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节，我将把范·帕里斯和阿瑟的著作结合起来加以评价。正如上面论述科亨/史密斯著作的章节，范·帕里斯和阿瑟的著作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两个不同学派。范·帕里斯属于功能解释阵营，探究科亨开辟的论域，而阿瑟是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成员，与史密斯有共同的学术亲缘性。对范·帕里斯和阿瑟的著作的审视，不仅能揭示当前各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哲学差别，而且能把我的讨论带到当前。

要恰当地对待范·帕里斯的著作，就要将其当作一种解释逻辑。范·帕里斯并不关心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或将马克思主义当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预测，他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中，有任何哲学上的正当表述吗？解释逻辑在罗默、埃尔斯特、科亨和史密斯的著作中也占主导地位。

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有吸引力的革命理论，不再是关于价值、价格和利润的经济学理论，不再是对少数资本家将和绝大多数工人分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预言，也不再是利润率将下降的预告。这些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特质都被历史事件证明是虚假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当代对话从历史预言，或宏观经济学的追溯和列宁主义—毛主义的战略转化为关于道德、剥削、不平等以及社会科学的解释逻辑的讨论。

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一种挽救的工作，即将马克思主义从苏联模式的扭曲中挽救出来的尝试，而这导致了解释的哲学。这发生在理论上，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存的实践上。这种挽救尝试的重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在哲学上探索对历史唯物主义有效的逻辑描述。

这意味着阿尔都塞时期终结了。这位伟大的法国结构主义者试图挽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他所指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矮化。阿尔都塞挽救辩证唯物主义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而这种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如今已全然不足信。

范·帕里斯致力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在这一点上，他得益于科亨此前的著作。事实上，他的两本书，《社会科学中的进化论解释》[150]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151]都是对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的开创性见解的捍卫和发挥。

在科亨的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范·帕里斯接受了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指出逻辑上的证据，即谈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正当的。

范·帕里斯认为，功能解释对证实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相互转换来说是必要的。仅当功能解释被用于描述这种关系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才能被认为在逻辑上是有效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认为生产资料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具有优先权。生产力在决定社会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的全部其他方面时居于首要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基于对生产资料的首要性的断言，而范·帕里斯认为，生产力的首要性只能通过功能的逻辑来证明。范·帕里斯相信，生产方式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基础之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难题”[152]。

对任何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而言，维护其主要观点都是必要的。

阿瑟的著作与范·帕里斯的立场针锋相对。然而，这两个人都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目前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争论的例证。在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任何合法性之前，其解释方法必须被证明在逻辑上是有效的，或在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作为一种社会分析形式的任何可信度之前，必须首先被证实其解释逻辑是令人信服的。

阿瑟和范·帕里斯之间以及科亨和史密斯之间的一个基本区别是，范·帕里斯试图验证功能解释，而阿瑟试图证实体系辩证法的范畴是《资本论》的基础。阿瑟专注于证明有机体模式是《资本论》的原型，而范·帕里斯试图证明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述的，是历史叙事背后的推动力。如同我这本书的核心主题，阿瑟认为马克思延续了作为有机体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和社会制度的解释公式。这两个人采用的元模型都是生物学的。

阿瑟几乎是以鲜明的特色描述马克思的方法的，我在这章谈及施密特的一节中曾用这种特色表述马克思的方法。我将引用阿瑟的著作《新辩证法》中的两段话，表明我的结论和阿瑟解读黑格尔主义对马克思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解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就会清楚地看到通过体系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整体对他们的著作非常重要……因此，内在的关系具有整体的特征。如果彼事物是此事物本性的必要条件，那么此事物与彼事物具有内在的关系。它们彼此的关系被定位为总体的要素，并通过其有效性而再生。[153]

理性的线性逻辑是不恰当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总体被构成的，它以这种方式形成自己的特征，离开这种特征，它们也就改变了本性。如果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充分发展，那么马克思第一章的概念只具有一个抽象的特征，而观点只有通过在充分理解的整体中坚持这些概念，才能使其意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体系的说明，开始于一些简单的却具有决定性的关系（如商品的形式），因而被迫从其他关系中强烈地抽象出来，在现实中穿透它并利于构成其有效性。对总体重建的终结才是其事实的展开：事实是从观点明晰的体系中产生的。[154]

这两种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功能解释和体系辩证法，被结合起来做两种不同的事情。由于指向内在矛盾，或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依赖，功能解释更具线性特征。矛盾，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必须具有一个结果，必须解决矛盾并走向均衡，而这个结果是历史，或趋向于发展和矛盾的不同层面的运动。

阿瑟的体系辩证法不关注历史，而关注有机的整体。它是共时性的，并试图表明在一个体系中每个个体是如何反映整体的。

体系辩证法不是预言性的，而是有回溯性的（retrodictive）。它不关心发展而关心后退，或认为一个孤立的概念是有机整体的缩影。它关心共时性的结构，即逻辑范畴以及这些范畴何以标志着一个有机整体的每个独特的形式。

阿瑟描述了《逻辑学》和《体系辩证法》之间的直接相似性。他将《资本论》理解为社会科学中的全部解释模式。

在阿瑟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了全部社会科学的解释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