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乔治·卢卡奇

尽管列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但卢卡奇是其最重要的拥护者。他1923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尽管遭到误解，但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的起点。我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得到了过高的评价，而他后来的著作《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8年，1948年在瑞士第一次出版，1954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表第二版）是他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10]《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之间有深刻的差异。如果没有书目学的革命，从《青年黑格尔》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中导出强大的电流是不可能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青年黑格尔》的差异不仅来自创作时期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卢卡奇在撰写这些与众不同的著作时运用的参考书目。

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对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超越体现在四个因素上：一是1931年，在柏林大学举办的黑格尔逝世百周年纪念会是黑格尔研究复兴的代表[11]；二是接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是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四是接触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尤其是《伦理学体系》，以及《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12]

首先，20世纪的德国对黑格尔的研究经历了一次复兴。这次对黑格尔研究兴趣复兴的**是赫尔曼·格洛克纳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为契机组织的第一次黑格尔会议。1930年，卢卡奇待在莫斯科，但1931年，他被派往柏林，恰逢第一次黑格尔会议。实际上，他试图组织一个反黑格尔的会议，以此提出一个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反对以格洛克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形式。卢卡奇没有成功地组织起他计划中的会议，但1932年他确实在法兰克福大学发表了关于黑格尔对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长篇评论的演讲，因此对黑格尔研究的复兴有所贡献。[13]对黑格尔的重新解释已经取得进展，而卢卡奇参与了这个运动的早期阶段。

其次，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尽管当时尚未出版（是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但卢卡奇得到该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的同意，读到了这些文件。他可能是第一个读到这些开创性文本的中欧或西欧学者。

再次，直到1933年，斯大林才不再压制《哲学笔记》的全文出版。因此列宁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政治独裁统治的受害者。幸运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允许卢卡奇1930年在莫斯科期间阅读《哲学笔记》全文。《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于1923年，是在卢卡奇熟悉列宁的《哲学笔记》之前，但列宁的这些思辨的草稿对卢卡奇来说是重要的，被他纳入后来出版于1952年的著作《青年黑格尔》中。

最后，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直到20世纪才出版。《伦理学体系》出版于1923年，《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发表于1931年。[14]

《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形成了黑格尔关于经济学、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思想的核心。它们还不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知，因此黑格尔的经济学思想是他们忽略的关键因素。黑格尔的这些早期著述对20世纪黑格尔的解释版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于20世纪马克思的解释。

当卢卡奇准备写作《青年黑格尔》时，《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已为他所用，因此《青年黑格尔》是对此前不为人知的黑格尔的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融合。这被证明是一个爆炸性的混合物，其中的汞合金充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化合物。

《青年黑格尔》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另一个差别是，这两部著作分别从黑格尔的不同文本中获得基本的灵感。黑格尔的三个文本——《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在建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那些看到马克思从《逻辑学》中发现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论的学者们，认为该书对其方法论产生了重要作用；那些看到主体实践和社会本体论思想将黑格尔和马克思连接在一起的学者们，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最关键的文本；那些比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政治、市民社会的本质以及国家的基础等的观点的学者们，将《法哲学原理》视为黑格尔最重要的文本。贯穿《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的是《逻辑学》，而《精神现象学》是《青年黑格尔》最直接的思想基础。1923年，卢卡奇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述，他对黑格尔的借鉴来自《逻辑学》。1938年，卢卡奇最重要的意图是抵制欧洲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根基是非理性主义和浪漫的保守主义，而他正是从《精神现象学》中获得了理论—实践和社会本体论思想的启示。

此外，《青年黑格尔》和《历史与阶级意识》都是在对历史语境的回应中形成的。卢卡奇1923年写作《青年黑格尔》时的历史条件与他1938年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历史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

《历史与阶级意识》收录的文章写于1919～1923年，反映了共产主义左翼在这些年的思考。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但中欧的革命浪潮在1923年宣告结束。《历史与阶级意识》是涵盖1919年反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乌托邦希望的文章的过渡著作，卢卡奇后来的文章则试图克服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全部失败期间无产阶级的绝望。作为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成员，卢卡奇写作了告诫无产阶级在革命活动中永不失去忠诚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同时，《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混为一谈的例子。第二国际将学术精力投入经济学和政治策略中，但1923年革命浪潮过去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回落到哲学沉思上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功能被限制在哲学内部，其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策略的尝试失败了。这种失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学术垄断。[15]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黑格尔是马克思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先驱。卢卡奇意识到黑格尔是一个两分的形象，由保守方面和革命方面组成。黑格尔的保守方面是他客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在这个外表下，黑格尔保卫霍亨索伦的专制统治。黑格尔的革命方面以辩证法思想为代表，这个革命方面使黑格尔成为马克思的先行者。[16]

