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新时期，三个解释学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论中占主导地位。这三个学派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施密特、伊波利特以及马尔库塞的时代过去了，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的研究来到人们面前。

分析马克思主义基于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原理。正如乔恩·埃尔斯特和约翰·罗默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表述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拒斥黑格尔主义的集体主义和有机体主义。

葛兰德·科亨和菲利普·范·帕里斯创立了功能解释学派。功能解释是这样一种阐述，即如果假定结果嵌入先行事件的体系具有有益的影响，那么先行事件可以被看作结果的成因。尤其是科亨的著作，试图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依赖基础的主题。科亨提出，通过证明生产资料主要适应生产方式的形成来使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理论生效是可能的，因为生产方式的有益影响作用于生产工具，而生产方式有助于维持生产资料。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克里斯托弗·阿瑟和托尼·史密斯为代表。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论》是《逻辑学》在经济学中的反映。阿瑟和史密斯都将《资本论》的方法解释为“范畴体系的发展”。这两个科学的哲学家同意马克思的解释，即关于社会制度的著述基于的是黑格尔逻辑范畴的内在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产生于卢卡奇著作的语境中，成为反对1991年后将要出现的这些形式的背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再次将黑格尔引入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瓦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新起点。

分析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不同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彻底拒斥了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拒斥了黑格尔的有机体主义，而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考的右翼。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逻辑范畴体系的发展为理解马克思对社会经济构成的解释提供了最好的工具。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重新黑格尔化，必须与20世纪早期卢卡奇等人的尝试区别开来。有必要谈及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第二个时期是新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去黑格尔化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学派，而第二个时期是科亨—范·帕里斯的功能解释学派——我属于这个学派。

乔恩·埃尔斯特[114]和约翰·罗默[115]的著作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典范，代表了对当代马克思以及马克思—黑格尔问题的大陆研究的彻底背离。这个学派试图重建以英美分析哲学和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科亨、史密斯、阿瑟以及范·帕里斯都不是这个英美分析哲学学派的成员。

埃尔斯特和罗默的著作试图维护没有黑格尔的马克思。特别是他们希望坚持剥削理论这一来自马克思的概念，而丝毫不必诉诸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或黑格尔。埃尔斯特和罗默都坚信黑格尔派对马克思的影响，但也断定黑格尔是马克思方法中很多错误的来源。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孕育了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更大的运动。就像阿尔都塞一样，埃尔斯特和罗默都试图使马克思脱离黑格尔，但他们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所依据的方法论基础并不一致。阿尔都塞认为，这种新基础是结构主义，而埃尔斯特和罗默认为它应该是英美分析哲学和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

埃尔斯特和罗默反对那些希望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赞同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及其追随者。施密特及其追随者已经使马克思脱离了他所借用的独特的黑格尔主义逻辑范畴，即《资本论》以《逻辑学》的框架为支撑。但在赞同施密特勾勒的马克思方法的学术来源的同时，埃尔斯特和罗默谴责《资本论》以《逻辑学》的框架为支撑这一点，因为黑格尔主义的来源仅仅起到了败坏马克思主义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引自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的一段话是适当的，因为它有助于支撑我在后面的讨论。

在很多场合，马克思都把“辩证方法”当作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主要方法。马克思实践过任何这样的方法吗？如果实践过，它对理解而言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当马克思明确地指向辩证法时，通常用的是一般的，甚至是枯燥的术语，这很难看出他对具体的分析有何意蕴。尽管他一再倾向于表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他从未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这样做。因而，任何对这种方法的重构都必然是勉强的。我将讨论在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推理的三条线索：每条线索都有一种被诉诸的主张，如果不是这种辩证方法，至少也是另一种辩证方法。第一条线索被用在《大纲》的核心部分，以及《资本论》前几章，它们都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鼓舞。

