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易·阿尔都塞

可以在路易·阿尔都塞——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倡导者——的思想中发现断开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学术策略。为了在一般意义上理解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近，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

苏共二十大是转变苏共生命的事件。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斯大林的罪过》承认了很多独立的共产主义者（如卢卡奇）长时间以来已经认识到的东西，即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阿尔都塞面对的挑战——右翼的挑战——是创造马克思主义的非斯大林主义形式，推动去斯大林化的过程。

对阿尔都塞来说，政治是主要的。他决定将法国共产党归属为“后1956年”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阿尔都塞沿袭了与卢卡奇——这个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时选择了妥协——同样的路径，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退出法国共产党的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阿尔都塞将自己界定为一名党员，而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必须完全重建党的理论工具。阿尔都塞与法国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存在一个矛盾，因为他不忠实于其理论的上层建筑，坚持主张必须去斯大林化。但作为一个机构的代表和一个骨干，他坚持自己对党的忠诚。

对于从右翼角度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敌人，阿尔都塞确实站在左翼角度，即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角度与之战斗。具体地说，他反对主观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构成这些学派核心的历史主义。

主体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心。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为阿尔都塞所厌恶，因为在这里，“我”表现为一个最高统治者。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意味着毁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思想。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将个性思想作为反对黑格尔总体性概念的武器一样，个体至上的概念毁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团结概念，而对阿尔都塞来说，这需要同时消除全部的革命策略。

阿尔都塞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了人道主义，一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威胁。马克思主义左翼深受《巴黎手稿》的影响，而阿尔都塞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推衍中消除1844年这些笔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形成了一种类存在，一种普遍主义人类学的信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延续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传统，因为它运用了人类存在的语言。阿尔都塞是“本质”这一术语的敌人，因为本质违反人最终由环境、由他生活的社会总体构成的思想。存在和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主要原因，阿尔都塞引发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的思想。《巴黎手稿》是费尔巴哈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它们都借用了类存在的语言，而且都反驳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成熟的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策略的意图是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分离出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的马克思。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认识论断裂”的焦点。

马克思主义左翼也遭到历史主义或曰历史目的论的黑格尔主义思想的破坏。如同西奥多·阿多诺，阿尔都塞否认历史是由宏大叙事操纵的。历史的推动力量不是末世论，而是阶级斗争。

阿尔都塞的理论政治学呼吁同时否定右翼和左翼，从而在列宁的传统中重建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放弃了斯大林和主观主义、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思想，并试图使哲学永远成为列宁主义的继承者。这意味着为无产阶级提供帮助被剥削阶级斗争的理论。哲学变成了列宁主义政治学的工具，阿尔都塞提到的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兴起和胡志明在越南的胜利，表明革命的阶级在社会上仍然存在。阿尔都塞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以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为特征，当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提供起义的理论时，这种联合实质上就形成了。

阿尔都塞关于重建列宁主义原则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案，得到了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崛起的语言和人类学结构主义哲学发展的支持。这种哲学发展跨越了他的一生。这两位社会理论家提供了研究语言和人类学的结构概念，在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解释由对作为总体性表述的特殊性的理解来引导。

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的转换因对贝内迪特·斯宾诺莎的阅读以及他对功能解释的辩护而变得容易了。斯宾诺莎发明了“结构因果性”（structural causality）这个术语，他对阿尔都塞有重大的影响。[42]为了捍卫结构因果性思想，对阿尔都塞来说，为功能主义思想辩护也是必要的。总体性的特定作用归因于特殊性，而只要特殊性发挥其职能，总体性就能够存在。

为了获得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综合，阿尔都塞需要分离黑格尔—马克思的联系。“认识论断裂”这个术语成为相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黑格尔道别的口号，而这一看法是本卷以及本套书其余各卷着力批驳的。阿尔都塞离开了黑格尔，导致他强加于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形式。这是与马克思的方法对立的形式，它使阿尔都塞形成了一种违背马克思所有文本根据和真实性的斯宾诺莎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的文本，通过对《资本论》的一种独特的解读，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方法归结于矛盾。

