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著作《历史与结构》[67]最初于1971年在德国出版，攻击了阿尔都塞学派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施密特推进了连续性的论题。黑格尔主义方法的主要范畴是为马克思所使用的思想，而不是提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不连续性。施密特写出了一种试图纳入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地接纳黑格尔”（materialist Hegel reception）[68]，作为与历史唯物主义或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共谋的解释性优先权。

施密特不是“唯物主义地接纳黑格尔”的唯一代表，因为这个学派起源于西欧和苏联。而这也不是“唯物主义地接纳黑格尔”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两位苏联学者——马克·罗森塔尔[69]和爱华德·伊里因科夫[70]——从这个视角写作的重要著作应该被人们记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是苏联哲学内部的主要问题。列宁留给苏联共产主义的学术思想传统是他在《哲学笔记》中所写的，即为了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必要读黑格尔的《逻辑学》。[71]在20世纪，列宁是“唯物主义地接纳黑格尔”学派的创始人，而这个方法论脉络由艾布拉姆·德波林加以延续。[72]然而，斯大林和安德烈·日丹诺夫认为，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意识形态的需要构成威胁，德波林学派因而被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驱逐。日丹诺夫不仅孤立德波林学派（Deborinites），而且当他谴责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卢卡奇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因无视斯大林—日丹诺夫对莫斯科共产主义中列宁主义—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抑制，罗森塔尔和伊里因科夫的著作成为列宁《哲学笔记》哲学继承者的有力象征。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成为政治局共产主义国家认可的哲学，但列宁主义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却进入苏联帝国周边的西欧。在西欧，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的哲学，一种反对国家意识形态支配的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捷克斯洛伐克，对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意见在两位学者——卡莱尔·科西克[73]和金德里希·泽勒尼[74]——的著作中得到了延续。

施密特熟悉泽勒尼的著作，并且在他自己的著作《历史与结构》中提到这位捷克哲学家的著作《马克思和〈资本论〉的科学逻辑》。[75]列宁—德波林—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科西克—泽勒尼这条发展线索中的人，是施密特“唯物主义地接纳黑格尔”学派的哲学先驱。

施密特的另一本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文集》[76]是一部论文集，也是破译马克思方法论逻辑的早期尝试。它描述了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形式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具体定位。施密特与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不同，而这证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各种立场的综合。在后面的段落中，我将描述施密特、阿尔都塞和卢卡奇的区别，旨在对至少三种学术立场加以区分。

在更深的层面上，阿尔都塞和施密特之间的相互谴责，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冲突。作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化和政治的产物，阿尔都塞深受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以及法国共产党的政治紧迫情况的影响，这使他具有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姿态。施密特则是日耳曼文化的产物，他深深地沉浸于自我意识的论争，黑格尔的复兴在其中作为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延续。他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尔库塞、卢卡奇和恩斯特·布洛赫的影响。泽勒尼著作的译本出版于东柏林，施密特是列宁—德波林—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科西克—泽勒尼话语的继承者。某种对话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其中了，我们从施密特创建的术语中也能发现他的习惯用语。

施密特是马克思的“逻辑的—历史的”解释的创立者之一。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基于的是“唯物主义地接纳黑格尔”。这种解读假定马克思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纳入社会解释的解释终点（coda）。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公式，最初表现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式，并通过用这些形式去解释社会结构的活动，展示了它们何以被唯物主义化，何以与唯物主义相结合。

逻辑的—历史的学派是一代德国学者建立的，施密特正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奥斯卡·内格特在他的著作《黑格尔哲学的活动和结果》中这样描述这位先驱者：“那些马克思主义学术左派的反对者都被黑格尔思想中辩证的、革命的方面说服了。”[77]列出这个学派的完整名单还是有必要的。除了施密特之外，对这个学派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内格特、曼弗雷德·赖德尔、赫尔姆特·瑞彻特、汉斯-于尔根·克拉尔以及汉斯-乔治·巴克豪斯。这个学派的任务是发掘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哲学预设，而他们在黑格尔哲学中发现了这些沉思的公理。这是趋向于阿多诺左翼的一代德国创新者。

