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西奥多·阿多诺没有参加20世纪早期的黑格尔复兴运动，他也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党员。他确实致力于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但作为上述两种人的反对者，其著作希望降低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一般影响。我将在这里对阿多诺的思想进行简要描述，然而不是把他当作卢卡奇的反对者，而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加以介绍。阿多诺倡导一种避免介入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批判形式。一旦斯大林主义俄国的极权主义凸显，对他的思想的研究就将成为建构西方激进主义的脚手架。如果假定去黑格尔化和去马克思化同时进行，阿多诺的社会批评就是激进主义形式的一个有趣例证。

阿多诺的历史背景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希望从非黑格尔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推论中重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他出生于1903年，目睹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衰亡，以及斯大林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退。阿多诺审视了历史上乌托邦的政治，无论是以民族优越性的形式，还是以专制的平均主义的形式。

在1917年革命之后的圣彼得堡，卢卡奇撰写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而在英雄的余生，他未能成功地将布尔什维主义拓展到欧洲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逼近时，他创作了《青年黑格尔》，旨在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指出德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旨在展示雅各宾—列宁主义的民主代表了世界上进步的力量。阿多诺在1966年出版了《否定的辩证法》，认为奥斯威辛的幽灵是莫斯科政治局的极权主义的制高点。卢卡奇从希望的角度撰写他的著作，坚信无产阶级革命是对未来的承诺。阿多诺从历史失败的角度撰写他的著作，坚信所有历史的宏大叙事都会在大灾难中终结。阿多诺通过美学上的悲观主义视窗来观察世界。

阿多诺意识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联系，但他以西方哲学的衰落来解释这种连续性。在西方世界，启蒙以来的哲学衰落是地域性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因为他们是这种衰落的征兆而具有共同的特性。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未能免受工具理性的兴起的影响。为了消除神话和迷信的世界，18世纪的启蒙主义孕育了理性本体论。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辩证法》描述了从作为信仰普遍理性的本体论的第一个形态到作为工具理性的破坏形式，或作为统治工具的理性、一种统治自然和人的极权主义技术的理性的历史。[23]

《否定的辩证法》[24]是反黑格尔的谤文，是一种自启蒙以来便尝试寻找理性衰落的原因的理性的历史编纂学。它认为黑格尔是这种衰退的主张的提倡者。黑格尔的主要缺陷在于，他承认理性本体论。启蒙主义和黑格尔将理性判断为存在的精神实质，而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上帝是绝对精神。[25]

黑格尔的理性本体论假定一种同一性哲学。自从本体论作为存在的精神实质，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以及理论—实践随之成为这种首要存在的终极显现。这四对范畴是绝不分离的，绝不加以区分，体现出一种实体的特殊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假定，最后所有分析的斗争都终结于统一。[26]

阿多诺告别黑格尔也是受到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实质的鼓舞。黑格尔的所有著作都提出了对他的普遍体系的具体部分或每一具体部分的功能分析，并使之严格按照精神的普遍原则发展。《哲学科学百科全书》[27]由三部分组成：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三部分中的每一个都以理性的一般程序的重复进行完美的演化，或曰逻辑、自然和人呈现在包括理性进化的各个具体的章节中。[28]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性本体论也是合理的，因为理性浮现意味着一种统治手段。由于理性是同一性哲学的来源，由于它是统一赖以成立的基础，因而理性统治存在。

《否定的辩证法》的写作成因是黑格尔的二律背反。阿多诺看到，黑格尔是20世纪困扰理性的恶疾的先导，而《启蒙辩证法》赋予黑格尔以历史意义。在阿多诺看来，无论理性表现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形式，还是斯大林的无产阶级形式[29]，当黑格尔将理性转化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时候，他就为法西斯主义准备了通道。

20世纪见证了工具理性的出现。阿多诺这个术语意味着工具理性并非要支配自然，而是要支配人。工具理性这个术语认为理性是使人成为奴隶的资本主义的、技术的或政治的工具。工具理性展示了理性不是要解放，而是要奴役；理性是一种服务于政治或技术的设施，它使人成为一种自动机器。20世纪推翻了这个德国唯心主义的公式，并证明理性如何被转化为毒气室的发明者[30]，黑格尔却将理性描绘为自由的前提。