“概念的自我决定”看起来似乎不过是一种松散的事后模式，它是由黑格尔根据其发现的重要的不同现象强加的。在撰写《大纲》的时候，马克思重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这不仅对撰写那部手稿，而且对撰写《资本论》也有明显的影响。特别是，他相信来自彼此的经济学范畴可能以一种使人联想起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用过的方式还原。然而，与黑格尔的范畴不同，经济学范畴在年代学上也是彼此相继的。因此，马克思必须面对观念上的次序和历史的次序如何关联的问题，然而他没有能够提供一种一以贯之的答案。[116]

为了全面理解埃尔斯特对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思想中在场的攻击，有必要将他的攻击分为四个部分：方法论集体主义、辩证法推演、目的论和功能解释。

1.方法论集体主义

埃尔斯特指责马克思试图通过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事件，并断言这种荒谬的阐述方式来自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在场。经由方法论集体主义，埃尔斯特试图通过客观的集体来解释社会事件，如阶级的社会范畴。当马克思试图解释无产阶级的活动时，他确实是以集体的术语，而不是以个人的术语进行的。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一个个体的工人在行动着，而是整体的社会组织，如无产阶级。

埃尔斯特将马克思归于方法论集体主义者的范畴是正确的。马克思不仅用集体主义的术语描述了无产阶级的行为，而且也用它描述了资产阶级的活动。《资本论》的读者很快发现，个人的资本主义动机从未被讨论过，被讨论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集体行为。

在《理解马克思》中，埃尔斯特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视角批评马克思。在独立的章节中，他展示了马克思的价值、意识形态、阶级、生产方式、无产阶级革命和历史必然性理论何以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它们都基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原理。

埃尔斯特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学派，提议以方法论个人主义替代方法论集体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采用理性选择的模式，其微观基础是有能力做出理性选择并努力优化其结果的有目的的个人。

埃尔斯特的著作《酸葡萄》彻底颠覆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马克思的阶级以及阶级动机理论。埃尔斯特以方法论功利主义替代之，而不是将社会动机描述为从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117]

埃尔斯特写道：

社会选择理论是阐述基于特定的个人偏好如何抵达社会上最优结果这个问题的有用工具……这种代理人也理应被赋予特定的偏好，并被假定为独立于这套选择办法。[118]

社会选择理论假定自由选择有益于该人偏好的理性个人，而做出选择是因为它实现了主体代理人的需要。在没有讨论社会选择理论的哲学优势和过失的情况下，很明显，代理机构被置于个人中。通过将行动的原因置于主体性中，埃尔斯特推翻了全部集体行动理论，或集体因果性理论。

埃尔斯特意识到，他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由功利主义社会思潮或新自由主义唤起的。他写道：

在这一章中，我的目的是彻底揭示一个正在功利主义理论基础中产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个人想将满意作为正义的标准，以及想让自己通过先获得选择过程而形成社会选择？[119]

埃尔斯特的论点是，社会最终是一种能带给人们满足的个人选择的集合体。集体只不过是使选择代理人满意的个人选择的总和。埃尔斯特社会选择理论的结论是，个人想要获得满足，其功利主义倾向会最大化，这就证明了马克思的阶级团结、无产阶级统一或任何社会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的无效。

随着以其思想解释剥削和异化，分析马克思主义几乎抛弃了马克思全部的系统架构，因为他们觉得，剥削和异化这两个概念仍然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清除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在场，分析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将剥削和异化思想置于理性选择社会理论基础之上来复兴它们，以博弈理论来拯救激进主义。

2.辩证法推演

通过辩证法推演这个术语，埃尔斯特指出，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详细说明了自身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这个过程是自我包含，意味着来自概念的运动，如从普遍性到特殊性，是一种仅仅由概念自身的内在运动决定的过程。

埃尔斯特认为，马克思解释社会总体的方法使用了辩证法推演。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这个术语，但在埃尔斯特看来，黑格尔主义的这个痼疾是马克思歪曲社会进化图景的主要原因。

在《资本论》中，矛盾论是辩证矛盾的极好例子。《资本论》表明三个矛盾的范畴：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和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的二重性。这些范畴合乎逻辑地展开，其辩证法推演被马克思用于说明《资本论》的全部生产过程。例如，绝对剩余价值的内在逻辑进化导致了关于工作日长短的斗争。增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这能通过增加工作日来完成。试图延长工作日以作为增加剩余劳动方式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减少工作日以延长工人生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范例。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罢工和资本主义关闭工厂的全部历史可以用来说明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范畴所依据的辩证法推演。