“认识论断裂”的表述出现于1965年，阿尔都塞在这一年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解读〈资本论〉》[43]与《保卫马克思》[44]。《解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都是富于战斗性的，用以反击萨特在1960年出版的两部著作——《辩证理性批判》[45]和《方法论若干问题》[46]——中推导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早在1947年，阿尔都塞就已经看到在存在主义和黑格尔复兴的双重攻击下，危险迫在眉睫。在1947年发表的短文《男人，那夜》中，他攻击了亚历山大·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47]在1950年的文章《回到黑格尔》[48]中，他又简要地概述了黑格尔在法国的复兴。[49]20世纪法国的黑格尔主义是我们在理解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时不可或缺的背景。

在《回到黑格尔》中，阿尔都塞以下面这段话总结了法国黑格尔主义的复活：

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慎言之，与让·瓦尔关于Le Malheur De La Conscience 的论文，与阿兰在《主要概念》（1931年）中对黑格尔的讨论，和《形而上学的讽刺剧》（1931年）这篇独特的文章，连同哈特曼和克罗齐写的论文有关。从科耶夫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课程（1933～1939年）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继续，参加课程的一个半沉默的团体从萨特、梅洛-庞蒂、雷蒙·阿隆、弗萨德、布里斯·帕兰、凯勒斯等人开始口若悬河。科耶夫讲到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精神现象学、主奴辩证法、为声望的斗争、物自体、自为、虚无、计划，以及在对死亡的斗争与将谬误转化为真理的过程中发现的人的本质。为法西斯围攻世界而制造的这些奇文！接着就到了战争年代，在伊波利特出版的这些译作（《精神现象学》1939年、1941年版，《法哲学原理》1940年版）和伊波利特撰写于战后即1946年的论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与结构》（1947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版本……随后的贡献是：伊波利特在索邦大学任职，通过他的评论，黑格尔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导师之一；在所有书店的窗口被评论；他在每篇学术论文中表述的“否定性劳动”，在每次学术讨论中提及的主人和奴隶，反对让·拉克鲁瓦的另一种意识斗争；提到关于“次逻辑”的神学论，以及所有与一种复原残骸的学术和宗教的欢腾相关的喧嚣。[50]

阿尔都塞试图建构将黑格尔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这一思潮的分水岭。当他借此为自己辩护时，他撰写了一篇论黑格尔的硕士论文。他写于1947年的这篇论文是《论格·威·弗·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51]。阿尔都塞认识到，如果他想要斩断黑格尔主义的脉络，最好先了解自己的敌人，以这种学术战斗来武装自己。

这篇论文是《解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的前奏。这是阿尔都塞中期的成熟的结构主义著述。

这篇论文包括如下阐述：

这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性。我们应该赋予历史概念以基本内容并以总体性来标示黑格尔。同样，我们能够确定这种总体性的理性本质与人类的总体性本质。但这是一个触及《现象学》中超越和消解的事实，即黑格尔本人未能成功地描述他主要的论断，以说明历史的人的总体性是所有其他人必然涉及的总体性。在康德看来，在范畴的目录缺失的情况下，所有人类活动的先决条件——抽象的真理——将被空缺的统治所超越。在人类总体性的基本结构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支配我们时代的人类范畴的目录。《资本论》是我们的先验分析。这似乎将呈现出马克思著作的意义：发现和占有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人类范畴。[52]