在出自《逻辑学》的大部分研究中，卢卡奇强调主客体统一的思想，认为人类实践是主体反映客体的手段。对卢卡奇来说，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典型是主观意识和实践的主题。辩证法涉及人类中介的转换力量。[17]

事实上，客体是用于强调辩证法的历史性方面的人类实践建构的。历史性成为辩证法的同义语。如果人类实践不断地改变世界，如果主体的性质持续地变化，那么人的条件就会为生成（becoming）所统治。[18]

卢卡奇规定了历史中的辩证法。主体—客体、理论—实践的原则涉及经济社会构成中的人类活动。辩证法和历史的结合是一种反恩格斯的变化，因为卢卡奇将辩证法和社会劳动结合起来，而恩格斯将辩证法和自然结合起来。卢卡奇以社会本体论推翻了恩格斯的自然哲学。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开始了，而卢卡奇是最早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差异的人之一。

卢卡奇对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结合的驳斥远远超出了他对恩格斯攻击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否定。表明卢卡奇反资产阶级（contra-bourgeois）的路径是，他使用“方法”这个术语描绘马克思的分析程序。这位匈牙利哲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逻辑，因为它试图避免与康德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说，决定思想形状的永恒的逻辑形式——的任何联系。遵循黑格尔，卢卡奇反对这种先验逻辑，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用来分析确保经济形式生成的社会的方式。方法不是僵化的，不能冻结形式。方法是一个程序，一种假定社会学客体的历史性的规则。卢卡奇意识到，黑格尔论述方法的话语包含在《逻辑学》的“绝对理念”这一章中。[19]

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般攻击简要地包含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长篇文章《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里。[20]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将理念世界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阵营。其中只有两种世界观是可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和人道主义的。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第二节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卢卡奇将这些规定为作为决定论者的资产阶级的自然形式和作为超越市民决定论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

对自然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事物由数学法则统治。自然决定论被物理学或数学的法则控制，而人类生活是独立运作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也否定人类的自我决定，断言自然法则统治社会，因而人类不能建构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比如说，资本主义建构在异化和剥削的基础上，但对社会秩序的修改并非出自人的意图。自我建构不是人类存在的要素。

《青年黑格尔》的历史环境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历史条件有着巨大的差异。《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文章是对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在中欧和西欧进退的推断，《青年黑格尔》则是抵抗希特勒主义的文化战斗的燃料。《青年黑格尔》完成于1938年，大约在希特勒掌权五年之后。这本书的任务是确认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德国唯心主义不是不间断地朝向希特勒主义的思路，而是持续融入大众民主的河流。卢卡奇想将无产阶级描绘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21]凭借这种学术思想策略，卢卡奇遵循了恩格斯的传统。

《青年黑格尔》证明《历史与阶级意识》过时了。卢卡奇开始运用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连同黑格尔对斯图尔特的评论及其关于亚当·斯密的知识，开始成为取代《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源泉。这些新资源需要卢卡奇提出黑格尔的新形象，而他的确这样做了。这些资源也需要卢卡奇提出马克思的新形象以及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他也这样做了。

依靠这些新的文献学资源，卢卡奇刻画了同情法国大革命的“青年黑格尔”。事实上，卢卡奇描述了一个“青年黑格尔”和一个成熟的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显示了雅各宾式的忠诚，而成熟的黑格尔终结于客观唯心主义，是霍亨索伦王权的卫护者。卢卡奇指出，“青年黑格尔”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预见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

卢卡奇还描述了一个羡慕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青年黑格尔”。这种古希腊施加于德国18世纪和19世纪的思想专制得到了详细的记载[22]，而黑格尔和马克思就是这种专制的两个例证。

黑格尔认为，希腊城邦提出了对过度的个人主义的适当纠正。对黑格尔来说，激进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文化衰退的标志，因为它中断了个性与共同体的关系。《法哲学原理》的主题是寻求将城邦精神重建为现代形式的机制，重建共同体高于个人的重要性，以之为一种加强社会凝聚力或道德的手段。

