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利特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研究不同于马尔库塞。尽管伊波利特和马尔库塞都认为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思想中是在场的，但这个法国人关注异化和外化问题，而那个德国人分析马克思和黑格尔批判理论的性质。这个法国人直接关注《现象学》，关注黑格尔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而且断定黑格尔对人类存在持有悲观的愿景：人注定是一种“苦恼的意识”，对异化的解放是不可能的。那个德国人则更多地直接关注（尽管他确实评论了《现象学》的一章）黑格尔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著述。马尔库塞致力于解剖《法哲学原理》和《耶拿实在哲学》，特别是1802～1803年的《伦理学体系》以及1803～1804年的《精神哲学》。据马尔库塞所见，尽管黑格尔体系的主题是合理性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试图证明君主制国家是正当的，而毋宁说黑格尔想要使合理性思想成为批判现存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尔库塞重视黑格尔思想的进步方面和解放方面。历史是对自由的说明，正因如此，人并非注定是“苦恼的意识”，而是通过其实践逐渐成为解放的主体。

施密特将《理性与革命》[105]从英文翻译为德文，但他趋向于认为黑格尔与马尔库塞有着巨大的差异。施密特主要关注马克思的认识论，并为此探索马克思何以从《逻辑学》中借用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并将其转化为《资本论》的解释性方法论。马尔库塞主要关注的不是认识论，而是批判的方法论，关注这种思想如何作为现实被衡量的标准，又如何作为改变现实的一种手段。

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在他们趋向于对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政治最终将这种相似性撕成碎片。卢卡奇逃往苏联以逃避希特勒主义的威胁，而马尔库塞来到了美国。卢卡奇总是将自己看作共产党员，而马尔库塞从来都是学术地将其生活界定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德国唯心主义式应用。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创立者之一，而卢卡奇在匈牙利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创建中表现活跃。

马尔库塞了解卢卡奇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它被列在了1941年《理性与革命》的参考文献中。马尔库塞同意卢卡奇重新联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早期尝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理性与革命》最密切相关的卢卡奇著作是《青年黑格尔》，但《青年黑格尔》在马尔库塞1941出版《理性与革命》美国版的时候还没有出版。卢卡奇1938年完成了《青年黑格尔》，但该书遭到苏联的压制。1948年，它才在瑞士出版第一版，1954年，它在东德出版最后一版。

《青年黑格尔》和《理性与革命》彼此密切对应，因为这两本书进一步讨论了黑格尔的《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都研究了黑格尔1802～1803年在耶拿时期的社会经济学思想。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揭示黑格尔和马克思具有同样的洞察力以及对私有财产——产生了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分析批判；揭示黑格尔从来都不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致力于政治革命的代言者。他们都试图消解对黑格尔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解释。

政治将《青年黑格尔》和《理性与革命》区分开来，因为卢卡奇将黑格尔塑造为德国人道主义传统的成员，并最终进入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卢卡奇追随恩格斯，主张德国人道主义传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使黑格尔成为一个对庶民革命有贡献的代言者。

即使卢卡奇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也处在斯大林主义的体系内，因而也在为斯大林主义体制提供信誉保证。即使卢卡奇是斯大林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居民，但在1968年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之后，他将政治局的世界定义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马尔库塞是一个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他在1958年出版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并将苏联的意识形态谴责为一种马克思的实证形式。在后面的段落中，我将展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理性与革命》的一个直接产物。因此，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卢卡奇逃往莫斯科以逃避德国进攻的时候，马尔库塞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不一致。

《理性与革命》对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社会研究所有所贡献，而它对马尔库塞实现自己的探索目的也有所帮助。马尔库塞的意图是将黑格尔描绘为20世纪批判理论的先驱。马尔库塞通过分离理念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确信自己关于黑格尔作为批判理论创建者之一的主张是正确的。对黑格尔来说，理念是概念的自我决定，是自我认识进化的最后阶段。

《理性与革命》是马尔库塞对批判理论发展的贡献。他的形式与阿多诺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不同，基于的是如下信念：存在必须受到理性的审查。理性不是存在；它站在存在之外，并以其不完备的无情揭露来攻击事物。[106]

据马尔库塞所见，这个事业首先是在黑格尔的《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和《法哲学原理》中进行的。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表述是：他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的惊骇中退却了，然而他是一个改革者。[107]黑格尔相信，事物能符合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持有一种历史的发展观念。作为启蒙精神的延续，黑格尔相信，历史是通往自由的持续的进程。[108]

与《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同时，马尔库塞还侧重关注《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以及这些文本处理社会经济基础的部分。黑格尔熟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黑格尔看来，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市民社会变成了贪婪和奢侈的竞赛。黑格尔认识到，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统治加重了不平等、阶级分层、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劳动剥削以及贫困。他也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市民社会完全沉浸在商业中，以交换关系界定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并将私人利益和自我专注凌驾于共同体和主体间性之上。