据黑格尔所见，历史是另一个“精神现象学”证明自身的领域。[31]《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是“绝对知识”，论述了将其视为精神和自由王国的自我意识的理性征服。[32]黑格尔理性本体论体系的实质意味着，黑格尔认同一种宏大叙事，这个理性统治的观点导致了人的状况的永久改善。

《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取缔了黑格尔的乌托邦历史观。阿多诺的这两本书是对所有企图虚构一部哲学史的行为谴责，因为这种体制孕育着德国和苏联的独裁统治。总体性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的辩证法》是阿多诺对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否定。[33]同一性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旨在建构矛盾的统一体，或多元化的合成。黑格尔确定了多对矛盾范畴：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整体—局部、理论—实践，并将其置于他以统一取代矛盾的辩证法体系中加以讨论。黑格尔的辩证过程以综合取代矛盾而告终。

《否定的辩证法》旨在替代黑格尔的辩证法。阿多诺计划将这本书作为对黑格尔的一种超越。阿多诺讨论“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追求哲学的和解，或曰辩证法并不终结于统一，而终结于特殊性和差异性。“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对立面的和解，而是假定其反义。事实上，特殊性往往脱离系统性和统一性。“否定的辩证法”意味着存在的特性是不和谐、疑难以及异构，或曰不和谐和异构的存在是对历史性宏大叙事和所有种类的法西斯主义的最好的防御。[34]

卢卡奇和阿多诺讨论黑格尔和解的认识论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不同理解。卢卡奇认同黑格尔和解的认识论，并将其转换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论。阿多诺否认和回避任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尝试。阿多诺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否定的辩证法”，但这种方法论完全取消了马克思主义。

延续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卢卡奇没有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但试图将其转换为社会本体论的基础。卢卡奇认同黑格尔的对立范畴——主体—客体、普遍—特殊、本质—现象、整体—局部、理论—实践，并证明社会劳动能以这种可调和的对立为基础。卢卡奇认为，社会劳动是替代同一和矛盾的中介，而黑格尔将主体意识视为同一克服差异的中介。对黑格尔和卢卡奇来说，世界是理性或劳动的对象化，或者说世界在人的形象中塑造出来。

当卢卡奇将辩证法从意识转换为社会劳动时，他创造的这个新方法论就生成了。卢卡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因为他展示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如何被转换为一种可用来理解社会经济构成的方法。

与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相分离，阿多诺不认同黑格尔的和解理论；他推翻了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并以一种不可调和的形而上学取而代之。黑格尔和卢卡奇认为，同一是对立的最终结果，而阿多诺持相反的意见：真正辩证的方法导致了分离和异质性。

阿多诺的方法，或曰“否定的辩证法”，是分解的过程。《否定的辩证法》这部著作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基于的是主体—客体、普遍—特殊、理论—实践、整体—局部、本质—现象也并不具有连续性，而断裂是感知现实的唯一途径这一假定。

异质性主题是阿多诺的著作《黑格尔：三篇研究》蕴含的中心思想。当阿多诺接受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时，他的这种做法完全是采取了一种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黑格尔：三篇研究》中，阿多诺写道：

但他既没有将形而上学从总体性的抽象原则中分离出来，也没有美化名为“好格式塔”的整体。他没有使局部成为整体的要素，而是自发地反对它；与此同时，作为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他认识到整体只能通过局部，只能通过间断、异化以及反映，通过……来实现自身。简言之，任何事物都是对格式塔理论的宣告。如果黑格尔的全部存在只是作为关键时刻的范型，那么它们总是指向对自身的超越，并在它们彼此的超越中产生。[35]

