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葛兰德·科亨

这里将科亨和史密斯的著作并举，并不是要指出这两个人分享对马克思的一致解释。更确切地说，其目的在于清楚地总结这两个主要思想者之间的不一致，以及功能解释和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

1978年[128]，科亨用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阐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实质。马克思在《序言》中说明，历史发展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推动前进的。关于生产资料，马克思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力量，而关于生产方式，他的意思是支配这些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结构。对科亨来说，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定义的核心，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进化如何产生的理论。

此外，科亨还赞同马克思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公式。关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指的是生产资料，而关于上层建筑，马克思指的是一个社会的全部意识形态工具，如宗教、哲学、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一种反映，或者说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取决于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这种对马克思的解释被称为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inclus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它是包括一切的，因为经济基础在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中具有因果优先权。

在他1978年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科亨还主张生产资料（经济基础）承担对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的因果优先权。科亨主张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首要原因，而这个命题也是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第六章“生产力的首要性”中，科亨更全面地解释了他的思想：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表明马克思赋予生产力以解释上的首要性，我们还将对他的实际做法提供一些理由。

首要性命题指的是，生产力的变化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然而，生产力的一些变化在范围上太有限了，以至于带不来那种结果，也不可能对生产能力必须增长多少才能使生产关系随之发生变化提供具有普遍性的说明。相反，我们能把生产关系依赖生产力的动态方面表述如下：对任何生产关系而言，都存在它们所容纳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限度。这个限度对于那些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进一步发展趋势的发生，都是足够的。[129]

在对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中，科亨使用了功能主义。为了捍卫上层建筑来自基础的命题，有必要采用功能解释，有必要将上层建筑描绘为一个结果并向后推导出原因，因为上层建筑对基础有反作用，基础必须是上层建筑的原因。

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科亨修改了他的立场。[130]他放弃了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拥护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restric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科亨自我改造的这个决定性的观点被归于上层建筑的立场。在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意识形态工具来自经济基础。它没有独立性，完全依赖经济基础。在重审原来的立场时，科亨发现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夸张的，表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的确享有某些独立性和影响力这种看法是失败的。

在尝试假定上层建筑的自我发展具有某些自由时，科亨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解释。他将其称为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科亨仍然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角度来思考，但他不觉得经济基础是精神领域发展的唯一因果决定因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归纳的体系，它不把全部的精神现象归纳为在经济基础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只要不主张精神统治物质，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承认精神层面的独立性，因为这将减少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物质力量的优先权。[131]

科亨在1988年对他1978年的著作做重大修改的文章中承认，精神层面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他仍然从这两个层面思考，但决定的力量仅仅流入一个方向。精神影响物质是错误的，而物质对精神的影响是真实的。[132]

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如同包括一切的形式，发现功能解释是不可或缺的。关于这个问题，科亨做出如下两个评论。

第一，我不主张所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都是功能解释，但一种理论要被看作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那就得对它必须加以解释的那些非经济现象做功能解释。这个结论是从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最小范围的命题到一个关于它的本质的命题中推演出来的。[133]

第二，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对那些历史唯物主义要加以解释的非经济现象的特征的思考，而解释这些特征的适当方式是诉诸功能解释。[134]

科亨描述了功能主义和功能解释的区别。[135]功能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学的解释学派，产生于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和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著作。作为一个社会学学派，功能主义做出了如下的断言：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彼此影响，构成一个整体。

科亨驳斥了功能主义学派，但他接受了独特的功能解释，或者说提供一种准确的解释正是功能解释的独特之处。他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定义功能解释。

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论”是错误的，因为它试图解释作为一个阶级的大多数资本家的行为。然而科亨指出，功能解释能被用于目的归结于个人这种情况。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接受石油公司大型捐赠活动的政治家反对削减政治活动的私人融资法案，这个政治家的行为能从功能解释的角度来评价。通过采取行动废止融资改革活动，这个政治家证明结果即他的目的，超出了原因，即他渴望维持政党私人融资的旧体制。意识形态的目的，废止政党的融资改革，仅仅是维持石油公司统治旧体制的原因的一个结果。

科亨主张以一种受到限制的功能解释匹配一种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将其功能解释限定在意识形态领域。阿尔都塞是包括一切历史唯物主义的范例，他相信，社会经济结构的所有方面都能受到功能主义的启发。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标志来自人类学的先行者，特别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

关于功能解释的争论是科亨和罗默/埃尔斯特阵营的主要分界线，而我们已经看到，罗默/埃尔斯特阵营是如何发现功能主义本身无效并认为必须抛弃黑格尔主义的残余的。另外，罗默/埃尔斯特放弃了全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工具，重点是试图恢复其基于分析哲学的剥削理论。相反，科亨试图挽救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最佳解释，并且渴望比较黑格尔的历史编纂学与马克思的历史编纂学。正如本书所指出的，科亨并不认为马克思将大量的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纳入他自己的解释程序，他也未必发现马克思确认的那种做法在认识论上是有效的。但科亨确实认为，功能解释——黑格尔主义思想的一种核心特征——是有效的，而黑格尔历史理论和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相似性是存在的。

