是自由改革时代的三位一体：第一个时期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第二个时期是自由战争时代，而第三个时期接受1830年法国革命的洗礼。改革的前两个周期以君主专制政体的恢复而告终，而青年恩格斯希望这并不能证明1830年后的复兴会同样如此。可悲的是，第三次复兴也因保守主义的反动而归于沉寂。
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必然被视为1830年法国的成功和革命热情的自然结果。他的传记是法国对德国施加影响的事件的权力象征。这种思想脉络经过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国家。关于政治—文化问题，青年恩格斯没有遵循德意志化的要求，而是遵循了海因里希·海涅和路德维希·白尔尼的路径，并接受了法国政治自由主义。不融合法国思想或法国政治模式，德国的政治改革就无法进行。
3.路德维希·白尔尼
路德维希·白尔尼是普鲁士自由主义第三次复兴的先知。他是唤醒普鲁士对巴黎七月革命的自由主义需求的公民权利的保护者。
青年恩格斯毫无保留地对白尔尼赞不绝口。他赞同卡尔·谷兹科将白尔尼说成是“现代摩西”[53]，并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这篇文章中，以如下句子描述白尔尼：
他不知道，白尔尼作为一个人物，是德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他不知道，白尔尼是德国自由的旗手，是德国当代唯一的男子汉；他不了解反抗4000万德意志人和宣布理念王国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理解，白尔尼是新时代的施洗者约翰，他向自满的德意志人忏悔，并向他们说，要将大树连根拔起，一个更强大的人即将出现；这个人要用火来施行洗礼，无情地扫除一切糟粕。[54]
白尔尼既是青年恩格斯的榜样，也是呼吁人们使自己的国家得到自由的德国思想界的一只苏格拉底牛虻。
白尔尼是青年恩格斯的榜样，这个事实可以在他写于1840年7月的一首以白尔尼为荣的诗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这首诗名叫《傍晚》，包含如下诗行，表达了恩格斯对尽力赶上白尔尼的渴望：
我也是自由歌手中的一员，
白尔尼就像那株橡树一样，
一旦压迫者给德国紧紧地套上镣铐，
我就会一跃而登上橡树的枝条。
勇敢的鸟儿翱翔在自由的云霄，
是的，我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只小鸟。[55]
青年恩格斯和威廉·格雷培之间的通信是白尔尼最初出现在这个巴门之子思想中的地方。他最早提及白尔尼的著作，是在从不来梅寄给威廉·格雷培的一封写于1839年5月24日至6月15日的信中。在这封信中，青年恩格斯表明，他读过《白尔尼文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并将白尔尼描述为“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56]。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的另一封写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将自己描述为“向普鲁士输入禁书的大转运商”[57]。
青年恩格斯非法输入普鲁士的这些著作，有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四册，以及他的《巴黎来信》六卷本。[58]威廉·格雷培对他读过的这些著作显然不为所动，而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将白尔尼描述为“神来之笔”，并希望在两个朋友再次见面时，将威廉·格雷培变成一个白尔尼的发烧友。[59]
海涅，这个流亡法国的人，试图将德国哲学和法国激进政治学统一起来。青年恩格斯将自己称作“海涅笔下的新汤豪塞”[60]，但认为这个“新汤豪塞”目前的状态是“筋疲力尽”[61]的。白尔尼也处于流亡法国的状态，他已经超越了海涅，成为将德国哲学和为1830年革命释放的法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施洗者约翰”。
然而，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和宗教的历史》最先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德国政治革命的独特性。《论德国和宗教的历史》出版于1832年，认为德国哲学将最终导致一场政治激变。海涅认为，路德以来，德国就成为哲学沉思的中心，但他相信产生于16世纪的传统将在19世纪演变为一场政治激变。德国的独特性在于，革命实践将从理性主义理论中产生。[62]
白尔尼是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化身。他打破了将理论运用于德国生活的观念，并以对实践的强调取而代之。青年恩格斯将白尔尼比作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生活的火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几句话中捕捉到：
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奋斗出来的并证明是实践的一朵奇葩。他就这样坚定地采取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立场，成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先驱和先知。[63]
白尔尼是政治实践的同义语，他与阿尔诺德·卢格具有相近的立场。白尔尼对理论和哲学的需要并不是盲目的，他将重点放在其作为完成改革的指路明灯上，而这是他对德国全部政治改革运动的最大贡献。青年恩格斯这样纪念白尔尼：
白尔尼才是主张政治实践的人，而且他完全实现了这个使命，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他剥掉了德意志狂的徒有虚名的华丽外衣，同时，也无情地揭开了只有软弱无力的虔诚愿望的世界主义的遮羞布。他用熙德的话提醒德国人：只有舌头没有手，你怎么敢说呢？谁也没有像白尔尼那样描绘事业的辉煌。他浑身洋溢着生机，他浑身充满着活力。……但是，白尔尼第一个真实地阐发了德国同法国的相互关系。[64]
德意志自由主义的未来在于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结合，在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青年恩格斯写道：“我们时代的人物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65]实际上，这两个人相互补充。白尔尼呼吁的行动是健康的，是冲破这种障碍而进入行动的光明的救赎之路，而黑格尔的思想本身往往成为灰色的和暗淡的理论。白尔尼是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实现者。
在青年恩格斯看来，海涅统一德国哲学与法国政治实践的公式是有活力的。青年恩格斯将海涅的公式表述为：黑格尔代表了德国哲学，而白尔尼体现了法国共和主义。由于青年恩格斯的系统阐述，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综合推动了1830年后德国的改革运动。
确实，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和白尔尼的综合看作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根源：“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已经有不少白尔尼的思想，所以白尔尼可以在《哈雷年鉴》发表的不少文章上毫不犹豫地签署自己的名字。”[66]
白尔尼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先驱。白尔尼是卢格的模范。
白尔尼也是引导青年恩格斯走向黑格尔的思想路标之一。对他来说，作为入门的白尔尼研究，引导着他对黑格尔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