克拉尔的文章《对〈资本论〉和黑格尔本质逻辑关系的思考》[78]对内格特的文集《黑格尔哲学的活动和结果》有贡献。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为背景，克拉尔是最早主张黑格尔的本质论是马克思《资本论》基础的偶像破坏者之一。克拉尔进一步声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就是黑格尔的本质概念，价值是在商品中物化的，而黑格尔的矛盾的逻辑能在《资本论》的表述——商品分化为价值和交换价值——中找到。马克思借用自《逻辑学》的另一范畴是本质和现象的辩证法，因为对马克思而言，本质是能够在商品中找到其现象的价值。在克拉尔的解释中，《资本论》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的逻辑学。

另一部对马克思的逻辑的、历史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是《重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资料》[79]。巴克豪斯指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是经济学和哲学的混合体。巴克豪斯认识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自李嘉图主义左派，而且他注明将劳动价值论和黑格尔主义的本质与表象范畴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据巴克豪斯所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使逻辑优先于历史，他还批评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释，因为恩格斯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当作现实运动的镜子或副本。巴克豪斯确认了这个论题：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

逻辑的—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以《逻辑学》取代《精神现象学》，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换言之，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连接链条不是《精神现象学》而是《逻辑学》，因此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连续性不是人类的预测而是社会科学的解释。

逻辑的—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进行了深入分析，而现象学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将其考据精力投入《巴黎手稿》中。逻辑的—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试图界定马克思分析社会的方法，现象学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则捍卫主体—客体的统一，而且他们假定主体—客体并不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连续性。

逻辑的—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文本是《资本论》和《大纲》[80]。1939年第一次出版于东德的《大纲》[81]在卢卡奇评价马克思的过程中没有起到重要作用，而这证明了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两翼的分裂：现象学这一翼关注人类的生产能力，而“唯物主义地接纳黑格尔”这一翼试图分析1867年《资本论》的结构预设，即回到《大纲》，研究马克思早期的思路和表述。

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大纲》的差异提供了更多关于不同的文本场域何以导致了对同一作者做不同解释的根据。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强调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这被希望马克思和黑格尔分离的人们抓住，并将其作为马克思对他的辩证方法最准确的阐述。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绝大部分都不受黑格尔方法论机制的制约，而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以为这个文本提出了对马克思科学的哲学最清楚的概述。另一方面，1858年的《大纲》丰富了许多黑格尔主义方法论提及的问题，或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诸学派的拥护者将《大纲》作为马克思科学的哲学的决定性阐述。卢卡奇没有试图例举《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反对《大纲》，但其他许多马克思学家是这样做的，而《大纲》是作为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根据出现的。

现象学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和逻辑的—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出版而扩大了。[82]开始于1976年的这项出版最终将印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的每个片段。当新的文本进入公共视线的时候，它们通常会扩大当前学者的主张，而本章要表明为什么对黑格尔早期经济学著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的1858年《大纲》的复原更新了人们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评价，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各卷持续的出版也将使马克思研究有所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第一次揭示的文件绝大部分提供了对逻辑的—历史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支持。举例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已经出版了此前不为人知的笔记和手稿，马克思把它们当作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最后版本的准备材料，而这些手稿强烈地支持了这个思想，即马克思借用了很多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以此作为《资本论》的解释性工具。特别是，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显然属于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或者说，不依赖黑格尔的《逻辑学》，我们是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的运转的。[83]

为了更完整地描述方法论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立场，我将围绕该解释方法的五个方面展开讨论。我选择的这些方面的特色是绝不穷尽方法论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立场或各种辩论，而我的意图在于阐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以及描述施密特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特征。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我将提到以下五个方面。

1.马克思和《逻辑学》

当施密特谈及“逻辑的—历史的”[84]，泽勒尼谈及“结构的—发生的”[85]时，尽管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他们都提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共同特征。施密特和泽勒尼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汲取了独特的逻辑工具，而马克思又用这些逻辑工具分析了社会结构。