科亨认为，功能解释不仅是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纽带，而且是这两个人关于历史理解的一种相似的存在。显然，马克思没有将历史理解为自由精神的发展，而将其理解为存在相似之处的其他事件。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一章“黑格尔的历史图景和马克思的历史图景”[136]中，科亨比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发展和进步的，而推动这种发展运动向上的力量是精神。如果精神上升到自由，历史是一种先决条件，因为要想让理念变成自由，就必须了解它自身的潜力，必须观察其过去的创造，以便它能以自身的能力和本性来教育自己。马克思使革命的历史图景永久化，他和黑格尔都具有历史进步的启蒙观念。

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比来看，科亨指出，马克思将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历史的推动者，而黑格尔将精神看作历史的推动力量。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才是历史进步主义的因果关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延续了黑格尔主义对发展过程的信念，但将社会经济形态替换为因果关系的决定因素。

在他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科亨的主要着眼点是，提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种辩护。但在他的文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科亨表明他意识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他的社会学之间的差别。科亨感谢美国的社会学家埃里克·欧林·赖特使他认识到这种区分。[137]

科亨在1988年意识到的历史和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关注的术语“逻辑的—历史的”，金德里希·泽勒尼称作的“结构遗传”以及我所指出的历时性解释和共时性解释之间的冲突具有同样的张力。科亨认识到，至少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一部分，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叙述方法”。与对一个社会的历史解释一致，这种关注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理论。历史在分析历时性、逻辑和总体的结构本性时不起作用，关于历史发展，历时性和总体的结构本性告诉我们的很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科亨继续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他的兴趣转变了，因为他不再思考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点，而是关注剥削和平等的思想。在1991年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之后，科亨使自己卷入伦理学领域。他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念，试图纠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和平等的定义。

在1995年的著作《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中，科亨认识到对消除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乌托邦式期待被致命地戳穿了。他写道：

然而，“工人阶级”这个颇受争议的标签已无用武之地。在发达工具社会，没有一个群体同时具备这样四个特征——（1）成为社会依赖的生产者，（2）被剥削，（3）与他们的家庭等组成社会的大多数，以及（4）极其贫穷。当然还存在关键的生产者、被剥削的人们以及贫困的人们，但这些人与过去不一样，现在既不能说他们的存在是偶然的，更谈不上他们的状态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造成的。作为一个结果，一个由于受剥削和贫困而与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必然的利害关系，同时由于其本身的生产力和人数而有能力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体已不复存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满怀信心地期待无产阶级成为这样一个团体，因而未能预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演变过程。[138]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开始的梦想，科亨也放弃了关于剥削的终结和平等的制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念。根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富足看作平等以及剥削的终结的共同来源。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总量扩大的原因是技术上的效率将产生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而这种丰裕有助于消除社会的阶级。随着阶级剥夺的终结，剥削也将终结，平等的王国将会产生。这种对马克思平等主义原理的阐述被激活了。

科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思考改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剥削和平等。在这一点上，他受到罗伯特·诺齐克著作[139]的启发，而诺齐克捍卫的是自由主义。科亨努力撰写对诺齐克自由主义的回应，而这种对诺齐克的驳斥包含在如下语句中：

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容忍这样的世界存在——由于才能的不同，自我所有的个人被分为劳动力的购买者阶级和出售者阶级，即使这种状态是从外部资源原始平等的出发点发展来的。这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批判仅仅在反对具有肮脏历史的资本主义时才起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推翻这样的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有必要否定自我所有的原则。[140]

科亨2000年的著作《如果你是个平等主义者，为什么如此富有》[141]证明了自由主义导致剥削和不平等的原因。诺齐克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是一种错觉，科亨仍然不得不解答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问题。

罗默是对科亨发展理论的有力刺激。作为功能解释的倡导者，科亨不接受罗默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或博弈理论。但科亨从罗默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剥削的解释以及部分地实现平等的策略中受益。

得益于罗默，科亨放弃了剥削产生于劳动被剥夺的原理。科亨选择财产剥削理论，而不接受劳动剥削理论。剥削并非源于劳动被剥夺，而毋宁说来自对生产性财产的统治，如同继承巨额的财富和工业财产一样。剥削的产生是因为社会上一个特定的阶级占有特权的地位，使他们在其他人之前获得统治生产性财产的有利起点。

在支持通过税收重新分配财富方面，科亨还追随约瑟夫·卡伦斯。[142]无产阶级推翻国家的梦想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寄希望于源于物质丰富的总体上平等的社会。“冷战”结束之后，一个胜利者前进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较高的税收成为社会富裕的途径，它使全社会的产品可以更公平地转移到社会上的贫穷者手中。尽管并非消除全部的剥削和不平等，但这种财产转移的形式是正义的、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