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旨在驳倒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并打算提出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这两个体系分别来自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个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个以恩格斯主义为标签。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两种不同的个性、两种不同的精神，他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理论。维护这个连字符，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唯一的社会理论，只能歪曲他们每个人的理论，混淆和延缓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双重并且不一致的体系的考察。

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同一性的斗争是左派使徒传统的一个例子。政治思想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对任何政治运动而言都是重要的，成为真正的政治思想继承人的斗争是所有群众运动的特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卡尔·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以及卡尔·考茨基为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模式在欧洲占主导地位而不断斗争，他们用连字符连接了马克思—恩格斯，因为这种融合加强了成为使徒正统的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需要通过声称是真正的政治思想继承人而建立其合法性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两翼，西欧社会主义和俄国列宁主义的分裂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西欧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分裂的见证。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这两个分支的合法性需要提出真正的政治思想继承人的称号，所以将这笔遗产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分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源自他们希望作为唯一继承人而被合法化的需要，或者说统治全世界的左翼有必要使其赋予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旨唯一性，而他们是唯一意旨的唯一接受者。

由古斯塔夫·迈耶尔撰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两卷本传记[1]提供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迈耶尔的传记至今仍然是一流的，不仅表明西欧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恩格斯遗嘱的真正执行人，而且建立了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遗产最纯净接受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迈耶尔的著作设定了解释的范围，并建构了解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配权。

这个多数主义者的学派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以及哈尔·德雷珀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延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彼此不能区分的一对克隆人，但他们都采用了基本一致的论点，即连体婴儿的观点。在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中，霍布斯鲍姆指出，恩格斯致力于结合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宪章运动者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则将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政治学结合了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法国和英国传统的混合物，而恩格斯对“欧洲三头政治”（European triarchy）的贡献是他在曼彻斯特管理他父亲的工厂时获得的关于宪章运动者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知识。[2]琼斯正确地认识到，“今天正统马克思主义流行的概念仍然可以追溯到恩格斯体系化和普遍化的著作”[3]，但他继而错误地断言：“如果恩格斯批判的立足点是人道主义，那么他的批判方法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4]与琼斯相反，本章的核心观点是，恩格斯从未完全理解黑格尔，因而一直滥用黑格尔主义辩证法。作为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一个严谨的学生，德雷珀赞同霍布斯鲍姆的解释，即恩格斯强化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解，并且觉得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现在更为重要”[5]。我反对德雷珀的观点，这套多卷本丛书后面的卷次将表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是黑格尔主义批判的例证，它对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不大。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不久，挑战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连字符的对立论学派产生了。持不同意见者以对立论学派取代关于连体婴儿的争论。该学派断言，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因重要的差异而分离。起初的持不同意见者是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和安东尼奥·葛兰西，这三个人都将焦点集中在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解释的差异，以及马克思何以从未放弃黑格尔个人主义对主体批判和政治实践的强调上，认为恩格斯将黑格尔主义辩证法歪曲为一种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个对立论学派最初以乔治·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6]、卡尔·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7]，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8]为代表。这个对立论学派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别，但没有提到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译本的广泛传播，对立论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振兴了。对立论学派自身分为两个阵营，即温和的对立论者和激进的对立论者。我是一个激进的对立论者，主张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的情况从未存在过。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理论，一个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被称为恩格斯主义。我最初提出这个观点是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9]中。在本书中，我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找出这两个理论的起源，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恩格斯主义的社会哲学早在1842年就边界清晰了。

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出版之后，对立论学派因特雷尔·卡弗著作的出场而壮大了。作为一个温和的对立论者，卡弗拒绝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观点，认为“这两个人之间的显著差异”[10]。但他的探究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做短暂的手术式分离之后停止了。卡弗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马克思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读物，并进一步指出：“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讨论的‘矛盾’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更具体的阐述。”[11]卡弗的评价是错误的，我将在本套书后面的一卷中证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基本上派生于莫泽斯·赫斯和罗伯特·欧文的著作。恩格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黑格尔的运用仅仅是语言学上的，而且是无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于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温和的对立论学派的另一个例子是斯塔西斯·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12]，尽管杜娜叶夫斯卡娅没有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脱离，但她成功地界定了将恩格斯追溯至赫斯和欧文的发展线索的某些原因，而马克思则由海因里希·海涅这条线索和法国雅各宾主义激进的左翼演变而来。

在这一点上，做一个程序性的说明是适当的。总体来说，我的解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认识大体上表现为两个时期。我认为第一个时期是他们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时间是从1837年至1850年；第二个时期是他们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时间是从1857年至他们各自辞世。我目前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上。

然而，1837年至1850年的经历必然将他们的借用分为第一个片段和第二个片段。就青年马克思而言，他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片段涵盖的年代是1837年至1841年；就恩格斯而言，是1837年至1842年。对青年马克思来说，第二个片段是1841年至1850年；而对青年恩格斯来说，是1842年至1850年。这种分期是必要的，因为重要的差别区分了这两个片段。

本书关注的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第一次接受黑格尔的第一个片段。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留下了大量值得揣摩的文字材料，而且这些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深入分析。我们有必要审慎地透过这些档案，对细节做激光般锐利的洞察。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区别为两个分支。

目前这章将被分为如下三个时间段：1837年——恩格斯夭折的教育，1838～1841年——恩格斯在不来梅，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

本章旨在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过程，并将黑格尔当作区分的标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如何理解黑格尔将被作为他们不同的哲学路径的晴雨表。他们在自己生涯的早期对黑格尔借鉴的不同方式可以被认为是他们未来学术不一致的根源。

这个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发展，但由于其目的是消除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我在这三个时期的每个时段中都会提到马克思。这是表明他们学术思想发展不同路径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