尽管阿尔都塞最初受到黑格尔主义总体性思想的影响，但在撰写《解读〈资本论〉》以及《保卫马克思》的时候，他抛弃了这一思想。在他中期的这些著作中，斯宾诺莎取代了黑格尔。阿尔都塞1965年在斯宾诺莎主义的语言中提到了“结构因果性”，而不是本质推动总体性向前发展。斯宾诺莎对“结构因果性”的定义指的是一种主导架构，即特殊性是总体功能的“超决定的”局部网点。阿尔都塞倾向于斯宾诺莎，这一点我们可在《解读〈资本论〉》的下述语句中捕捉到：“另一个例子是，斯宾诺莎哲学介绍了哲学史上的一种空前的理论革命，可能是全部时代最伟大的哲学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从哲学的立场来看，我们可以将斯宾诺莎视为马克思唯一直接的先驱。”[53]

阿尔都塞还放弃了本质的思想，这对他而言具有双重意蕴。“本质”的一个意思指的是费尔巴哈的“类存在”，或曰全人类的普遍实质，而阿尔都塞拒绝费尔巴哈对存在的这种用法。“本质”的第二个意思指的是必要的发展，而这是黑格尔主义的用法。受亚里士多德将本质定义为有目的的人的影响，黑格尔将本质用于总体性，并认为总体性是通过他们的本质，通过一种内在的力量向前推进的。阿尔都塞否定了黑格尔将总体性定义为由本质所引起的，而重新将本体性定义为一种结构，一种产品交换领域的混合物。

阿尔都塞也放弃了黑格尔主义的历史性概念，他的意思是，历史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人类历史定义为通往自由的进程，但阿尔都塞拒绝这类末世论的期望。对阿尔都塞来说，宏大的历史叙事并不存在，而历史的线性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本章后面的段落将描述阿尔都塞是如何改写历史概念的。

除了否定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性、本质以及历史性概念，阿尔都塞在他1947年的论文中也否认黑格尔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对黑格尔而言，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成为主体，或者说个人是精神的产物。在这个方面，阿尔都塞是真正的马克思，他发现黑格尔颠倒了预言的概念。马克思相信，在黑格尔看来，预言的来源是精神，而个人仅仅是精神活动的结果。马克思修改了这个方程式，认为个人或集体是预言的基础，以唯物主义代替了唯心主义。阿尔都塞走得更远，他否认个人具有任何预言力量或因果潜力，而将因果潜力仅仅归因于结构，并重申斯宾诺莎所主张的“结构因果性”。

在他成熟的著作中，阿尔都塞深入阐述并完善了他在上述论文中发现的思想。由于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所强化，阿尔都塞将生产方式看作是全面的。它们分别以总体的形式出现，各总体的统一由某种特定类型的复杂性所构成，恩格斯把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各个领域概要地分为三类：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54]

在这些全球结构中，个人仅仅被设想为网点。个人因此履行确保区域下属结构的职能，而这正是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这一术语的意思。通过消除个人的建构力量，阿尔都塞展示了他的反人道主义，因而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利益、本质、异化、外化的规定。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

阿尔都塞捍卫功能解释，他使用的功能解释的同义词是“表达主义”[55]（阿尔都塞对“表达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必须与查尔斯·泰勒在论黑格尔的著作中使用的术语区别开来；对泰勒的用法的探讨，参见本书第3章）。阿尔都塞的“表达主义”意味着，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每一个性都是一种“表达”，一种全局的局部代表。在阿尔都塞看来，功能解释是澄清全局的个性化过程。对阿尔都塞来说，功能主义是“多元决定”的同义词，或由一种“全球结构”决定的奇特过程。

马克思的全球结构理论相当于一种“认识论断裂”，一个阿尔都塞从加斯东·巴什拉那里借用的术语，意味着在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中突然断裂。巴什拉的术语最初是在科学史的语境中创造出来的，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是同义语，指的是从根本上背离一个特定的科学传统，并创立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阿尔都塞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认识论断裂”这个术语：说明黑格尔和马克思相脱节；以及说明马克思是革命的科学范式的开端这个事实，即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学大陆。