用《逻辑学》的具体章节来观察社会结构，包含两种解释形式：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历时性解释指的是线性的或基于暂时的或基于历史的解释，而共时性解释指的是纵向的，即关于社会构成的结构框架。施密特坚持认为，马克思最感兴趣的是共时性解释，他将社会构成视为复杂的体系。

马克思科学的哲学表现为认识和历史之间的张力。马克思希望实现两个目的：解释社会总体性的内部组织以及展示这些总体性何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线性的过程。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优先重视第一个目的，即对社会总体性的结构分析。施密特认为，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认识，并通过理解为局部提供内在性的整体。

同施密特一样，泽勒尼也认为，马克思主要关注反对历史性的认识，以共时性超越历时性。泽勒尼写道：“我们不是在这里面对一个纯粹的逻辑进程，而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说……仅仅面对纯粹的历史过程，但面对的是对历史过程的理想的表述。”[86]马克思在基本层面上关注认识，关注这个把握了本质的概念，即社会总体性的内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对社会总体性的深层结构的接近。

从逻辑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由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提出的历史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建立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这一篇的解释基础上，由于假定这一篇概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思考，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崩溃论”，预言资本主义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逻辑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使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偏离了历史目的论。泽勒尼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性（gnoseological）解释，认为马克思的意图是“占有现实，是在理论上逼近现实”[87]，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建构基于研究的现实的‘理想表述’”[88]，而这种基于研究的现实往往是一种社会总体性。

在概念上把握现实，意味着使局部符合整体，继而确定这些局部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概念层面，马克思的终极目的是一种总体性理论。但他认为，为了实现这种整体论，首要的是处理每个局部的问题，揭示局部如何为整体所调节。

用《逻辑学》的具体章节作为理解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工具，这给马克思科学的哲学留下了两个问题：历时性内容和共时性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既然马克思确实从《逻辑学》中汲取了特定的方法，那他为什么没有充分地解释他的方法，没有公开承认他对黑格尔的借用并充分地描述他拒绝了黑格尔的哪些部分以及他采纳了黑格尔的哪些部分？

在一篇有趣的文章《马克思为什么遮蔽自己的辩证方法》中，瑞彻特试图破译马克思没能成功地充分描述他自己与黑格尔关系的原因。[89]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描述自己辩证的分析方法呢？

在进入瑞彻特的解释之前，可以指出的是，部分社论的压力使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减少了黑格尔的在场性。在1867年最初的德文版出版之后，马克思接受了他的出版者对这本书过于抽象的批评。这位出版者认为，政治需要要求《资本论》靠近无产阶级，但1867年的版本因其繁多的哲学术语而没能成功地靠近这些受众。鉴于出版压力，法文第二版、德文第三版以及恩格斯编辑的1887年英文版都证明黑格尔的在场性在持续地减少。黑格尔在《资本论》中稳步缩减，而将黑格尔在其根基处清理掉，部分是源于政治紧迫性。此外，马克思也做出了在著作中减少黑格尔出场的学术决定，因为《大纲》和1858年的原始文本（Urtext）以及《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之间存在差异。1858年是一个分界线，1858年之后，马克思有意识地选择在他的著作中遮蔽黑格尔的在场性。

瑞彻特试图解释马克思愿意运用一种“被简化的辩证法”（reduced dialectic）[90]并找到哲学的“公开”和“隐秘”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91]据黑格尔所见，每个哲学都有一个“公开的”范围：它是其所处时代的表述。“公开的”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哲学的历史环境，是它能于其中找到自身并做出反应的学术氛围。此外，黑格尔相信，每个哲学都有一个“隐秘的”本质，或者说每个哲学家的信念都是“隐秘的”。“公开的”和“隐秘的”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之间的对比以及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对比。