阿多诺重写了黑格尔。即使是暂时的，总体性也存在于黑格尔的思想中。即使是瞬间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也确实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产生了，而这不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结合中产生的，而是以总体性方式呈现的。尽管阿多诺使用了世界的同一性，但他采用了完全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阿多诺看来，总体性以不和谐和异质性为特征。一种社会的或哲学的格式塔形成了，但他并非以其同一性而是以其异质性为特征。

同样，阿多诺接受了辩证法概念，但将其完全规定为非黑格尔的方式。在《黑格尔：三篇研究》中，阿多诺阐述道：

仅仅在矛盾变得绝对的过程中，而不是矛盾在绝对中变得缓和的时候，能够使之瓦解并可能找到必然误导黑格尔的和解的道路，因为其现实的可能性一直是他所不了解的。在所有的特殊性中，黑格尔的哲学拓展出否定性。但是，如果与他的意图相反，它也可能在整体上变成否定，从而认识到事物的否定性。[36]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确实获得了一种瞬间的综合，而个性是和解的关键。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普遍性面对着特殊性，但是这种对立的时刻归于个体的统一。阿多诺放弃了黑格尔的模式，他提出以非同一取代综合。对阿多诺而言，辩证法是否定的，也是不协调的。

阿多诺对黑格尔思想的介入导致了一种非黑格尔的产物。尽管他认识到黑格尔是天才，但他的目的是消解黑格尔的体系。由于转而运用反对黑格尔的否定性批判的武器，阿多诺的黑格尔主义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反黑格尔主义。

在历史编纂学的意义上，阿多诺反对黑格尔关于历史逐步发展以及历史是通往自由的过程的观点。作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见证者，阿多诺坚持认为这些灾难敲响了历史乌托邦主义的丧钟。阿多诺相信历史乌托邦主义是连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纽带，因此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但因为否定任何形式的历史末世论，所以他不仅驳斥了黑格尔，也驳斥了马克思主义。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黑格尔化意味着不赞成马克思主义。

阿多诺对黑格尔主义的攻击表达了对大屠杀和古拉格不可思议的感受。奥斯威辛和肃清审判证明，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和启蒙主义宏大叙事的乌托邦视角是不相容的。阿多诺接受了尼采而没有接受孔多塞。

当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重新黑格尔化的时候，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揭示，由于黑格尔是错误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产儿，所以这个父亲的后代继承了他的谬误。

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和黑格尔主义一样的历史目的论。启蒙引发了宏大叙事，而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目的导致了自由的实现。的确，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将马克思看作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表明他完全误解了马克思。[37]

但是阿多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退出自成一格的体系。这意味着他不仅批判解蔽历史最终目的的全部尝试，而且批判所有诸如集团、政党、工会这样的集体单位。阿多诺是个体、个别和非系统的辩护者，他采取尼采的态度，反对在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阿多诺看到趋从的力量对人类的巨大威胁，并且认为对“趋从”这一精神缺失的最强有力的抵御在于独特性、断裂性以及对体系的拒绝。阿多诺谴责了本质概念。

将趋从视为对当代人类最主要的威胁，使阿多诺贬低政治的价值。对他来说，各种各样的集团都是令人厌恶的，都是系统的表述。阿多诺因此怀疑一切政治的或工人阶级的团结形式。服从一个政党以及遵守一个工人阶级组织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失去个性并趋从自动化的例子有很多。阿多诺将政治视为大众控制的另一种模型，认为它如同支持极权主义扩张的工具；而马克思将政治视为民主意志的声音，以及一种推翻资本主义的手段。对马克思而言，政治是解放；对阿多诺而言，政治却是大众被奴役的另一种形式。

当德国政治逐渐证明没有能力制止纳粹主义崛起的时候，阿多诺对政治的态度反映了一名德国知识精英的失败主义态度。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的一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在自传《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写道：

工人运动的衰退证实了官方及其追随者们的乐观主义……但进一步的理性预期减少了真正避免社会末日的希望，他们更虔诚地信奉古老的祈祷：大众、团结、政党、阶级斗争。当单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不再被左翼党纲的追随者们信奉，当他们的日报和拙劣的宣传提出超越所有的修正主义但毫无意义，而且明天就将被对立派取代的时候，党的路线的忠诚倾听者就显示出丝毫不尊敬已经放弃理论口号的音乐家的敏感了。[38]