阿尔都塞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擅长科学理论的哲学家。理解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在于，首先把握他的科学理论。在这个方面，阿尔都塞认识到，他得益于巴什拉、让·卡瓦耶斯、米歇尔·福柯、乔治·康吉莱姆和雅克·拉康。[56]所有这些人都沉浸在一种“解读”中，所以这本书的题目是“解读《资本论》”。“解读”这个术语意味着一种理论，一种理性建构，总是适用于客体，或曰客体是“解读”或介入的产物。

有三本书使阿尔都塞成熟时期的著作轮廓分明，而这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这三本书是《解读〈资本论〉》《保卫马克思》以及《自我批评论文集》。

阿尔都塞着手从科学理论的视角重建马克思主义。通过重建科学理论，阿尔都塞准备了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因此库恩和巴什拉确认了阿尔都塞的创新阶段。

在《解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将科学或曰知识列于研究的范畴。[57]研究者介入一个暂时的知识结构中，并提供了一种数据场域（data field）的独特配置。“介入”这个词意味着打破以往学派的思想，并将一种新的理论注入数据场域。科学的理论都是介入的，它们都是一种新的数据基础公式的产物。

所有的知识都是暂时的。[58]由于知识是介入的结果，因而总是反映暂时的瞬间。每个介入都为暂时的需要和观点所激励，因此知识将与其自身产生的介入同步。

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是根据生产力模式形成的。知识或曰理论必须是被生产的。一个新理论的最初阶段是质疑者的介入，但质疑从各种科学学科——如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物理学等——中带来信息。这些不同的知识库提供的信息将“断裂”强加于一种同步的数据场域，质疑者将这些知识库当作原材料，并从中产生一种新的现实假设。一个质疑者总是占有用于他们研究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是以前的理论，而从这些过去的理论中，质疑者将沉浸在一种“范式转换”的生产过程中。

在《解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将“科学”阐述为“理论实践的历史理论”[59]。他的意思是，由于所有的知识构成都是当代理论的产物，因此知识自身是理论介入的延续。阿尔都塞相信，历史性是知识的根本，但他以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观念使用历史性概念。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性意味着历史显示出一种目的，一种对自由而言的内在运动。但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性并未显示出一种目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仅仅是理论范式的延续。

《资本论》是当代的认识论，或曰“认识论断裂”的同时代性在于将《资本论》的范式运用为当前介入的解释性假说。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他对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揭示，形成了产生当代理论所必需的材料。《资本论》的生产力理论为知识的生产力理论提供了预设。

基于这种新的科学理论，阿尔都塞有勇气攻击黑格尔主义。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范畴是彻底的反黑格尔主义，因为它消除了精神理念，或曰全部的自我意识主体。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都假定一个积极的主体，以普遍精神（黑格尔）的形式，或以绝对自我（存在主义）的形式，或以人类学的存在（费尔巴哈）的形式。在反对这些异端哲学家的学术争论中，阿尔都塞需要消除主体。

阿尔都塞的科学理论必须消除作为基本介质的主体。他的科学理论证明，新范式的生产无需一个假定的主体即可展开。研究发展理论无需主体这一点，使阿尔都塞阐述了一种新的因果性观点。阿尔都塞需要一种工具，要用它来解释为什么社会发展过程削减了肯定性的主体。

在《自我批评论文集》中，阿尔都塞阐述了自己的介入意图：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作为起源、本质和原因的“主体”的唯心主义范畴断裂，在其内部为全部外在的“事物”所规定，也就是为内在的“主体”负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没有任何作为一种绝对中心、一种激进起源、一种独特原因的主体。[60]

如果还原为一种起源、一种本质或一种原因（甚至人），这将使其主体……一种主体、一种“存在”或一种“本质”具有同一性。也就是说，存在于内在统一的形式中（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责任特征，责任是在所有主题的其他事物中被内在建构的），因而是可以解释的，并能由此计算全部的“历史现象”。[61]