瑞彻特断言，马克思在1858年这个时期决定脱离黑格尔“公开的”方面，或曰他选择不使历史哲学与他的方法的逻辑方面相连接。在决定不将他的逻辑与在征服自由中完善的历史目的论观点连接的问题上，马克思选择了非黑格尔主义。确实如此，马克思选择了“被简化的辩证法”，即“公开的”方面，或曰其方法论的内部逻辑。马克思决定使绝对形式优先，并放弃哲学的历史的沉思。瑞彻特通过指出马克思论文中的相关章节（在那里，马克思斥责对黑格尔的批判，因为他们的攻击是就黑格尔“公开的”错误而言的）来证实他关于马克思放弃黑格尔“公开的”方面的主张（参见本书第3章）。这些拒斥黑格尔的批判假定他屈从于普鲁士王权，而马克思反过来斥责这些批判，根据是他们过于看重黑格尔“公开的”方面，而在总体上将黑格尔评价为历史“公开的”认识者。马克思希望维护本质，而非任何哲学家（包括他自己的）的历史编纂学。1858年限制辩证法的决定延续在马克思《资本论》后来的众多版本中，导致他的叙述方法存在矛盾，即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矛盾或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92]

黑格尔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应用辩证哲学解释社会科学。黑格尔的《逻辑学》成为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论导论。本章最初的几节阐述了将哲学应用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而我们已经看到，卢卡奇赞同现象学的方法，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借用了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的方法，但“唯物主义地接纳黑格尔”学派是唯一将《逻辑学》作为其哲学绪论的学派。

2.从抽象到具体

在这一点上，我将探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他的“叙述方法”。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正在探讨施密特和他的学派，而这两个概念在研究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解释及其原则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探讨与本书末尾论马克思方法的这一节密切相关，所以我建议读者在读到本书末尾的时候，把它与下面的段落联系起来，因为这两节是一致的。

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事实上，马克思优先重视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他也借用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逻辑形式，但为其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

马克思从未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详细阐述，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也“隐藏”了他的分析程序。然而，在一般意义上重建他的研究程序（protocols），特别是重估他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被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

这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的预设是对经验主义的拒斥，而马克思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扬弃清楚地表现在他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经验主义的决定性攻击体现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识到，感性认识是所有知识的第一步，而且外部对象与其概念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拒斥认为对象与概念不可区分的黑格尔唯心主义。但他也意识到，感性认识，一个“事物”，不能在其自身中得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则是反经验主义的。为了使一个“事物”具有意义，必须将其置于一个语境中，必须有其他“事物”作为中介。尽管它与概念是可以区分的，却仅在被置于概念中时才能获得意义。斯密、李嘉图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有缺陷的，是由经验主义导向歧途的。[93]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避免了经验主义的陷阱，它是由五个步骤组成的：经验主义材料、抽象、总体、有机体主义以及具体。

（1）经验主义材料。

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开始于收集经验主义证据的每个方面。在收集材料的层面上，马克思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而不是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假定概念构成是在事后获得事实材料。概念、意义不是先验的。

（2）抽象。

基于事实材料，抽象的过程开始了。抽象意味着归纳上升到越来越高的层次。这意味着研究者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初级水平上，而要不断地寻求对逐步包括越来越多的单个事件的归纳。

归纳的最高阶段是概念，而意义仅仅存在于概念层次。意义等于概念，而当马克思做出这个主张时，他抛弃了经验主义而抵达黑格尔的哲学世界。尽管黑格尔和马克思是从不同的起点出发而抵达同一个概念的，但他们都同意仅仅是概念为孤立的感性认识提供了意义。

所有抽象上升的终点都是抽象，或曰抽象是一个事物的本质。抽象是事物的理念，是使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个体的特性是事物的概念。

正是在这个层次上，物质性是包含在概念之下的。这正是理念征服物质性的阶段。

（3）总体。

概念的获得使人们了解事物的总体性，或渗透到赋予其定义的个体特性中。从材料层向总体层的上升是抽象的上升运动。从总体层到具体层的下降是降低到具体的过程。总体是概念综合过程的**，当降落到具体的时候则是概念分析过程的**。