辩证法推演的另一个特征是持续的发展。辩证法推演是内在的自我进化。

3.目的论

根据埃尔斯特的解释，马克思拘泥于历史目的论。同样在这个方面，埃尔斯特发现了黑格尔的影响。埃尔斯特觉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终将崩溃的确信包含着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同样的目的论倾向。埃尔斯特指出，正如黑格尔假定自由的历史进程的必要性一样，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瓦解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必然性。

辩证法推演和历史目的论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由于本质依据目的论发展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也就需要将一种具体的、内在的方向移入历史的路径。

4.功能解释

对功能解释的辩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涉及机构或一些其他客观的集体如何被理解的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中的解释起初依据微观基础。它是原子论的，仅仅专注于个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属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特征的一种功能解释是一种依据关于一个整体的社会系统不断运作的功能的有利结果，来说明这种特征的存在和持续性的解释。如果一种解释试图基于倾向于维持系统的结果而将原因作为结果的依据，那么它就能被断定是功能的。一个结果，一个有利的结果是一个体系的支撑，是作为结果而具有一个原因的基础。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功能解释的一个例子。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因为它对资产阶级履行了一种重要职能：确保其政治统治。马克思的全部论证都关注基于功能分析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层建筑支撑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120]

埃尔斯特认为，功能解释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功能解释的结构假定，因为结果对先决条件有益，先决条件必然已经确定了结果。功能解释主张及时地退守，并断言如果一种影响已经产生了，那么它就是先决原因需要它产生的证据。埃尔斯特指出，主张影响能够解释原因在认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后面的事件是决定前面的事件立足的基础。

埃尔斯特和罗默所做的以上抨击是他们和科亨、史密斯阵营的重要分界线。一些主要的差别使科亨与史密斯以及范·帕里斯与阿瑟区分开来。史密斯和阿瑟是黑格尔有机体主义形式的辩护者，科亨和范·帕里斯则捍卫功能解释。然而，埃尔斯特和罗默的抨击将更明确地确定功能解释和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

罗默/埃尔斯特阵营和科亨（撇开主张从不同观点的角度来看的托尼·史密斯）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除了复活功能主义之外，科亨也想要复兴历史唯物主义。罗默/埃尔斯特没有使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冲突的词语，而宁愿使用他们关于博弈理论的话语。

将决定的力量归结于一种趋势的另一个尝试是，描述社会客体需要功能解释。它表明，每一个机构或社会组织都是整体的，或者说对具体的结构施加决定力量取决于功能主义的逻辑。由罗默和埃尔斯特提出的抨击功能理论的主张逾越了马克思主义，但对全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提出了关于用社会集体术语进行解释的有效性问题。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埃尔斯特颠覆了马克思解释方法的有效性。

埃尔斯特不仅驳斥了马克思的社会客观主义，而且也驳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个方面，埃尔斯特追随新自由主义，主张价值产生于社会劳动以外。

马克思价值论的失效也使埃尔斯特拒绝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结构。在《理解马克思》中，埃尔斯特确实这样做了：他抛弃了马克思关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以及任何关于崩溃的理论主张。《理解马克思》拒绝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架构。

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的反驳是有说服力的和决定性的，但并非反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埃尔斯特试图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外壳，不是从20世纪思想中消除马克思主义，而是复活它的一些仍然丰富的学术想象力。19世纪，贝内德托·克罗齐撰写了《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而埃尔斯特也是以这种精神写作的。通过除去“死的”东西，埃尔斯特希望揭示出什么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是“活的”。

约翰·罗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一部论文集，在其中的《马克思剥削和阶级理论的新方向》[121]和《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关于方法和实质的一些问题》[122]中，罗默描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前景。《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一本与《理解马克思》不同的重要著作。罗默这两篇文章旨在解释对马克思两个核心关注点——剥削和异化——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相关性，而埃尔斯特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的批判。埃尔斯特的观点是总体性的，他攻击马克思的全部；罗默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他将问题集中在博弈理论何以提出关于剥削和异化概念的新定义上。