尽管马克思不知道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即为卢卡奇所受益的唯物主义，但他熟知《法哲学原理》，并且正是从这些层面上，以及从《哲学史演讲录》的层面上，他猜测黑格尔接近了雅典政治。《法哲学原理》使马克思了解到黑格尔对19世纪弥漫着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黑格尔将资产阶级的组合称为“市民社会”，或道德领域，并将其描述为个体之间利己的和自私的斗争。

经由黑格尔转化到马克思的雅典精神存在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重现城邦共同体精神的一种手段。尽管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定义采用了与黑格尔不同的形式——马克思希望消除私有财产而黑格尔希望私有财产永存，但城邦共同体是马克思定义共产主义的核心。黑格尔是将雅典的政治理念转化到马克思那里的关节点。

《青年黑格尔》转移了从《逻辑学》《历史与阶级意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研究黑格尔的重心。在卢卡奇运作这种转向时，一种新的概念词汇进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词典中。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精神现象学》的层面上孕育的，当卢卡奇迈出这一步时，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语法的词源学。

卢卡奇孕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术语是社会本体论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黑格尔左派中关注《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的第一人，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将劳动当作仅仅从客观精神中产生的活动。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采取了手术的方式：他将黑格尔主义的劳动概念从对客观精神的封闭中分离出来，并将劳动置于经济生产实践的社会语境中。卢卡奇不必遵循与马克思一样的方法论轨迹，因为基于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以及对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连同他对于苏格兰学派的一般知识，卢卡奇证明“青年黑格尔”已经将劳动概念应用于经济领域。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证明黑格尔已经将辩证法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大约在马克思开始马克思主义事业的30年前，黑格尔已经开始了同样的旅程。

至于社会本体论观念，卢卡奇也从《精神现象学》中借用了对象化、外化、异化、重新占有（reappropriation）等术语。卢卡奇借用了黑格尔劳动现象学的全部工具，但他再现和模仿了马克思，将这种工具视为经济实践的一种功能，而黑格尔将这种工具视为客观精神的表述。

卢卡奇提出了一种社会本体论观点。他将共同生活作为社会的基础，认为活动是对象化的第一阶段，或曰新事物的存在是诸如风车、马车或火车之类的社会劳动的结果。对象化，或外化，指的是人类劳动、社会实践、意识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事物有助于维持或改善共同体的社会生存。

基于人类劳动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经济如社会劳动产品与社会人相异化。异化，指的是个人或集体的产品与它们的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重新占有意味着不会发生异化，或者生产者能够重新获得对劳动者制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控制。共产主义运动被视为一种重新占有的巨大运动，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颠覆、对异化的扬弃取决于劳动者的社会，即对他们自己的生产力重新占有的社会。

卢卡奇回到了本体论领域，但并未抵达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存在本体论取决于对存在——一种独立于社会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的讨论。卢卡奇论述了社会本体论、社会存在以及人和社会相互依存的初始境遇。卢卡奇的劳动现象学假定人和社会是共生的，或者说存在是一个社会范畴。

由于存在是社会的产物，卢卡奇强调历史性概念。活动内在于人的类生活，因此类生活必须持续地确定并通过确定的事物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人是内在的综合体。这意味着当新生事物成形的时候，社会必须发展，而这种不断确定的过程预先假定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

威廉·狄尔泰影响了卢卡奇的进路，因为狄尔泰是最早将哲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来的人之一。在论述历史本性的著作中，狄尔泰划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态的、重复的，而历史关注的是变化的、独特的、个性的存在。卢卡奇受到狄尔泰这种见解的影响。也正是由于狄尔泰和威廉·文德尔班、海因里希·李尔凯特分离了历史和自然科学，卢卡奇才能将哲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这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是20世纪早期黑格尔复兴的代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出版，1927年马丁·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1932年赫伯特·马尔库塞撰写了《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的基础》，1938年卢卡奇完成了他的《青年黑格尔》第一稿，而从1933年到1939年，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索邦大学主持关于黑格尔的研讨班（seminars）。卢卡奇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意在于远离他所不同意的让-保罗·萨特的存在本体论，他将黑格尔的存在思想置于社会范畴，以及他对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归结为社会经济力量的辩证法的重新定位。卢卡奇将狄尔泰和海德格尔视为19世纪趋向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因此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非理性主义的驳斥，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实现理性主义启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