（4）有机体主义。

马克思指出，总体引出功能术语，这意味着整体中的局部产生了，目的是保护或有益于整体。在马克思的有机体主义标记中，整体决定每个部分履行的职能，而这种行为的意图在于使整体得以存在和发展。

有机体主义解释是马克思“研究方法”的关键，因为这是导向具体的过程，或者说功能是具体的定义。

（5）具体。

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终结于个别。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假定具体仍然深不可测，除非个别被置于整体的语境中。个别在自身中是不可理解的，而这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错误的根源。

在整体的语境中审视特殊性，意味着特殊性仅仅表现在其功能方面。特殊性的知识仅在具体的功能被确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3.马克思的叙述方法

下面对马克思叙述方法的分析包括如下六个部分：存在、矛盾、范畴的发展、自我决定、《资本论》和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理论。

这六部分分析的结果将成为对社会科学辩证叙述的书写公式。这种分析将导出辩证说明的程序以及对社会构成研究的解释。

（1）存在。

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研究方法被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总体，因此他的叙述方法开始于总体。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导致了本质决定论，而他的叙述方法描述了说明这种本质行为的标准。研究方法构成了一个概念，而叙述方法构成了对这个概念如何实现其功能的解释。

本质是内在的，或曰是社会总体性固有的趋势。本质是使整体和部分相符合的综合力量。

《资本论》是马克思叙述方法最清晰的图式，它开始于对商品的分析。但商品的本质是劳动，或者说产生全部社会领域的基础是人类的劳动力。“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94]本质通过产生价值，形成了围绕资本主义轨迹各方面的内在趋势。

当马克思介绍作为本质表述的商品时，他在其叙述方法中引出另一个范畴，因为社会需求要求商品分离。基于社会需求，商品能履行两个矛盾的功能：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成为对立面的基础：它能履行使用价值的功能，人或商品的功利的需要；或者它能履行交换价值的功能，成为商品交换的工具。当商品上升到对立的层面时，马克思抵达了另一个范畴，即矛盾的范畴。

（2）矛盾。

在马克思看来，矛盾是两极化的同义语。事物是辩证的，或者说经济力量具有消解彼此的特征。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被转化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对立。价值的本质是劳动，但劳动将被分化：劳动的一部分成为必要劳动而另一部分成为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维持劳动者和商品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两极化，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是必要劳动的直接结果。剩余劳动是在商品生产和维持工人所需的必要劳动量之外附加的商品价值。剩余价值是一种物价稳定措施，它是利润的来源。

在《资本论》中，矛盾的连续性为剩余价值的分裂所证实。马克思在他对利润成因的解释中运用了矛盾概念。

利润成因的手段分化了。利润能通过降低必要劳动的时间量、增加剩余劳动的时间量来获得，而这能通过延长全部劳动时间量来实现。这被称为绝对价值。反之，利润能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而获得，因此全部劳动时间仍然是同样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因为技术的突破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这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贪婪、利润的无限获得，将因为将剩余价值分化为绝对程序或相对剩余价值而引起饥饿。

我所使用的三种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以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证明矛盾的逻辑范畴是马克思叙述方法的中心。《资本论》的发展，或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总体，取决于两极化的概念。上述段落所描述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证明，它最终将导致彻底的矛盾，即以牟取利润为基本动力的社会将在“利润率趋向下降”[95]中绝对性地产生自己的最终否定。

（3）范畴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解释意味着描述范畴何以展开。解释存在于概念中，而非存在于经验中，或者说经验活动仅仅是范畴发展的结果。

范畴抽象覆盖了经验数据。“研究方法”为研究者提供各种范畴，而“叙述方法”需要范畴在他们自身中展开并将经验纳入他们自身的功能。

它不仅是每个总体的两极，而且是范畴的构成。在这一点上，我的结论是，仅仅有必要考虑两个因素——本质和矛盾，但每个总体都是由多数范畴构成的。[96]