马克思不知道《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作为黑格尔文本的一部分，它们在20世纪才被使用，因此以马克思对这些文本的解释来反对其他评论者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尔库塞不仅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他还使黑格尔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黑格尔以马克思主义术语解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将其看作利润的斗争，认为它是社会贫困的主要成因。

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是将德国唯心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范例。黑格尔是第一个以唯心主义哲学视角解释经济生活的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将此看作使现实符合理想的良机。通过揭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主人—奴隶关系，通过将共同体概念用于揭露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造成异化的批判工具，黑格尔为理性创造了契机，并通过实践来加强，以构建符合理想的现实。

马克思不了解《伦理学体系》和《精神哲学》，但他确实知道《法哲学原理》。1842年，他撰写了对这个文本的长篇评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1842年的评论中，马克思主要关注黑格尔对国家的阐述。然而，马克思在他的评论中留下了一个惊人的空场，因为他避免提及黑尔格在这个文本中处理市民社会问题的那些段落。黑格尔将这本书写成对个人权利和共同体或社会伦理基础之间相关性的论述，而马克思将《法哲学原理》读作一种国家哲学。

马尔库塞则对《法哲学原理》中关注市民社会的那些段落做了大量评论。在《理性与革命》中，他全文引用了黑格尔描述工人贫困化的第243段和第244段。[109]马尔库塞将焦点聚集在黑格尔对工人贫困的认识以及他们被强迫进行的机械劳动上，这种机械劳动使他们扭曲并成为一个“阶级”，使有价值的个体变成了“民众”[110]。马尔库塞展示了一个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做出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黑格尔，而马克思关注的是黑格尔对君主立宪制的捍卫。

无视马克思和他对黑格尔大量作品解读的部分不同，马尔库塞觉得，中心点是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的哲学方法。以同样的方式，黑格尔将辩证理论用作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批判，因此马克思将哲学用于对经济状况甚至对黑格尔自身的批判。马克思使用了从衡量现实的主体意识中产生的概念——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大部分早期著述都写成了批判，特别是他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他的政治经济学著述也多表现为批判，尤其是他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1867年的《资本论》。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倡导者。

当马克思用哲学分析市民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时候，他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黑格尔是社会结构的哲学理论的起点，而马克思是这个方法的执行者。[111]运用哲学来理解社会，不仅旨在使哲学成为一种分析工具，而且旨在成为人类能够控制社会运动的手段。黑格尔相信人的自我决定，当马克思认为这是把握人类创造符合人们真实本性的社会的时候，他也证明了自己对黑格尔人类自我决定概念的信奉。

马克思也延续了黑格尔运用有机体解释的策略。例如，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言中，黑格尔阐述了他将通过随着时间推移的意识研究思想产生的形式。他对“苦恼的意识”的分析是对被界定为斯多葛主义的思想形式的研究。

他对启蒙的分析详阅了以18世纪的欧洲为特征的思想形式。黑格尔全部著作的核心是有机体主义的解释方法，即将一个具体的事件置于一种有机体系中的解释逻辑。同样，马克思通过总体进行解释，他也以有机体主义的概念进行思考。即使马克思使这个领域中的黑格尔遗产永存，但要记住的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对有机整体的实质有不同的理解。对黑格尔来说，总体是本体论的，它是对理念的表述；而对马克思来说，总体是由阶级结构组成的。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但他们都同意形式优先、总体是赋予特殊性意义的形式。[112]

据马尔库塞所见，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没有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术语来规定辩证法。这种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解释，最初是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阐明的，但被马尔库塞归类为实证主义。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基于一个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特定的主体不再孤立地存在，而总是居中地或见之于与其他主体的关联中。主体A和主体B的关系有助于规定主体A和主体B，而主体A或主体B的这种状况又否定了彼此。这并不意味着主体A或B彼此消解，而是说一个主体有助于决定其他主体。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辩证法形式基于相互冲突或相互间抵消的过程。这种辩证法与恩格斯正题—反题—合题的版本具有不同的规律。恩格斯将辩证法转换为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它经由自然和历史的发展而成为自然法则。黑格尔—马克思的形式不能描述自然和历史的运动，它不是一种关乎自然和历史的内在阐述。当然，黑格尔—马克思的形式试图告诉我们关于结构和总体的东西。当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描述解释逻辑的时候，恩格斯正在描述实证主义。或者说，他提供了对存在或社会现实为什么表现为是其所是的解释。[113]

马尔库塞对实证辩证法的攻击使他攻击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实证辩证法基本上是关于自然宇宙的进化论，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这种实证的形式用于证实他们关于进化和共产主义最终在全世界胜利的断言。实证辩证法成为历史必然性理论，或证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在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中，马尔库塞嘲笑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背和蜕变。实证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坟墓。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相信发展，但不相信使这种发展成为必要的自然法则。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发展是通过意识的设计，通过意识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实现的。在他们相信通过意识选择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是启蒙时代的孩子。他们对发展理念的共同信念也使他们统一起来，或者说他们发出了关于人类有意识地改善人的条件的能力的同一种声音，而这种关于全世界人类宪法的寓意是全部西方经验的核心。因此，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解读是将自身向理性的发展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