在这一点上，引用罗默的长段文学是适当的，因为它是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纲要。在这段引文中，罗默描述了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应当指向的具体问题。

在试图为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特征的活动提供微观基础时，我认为，出色的标准工具是理性选择模式：普遍均衡理论、博弈理论以及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建模技术库。这个方法是对上个世纪思想史的一大贡献。反对这一立场的指责可被看作向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秩序表达歉意的工具，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因而对它们的使用必然带有资产阶级的阴影。这种主张是我所批评的功能主义类型之一。

因此我相信，将新古典主义工具用于研究可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规划已经产生了。当然，在使用这些模式的时候，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我要举例指出，有一种将代理人的偏好当作根据的情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目前主要关注明确的说明，通常（尽管不总是）假设个人的偏好是已知的前提。我认为这种假设不只是方法论上的：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且来自“我思故我在”这句格言。马克思主义颠倒了笛卡儿的警句，并断言人们的偏好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会决定的结果。如果打算用理性选择模式描述福利，并对理性行为的结果做出规范判断，那么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考虑。理性选择模式将被用于发展一种内在偏好形态的理论。唯物主义心理学有必要将偏好从天赋和历史中分离出来。这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一个范例将通过使用标准工具而最终得到解决。[123]

罗默着眼于“理性选择”理论工具的目标是剥削概念。由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罗默拒绝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剥削理论。导致剥削的不是对劳动的占有，而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罗默将剥削的成因从对劳动的支配转换为对生产性财产的支配。[124]

此外，罗默还在取代基于价格的价值概念时发现马克思的价值论无效。对马克思而言，劳动价值存在于价格之前；但对罗默来说，价格出现在劳动价值之前。罗默做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觉得不先了解这些产品的价格就决定哪种生产过程有利是不可能的。正是对决定价值的利润的期望而不是价值论的存在取决于劳动的成本。[125]

罗默对马克思的劳动剥削理论和价格理论的消解仍然没有回答被占有的人何以认识到他是被剥削的这一问题。他何以能做出决定离开被剥削的境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罗默诉诸博弈理论的分析。

此前，这等于说经济结构的代理人联盟玩这个游戏。联盟可以参加或退出这个经济结构。为了给这个游戏下定义，我详细说明了如果从经济结构中退出，任何具体的联盟都能实现自身。鉴于这些详细的说明，如果一个联盟能通过“退出”而使它的成员做得更好，那么就应当这么选择。[126]

罗默假设一个社会中的团体坚持一种可撤销条款，或选择退出规则。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团体在条件A中存在，而这个团体觉得条件B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他们就能够选择退出条件A并进入B。选择退出规则允许他们识别剥削的条件，并找到一种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得到提高的位置。

可撤销条款不是一个被剥削的团体，如无产阶级，能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唯一路径。转换剥削社会劳动或劳动市场、生产性财富的拥有者的基因，在罗默的平等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成比例的捐赠，经由特殊团体的生产性财富捐赠的支配，是不平等的原因。

据罗默所见，克服不平等依赖建立一种使被剥削的阶级得到人均占有一个社会的生产性资产的秩序。[127]罗默没有采用推翻资本主义或生产力国有化的布尔什维克的经典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按照再分配的方案，首先，一种人均占有一个社会的生产性财富的决定必须是由被剥削的阶级做出的；其次，一种生产性财富的利润的再分配必须得到落实，以便被剥削阶级的每个成员都能得到自己的人均占有。当罗默在生产财富不平等的捐赠中定位剥削的时候，他确立了他的再分配正义理论的标准。然而，罗默没有呼唤推翻生产性资产的私人所有者，而是呼唤财产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罗默保持了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因此他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学派是晦涩难懂的。他将黑格尔与目的论思想和功能思想联系起来，并发现这两种方法一文不值。马克思汲取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的范围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