（4）自我决定。

据马克思所见，范畴的发展是固有的和内在的。这意味着范畴的演化是必要的，而范畴的运动取决于其本质，本质的展开也是必要的。

范畴和总体都是自我决定的。

范畴和总体的自我发展意味着经验是由它们决定的。经验的仍然是经验的，但经验运转的功能完全是由范畴和总体决定的。

（5）《资本论》。

马克思的巨作实现了他的叙述方法：《资本论》是马克思提出的作为所有社会科学解释模式的叙述方法的范例。

在《资本论》中，叙述方法可以被理解为由矛盾的力量推动的范畴的一种上升的标尺。正如我们所见，范畴等级的第一个阶段是本质—矛盾的层面，或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本质中被分化。第一个阶段不是最终的，是自我发展到范畴—矛盾的更高阶段，而这个上升的阶段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对立。第二个阶段也立即上升并导向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范畴—矛盾的第三个阶段。没有必要描述范畴矛盾演化的每个阶段，但将《资本论》理解为范畴—矛盾的一个等级是有必要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叙述方法，而他相信这是对社会结构如何运作的最真实写照。

《资本论》可以被解读成对《逻辑学》的一种批判：它是揭示《逻辑学》范畴何以被借用为社会科学的解释理论的尝试。

（6）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产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革命。马克思是第一个将《逻辑学》借用为社会科学理论基础的人。

马克思开启了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补充”（materialist cooption），或者说马克思借鉴了很多黑格尔主义的逻辑形式，并为其填充了唯物主义的内容。黑格尔主义的矛盾形式围绕着唯物主义的内容，被借用为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相互否定。

对马克思方法的这种解释此前从未作为一种哲学确证被提出来，在这里提出来是为了确证马克思的确做过这样一种尝试。

马克思的尝试是彻底的革新。他是第一个将辩证逻辑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的人，他也开启了科学哲学的新领域。

然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和他的历史理论之间存在一个裂缝，因为历史的推移是历时的，而他的社会科学的辩证哲学是共时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仅仅关注总体的内部及其配置，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他解释社会科学的辩证理论和事件的年代学的历史趋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历时的/历史的层面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历史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推进的。但他没有解释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实际上，这里似乎有两个方案：第一种方案关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事件的历时的/年代学的趋势中具有因果的特权，而这正是历史理论；第二种方案关注“研究方法”/“叙述方法”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致力于社会总体的共时研究，而这正是关于整体的解释理论。

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

在他的《历史与结构》中，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写了如下评论：

相反，在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然至少在《大纲》中，我们要思考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二次借用。这部著作对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从《精神现象学》中借鉴的劳动范畴对他19世纪40年代的“自我理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97]

之所以挑出这一段，是因为我承认自己得益于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1971年版中，他是第一个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两个时期做出区分的人：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基于《精神现象学》，而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基于《逻辑学》。我的研究接受了施密特的这种提法。

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需要黑格尔的《现象学》，因为他处于通过作为预言来源的人的劳动理论展开研究的开创阶段。卢卡奇，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列宁那样，代表了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对立面，并假定《现象学》体现了马克思全部生活跨度的特色。

在第二个阶段，马克思转向了《逻辑学》，因为他需要借鉴一种科学理论以写作《资本论》。《逻辑学》提供了很多方法论的形式，马克思需要据此勾勒他对资本主义解释的图景。

5.马克思与科学的哲学

马克思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同成为一种政治革命一样，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将解释理论革命化了。

马克思的经济学视角没能通过经验程序得以表述。他对李嘉图的左翼批判没能在经验程序中得以持续，因此在1857～1858年转向了《逻辑学》，以获得能够解释其视角的方法论。

我不愿在这里列举马克思借用黑格尔主义逻辑的全部范畴，因为这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以及本套书的其他两卷中展开。在这一点上，我限定自己仅仅评论马克思解释理论的革命，即马克思为了解释他自己，不得不创造一种辩证的语言，以适应一种辩证的理论。

马克思的新语言将自身分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从整体来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为他的理论革命提供了很好的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