阿尔都塞对无主体的因果性理论的诉求使他趋向于斯宾诺莎。阿尔都塞渴望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以便找到一种无主体的结构因果性。他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找到其极致。

为了列出一个以及同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错误”，甚至是拜物教的错误（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拜物教理论对我而言似乎是意识形态的）……并预示，通过“结构因果性”（斯宾诺莎）这个术语，有些事情事实上是“马克思巨大的理论发现，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这也能被规定为辩证唯物主义因果性”[62]。

我将“知识”定义为“生产”，并将科学形式的内在性确认为“理论的实践”。我使自己基于斯宾诺莎（不是为了提供这个答案，而是为了反击居于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并且经由斯宾诺莎去开启一条唯物主义的可能路径。如果能承担这种风险，我就能在语言之外找到某些东西。[63]

阿尔都塞将“多元决定”这个术语替换为斯宾诺莎主义的“结构因果性”。多元结构是这样的理论，即一种社会结构决定其主体的行为，或具有因果优先性和先在性。据阿尔都塞所见，社会结构由多元化的局部网点组成，每个局部网点都复写了普遍的社会结构，而普遍的和局部结构的汇合是因果性的来源。多元决定以历史理论或发展理论为基础，来自无数社会总体性的结构网点。为了解释社会总体性的发展，唯一有必要的是指出社会实体的内部组织，或产生原因的结构。

多元决定的理论暗示着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主义替代了黑格尔。阿尔都塞将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确立为斯宾诺莎主义的原理。斯宾诺莎使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主义的问题。与其说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现在不如准确地将之界定为马克思得益于斯宾诺莎。一种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替代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接着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但他没有在恩格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阿尔都塞接着使用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他以斯宾诺莎主义的视角调整了这些术语。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阿尔都塞指出了马克思的经济体系革命的理论，但这个对历史变化的解释发生在斯宾诺莎主义的术语中。经济体系运动的根据是结构因果性逻辑，或者说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方法。

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阿尔都塞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层面，或者说对知识如何产生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这个方面，他与斯大林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彻底断裂。苏联认识论的意识形态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为基础，遵循真理的“复写论”。在恩格斯以及斯大林看来，外部世界将事物的“副本”铭刻于意识中，因此主观的思想确认了外部世界的客观图景。

阿尔都塞的知识论，或曰生产理论，是一种对斯大林主义认识论意识形态的全然拒绝。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的介入理论，而非一种“复写论”，并将知识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抵制是他对赫鲁晓夫1956年《斯大林的罪过》这一报告所做反应的附加方面。正如阿尔都塞所赞同的，斯大林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斯大林主义政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他将斯大林主义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误用，因而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论，用以避免克里姆林宫辩证唯物主义的破坏作用。

阿尔都塞与恩格斯的关系是扭曲而令人困惑的。一方面，他抵制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他仍然将恩格斯视为马克思忠实的解释者。阿尔都塞从未证明谴责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何以可能，他所断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失真，而与此同时，他又断言恩格斯是马克思准确的解释者。

阿尔都塞试图避免在马克思—恩格斯分离的辩证认识中产生误解的全部可能性。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人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脱节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或者说通过恩格斯来审视马克思，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断接成为一个焦点。阿尔都塞担忧确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脱节将在政治上危害列宁主义运动。在哲学上，阿尔都塞试图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幽灵。他不同意黑格尔主义的侵入，因此他的反黑格尔主义遮蔽了他掩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需要。对阿尔都塞来说，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就是屈从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但阿尔都塞确实将列宁和斯大林区别开来了。摆脱斯大林主义之后，列宁主义成为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列宁主义是1956年后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复兴的核心。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正因为这样，它对知识而言是一种生产工具。