阿多诺不仅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而且批判了德国工人阶级自身。德国的劳动者阶级遭受了与所有鼓吹技术统治论的资本主义社会（techn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y）的人们相同的命运：为趋从的弊病、规范化、被动面对官僚合理化所控制。据阿多诺所见，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证明，作为革命骨干的无产阶级已经消失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包含如下的考察：

为什么尽管历史发展到寡头政治的时候，很多观察者能够猜到，但工人们还是越来越意识不到他们的状况呢？从主观上看，阶级成员都变得更具波动性了；而从客观上看，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僵化了。

然而，社会学家在思考这幅恐怖的漫画：无产阶级在哪里呢？[39]

阿多诺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并不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他们可以被同时描述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可以被极好地理解为他实质上承袭自马克斯·韦伯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尽管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的劳动被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原理，但他从对韦伯关于社会科层化增长的思想以及尼采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碾碎个性的思想的借鉴中勾勒出了他的反资本主义观点。

阿多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攻击并非源自对政党策略和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他的攻击指向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他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政治学和经济学激进主义斗争以及后现代反资本主义革命的象征。

在“重估文化工业”[40]与“文化和管理”[41]中，阿多诺详述了当代文化生产机构的资产阶级统治与这种流行文化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大众文化假定了资产阶级生活形式的实在性，它没有提供替代资产阶级存在的模式。大众文化产生民众的模仿行为；由于大众对资产阶级生活模式的实质深信不疑，因此他们认为除了模仿这种生活方式之外别无选择。大众文化的意图在于引导人们产生屈从、规范化、被动以及模仿的行为。资产阶级的科层化统治重新界定了文化的本质。18世纪的文化意味着变化的生活模式的呈现，而后现代的文化仅仅是赞同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管理的伪装。

然而，有两个时期，阿多诺借用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物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术语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阿多诺将资产阶级文化生产视为一种宣传形式，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大众模式永恒存在的造谣污蔑。阿多诺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这两个术语——物化和意识形态——没有掩盖阿多诺试图在基本问题上解构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阿多诺不仅期望他的“否定的辩证法”能够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分解，而且他对批判的定义有不同的来源，具有与马克思对批判的使用不同的目的。

马克思的反资本主义根植于对阶级结构和社会劳动的决定性作用的深层社会学分析。社会存在来自社会劳动，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旨在揭示这种社会劳动如何从他们的生产者中被剥夺出来。为了澄清这种异化的机制，马克思采取了对社会阶级本质的极端诊断。

阿多诺的反资本主义是哲学的和文化的。尽管阿多诺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主—奴关系——这种疾病的最终原因——不是阶级结构而是理性谱系。

马克思的批判基于的是本质与现象的矛盾。社会构成的本质是社会劳动，但社会构成的现象基于对社会劳动进行剥削的不平等。批判是为了实现社会现象必须与其本质相称的任务，或曰社会结构必然是社会劳动平等的一面镜子。

遵循他对“否定的辩证法”的定义，阿多诺认为，批判不是一种社会的事业，而是一种哲学的事业。阿多诺不相信本质与现象的同一，而相信它们的不同。他认为，当体系被推翻时，批判就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工具理性的本体论取代了总体性而留下了特殊和普遍的永恒矛盾。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的理论，由认为市民将从压迫走向自由的法国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来填充。阿多诺不相信解放，而是相信不和谐。他相信保护遭到大众文化专制主义威胁的个性的最好路径，在于赞同不和谐、不对称、不同步。

阿多诺是后现代激进主义的一个例证。后现代激进主义将消费主义的文化视为个性和自我实现的敌人，而马克思将对社会劳动的剥削视为人类被奴役的源头。后现代激进主义将批判定义为抵制科层化的私人存在，将否定政治的行为看作改变现实的最有效路径，认为文化的反义（antonymic）是当代社会更新的手段；而马克思则将批判假定为政治革命的形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将批判定义为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