列宁主义将知识理解为来自阶级立场的范式构造。列宁是对这个思想的具体化，即知识演进使介入成为现实，而这种介入是阶级斗争的表述。

阿尔都塞对列宁主义的贡献在于，他证实列宁主义坚持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阿尔都塞而言，他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现实，而为了改变现实，就有必要使政治进入理论的灵魂。或者说，政治的终结必然指向研究方法。革命行为是理论的目的，因此阿尔都塞接受了列宁，他也以同样的思路接受了毛泽东。

阿尔都塞体认的理论—实践方式是另一种反黑格尔主义的例子。换句话说，阿尔都塞对理论—实践范畴的列宁主义定义是这种范畴的黑格尔主义形式的颠倒。当黑格尔谈及理论—实践的联系时，他假定理论是基础。或者说，一种恰当的理论上的理解是进一步理解实践的根基。黑格尔不会打断思考的循环。然而，黑格尔左派这样做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鉴于鲍威尔和马克思开始将理论作为基础，理论的最后结果就是改变现实的行为。黑格尔、布鲁诺以及马克思都主张理论是先行的。但鉴于黑格尔相信理论的目的是进一步的思考，是对人类的再教育，鲍威尔和马克思改变了理论的目的并使现实的改变成为其终点：不是对人类的持续教育，而是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实际改变。

阿尔都塞颠倒了黑格尔—鲍威尔—马克思的编纂学。阿尔都塞试图使政治而不是理论变成主要的。而对阿尔都塞来说，目的变成了主要的。鉴于黑格尔认为终点是理论的结果，阿尔都塞认为，理论是政治的结果。政治变成了根基，而理论成了手段，这也就相当于否定了黑格尔派—鲍威尔—马克思的规则。列宁主义是对黑格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反驳。

在他的思想中期，阿尔都塞“通过揭示社会存在的所有层面都是独特的实践结果”，建立了“政治的首要性”。[64]而知识的建构是“一种关于不同的人类实践（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科学实践）的具体层面的理论”[65]。

生产过程是三大普遍性的综合体。普遍性之一，或组成理论实践的原材料的思想，或提供理论生产的基础材料的巨大思想链条。普遍性之二，即当前概念的机制，来自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科学的方面。它们对这些存在的基石起作用。普遍性之三，是这种理论实践的生产。阿尔都塞的这个模式仿效的是《资本论》的生产过程。在那里，普遍性之一仿效由自然提供给人的原材料，普遍性之二正如学术研究致力于描绘的劳动过程，而普遍性之三是诞生于这个过程的使用价值。阿尔都塞的模式模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剥削、劳动过程、对象化的范式。阿尔都塞理论建构的普遍性则模仿了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之间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思想。

一种知识，一种理论建构，绝不会完全地复写客体。只是它不构成主体的结果，而通常是结构决定论的表述。阿尔都塞在思想后期，改变了他在思想中期所持的立场。他在思想中期强调哲学生产中全球结构的决定论，而他在思想后期则强调去中心的结构和政治。在1971年的《列宁和哲学》中，阿尔都塞认为，政治实践是哲学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列宁和哲学》包含这样两个命题：其一，哲学是以理论形式实现政治介入的实践；其二，所有哲学都表述了一种阶级立场，一种在全部哲学史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大辩论的“党派”，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辩论。[66]

在通往其学术生涯终点的途中，阿尔都塞相信政治介入将确立阶级活动的目的，而哲学必须提供实现这些目的的策略。由于政治介入反映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意旨，意味着现实必须被改变，因而理论生产的任务是提供使现实通过阶级斗争而被改变的理论工具。

由于阿尔都塞的“政治介入”呼吁他成为法国共产党忠诚的党员，又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由黑格尔主义保持政治中立，所以阿尔都塞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黑格尔。阿尔都塞的“阶级立场”要求他推测一种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认识论断裂”，以其作为拯救法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路径。

阿尔都塞的不幸在于，他将自己的哲学定义为对政治的质疑。因为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中，他被导向对客观文本根据的歪曲，即马克思1945年之后的著作是黑格尔在场的无可辩驳的文献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