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研究乔治·威·弗·黑格尔施加给卡尔·马克思学术影响的多卷本中的第一卷，而整套书的名字是《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这套书全部作品的主题是证明马克思将大量的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畴纳入自己的研究中，或者说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是建构于黑格尔逻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这套书的第一卷，即本书，着眼于马克思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段时期。

简要介绍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编纂学问题旨在于此，这将帮助读者把目前这部著作归于相互冲突的解释学派内部。我不打算把下面提到的这个历史编纂学当作一项详尽而宏大的文献学研究，而是一项定位的尝试。经过对很多关键的且有代表性的解释学派的审视，这部容纳历史编纂学辩论著作的地位将得到准确的界定。

存在两个历史编纂学的广泛阵营：一个希望坚持马克思的黑格尔化，另一个试图对他去黑格尔化。黑格尔在马克思著作中的确切位置是诠释马克思的图式的节点（nodal point）。尽管某些图式化粗暴地对待某些事物的唯一性，但很多真相表明，那些主张对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对社会科学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建立在主客体统一的基础之上，以及对黑格尔主义逻辑形式的具体应用是社会研究的解释工具，而主张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学者则倾向于消除黑格尔现象学的、方法论的以及主体—客体的影响。

如果进一步澄清有关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我要表明自己在这次辩论中的立场：我的整个研究都在保护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的需要。通过指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受益于黑格尔，本书试图阐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必须脱离黑格尔。

这个关于我属于去黑格尔化阵营的声明不应被解释为我对马克思的介绍是实证主义的。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并不自动意味着对马克思的科学化，也不意味着有必要完全放弃马克思。

我的去黑格尔化并不打算成为废除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始。我希望进行一种挽救病人的手术。我的去黑格尔化由两个步骤组成：（1）确认马克思选择了黑格尔主义方法论范式并将其转化到自己的著作中；（2）确认这些范式之后，开始转化的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得以持续存在。我的著作的立场是驳斥路易·阿尔都塞所主张的马克思经历过与黑格尔的“认识论断裂”，断裂点显著地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1]

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马克思自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持续了他的一生，这套书随后的两卷将主要研究这种方法论范畴领域的话语。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毕生对话中，存在内容消解时期和范式转换时期，但那种完全的断裂从未发生过。

所谓内容消解时期，是说这时马克思拒绝黑格尔重要的方法论内容。这个时期存在于马克思1844年写作《巴黎手稿》的时候。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述的市民社会观点。他声称与黑格尔的解释相反，异化是人的不可避免的状况，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所谓范式转换时期，是说这时马克思修改了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论范式。他借用了这些范畴的形式而替换了它们的内容。在这里，他运用了费尔巴哈式的颠倒方法。这种范式转换开始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此后延续在他余后创作的绝大多数著作中。我的整套书的观点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是持续的，尽管在内容消解时期和范式转换时期之间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对话从未完全断裂。当马克思不诉诸黑格尔就不能解决的学术问题出现时，马克思处于范式转换时期，当马克思不诉诸黑格尔也能解决的学术问题浮出水面时，马克思处于内容消解阶段。黑格尔的在场总是显而易见的，而马克思的游移取决于学术研究的需要。

由于这完全是一种对马克思如何接受黑格尔的研究，从这一点上分析，评论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不必要的。不幸的是，马克思隐瞒了他完全得益于黑格尔的事实，他从来没有写出他借用或拒绝黑格尔的详细供词。我全部的调查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解蔽马克思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确实阐明了自己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看法，而19世纪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是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发展和普及的。恩格斯填补了马克思留下的空白，在19世纪得到传播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主义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

恩格斯提出的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共同的解释是歪曲而弱化的。本书第2章就是关于青年恩格斯如何误解黑格尔派哲学的研究。以恩格斯歪曲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方式进行的任何讨论都是不可能的，希望弄清楚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这个独特方面的读者不妨去阅读我的《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中的两章：“辩证法内部的对话”和“辩证法的毁灭”。[2]

马克思的大多数早期著作，如他的博士论文、《1844年巴黎手稿》，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1837年写给父亲的信，以及后来的《大纲》，对黑格尔的认同是最为明确的。直到1930年之后，即在恩格斯逝世30年后，这些著作才得以出版。鉴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沉默，解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接受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身上。尽管恩格斯提出了对这种关系的错误解释，但他是第一个提醒人们注意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个关键问题的人。

恩格斯提出了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最详细的内容。他是在四部著作中理解这个问题的：《反杜林论》（1877～187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以及《自然辩证法》（恩格斯从1873年开始写作该书，终其一生也未完成。这部遗著1927年在苏联全文出版）。上述著作都是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时期创作的。

19世纪30年代，恩格斯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他毕生致力于思想的普及。[3]当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国际时期有所发展时候，当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一种无产阶级运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抗议的时候，就有必要简化马克思的思想，使其能被大量的工人阶级读者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编纂为无产阶级能够理解的形式，而恩格斯就在第二国际时期发挥了这个作用。这是马克思没能完成的任务：他总是保持一种学术研究的方式，甚至当被问及简化《资本论》第一卷以使工业劳动者可以理解，及至他在这部著作的第三版中打算从事这项努力时也是如此。他的努力失败了，他的鸿篇巨制对未受过教育的产业工人来说仍然过于神秘。

第二国际时期也是唯物主义，或曰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恩格斯关注自然科学领域，而马克思使自己成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恩格斯在学术上力图证明，为什么自然法则显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正如马克思证明了经济学是相当易懂的，展示了共产主义的有效性，恩格斯的任务是证明物理世界运作的条件与马克思概述的辩证法的原则相同。自然科学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

此外，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遭到保守的唯心主义哲学复兴的威胁。柏林的一个私人讲师欧根·杜林撰写了几本攻击黑格尔的著作，并声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蕴含政治上的保守性。恩格斯呼吁人们抵御唯心的保守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哲学攻击。这个理论策略展示了德国无产阶级是18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和黑格尔的合法继承者，这正是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中所研究的。

恩格斯是第二国际在文化战斗中的首席理论家。他试图通过证明德国无产阶级运动是黑格尔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真正继承者来确立其合法性。恩格斯的任务在于证明，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在政治上都不是保守的，他们都是革命运动的学术思想先驱。

恩格斯为第二国际所做的工作是击退所有保守主义的复兴，而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或自然科学的形式都信奉保守主义政治。恩格斯的任务是消除以自然科学或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使社会主义无效的马克思主义右翼。他试图通过创造一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手段的左翼科学来保护黑格尔主义的左翼传统。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种结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4]是恩格斯对自己纲领性意图的最精确的表述。恩格斯写作这本著作来捍卫费尔巴哈，抵制卡·尼·施达克——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本书中将费尔巴哈视为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攻击。这位马克思的合作者驳斥了施达克的指控，并指出费尔巴哈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

在回应施达克时，这位马克思的合作者提出，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唯物主义。一种类型源自18世纪的法国启蒙唯物主义，而恩格斯认为这是机械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观点是，自然基本上是静止的。机械唯物主义不能把自然看作是革命的或发展的，而将其看作是固定的。

费尔巴哈最伟大的功绩是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他证明科学和唯物主义超越了哲学。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进一步断言，不仅唯物主义，而且经济学也敲响了哲学的丧钟。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科学，为历史运动提供了无可反驳的证明，对人类社会的猜测也就不再必要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战胜了《历史哲学》中的黑格尔主义精神。

费尔巴哈解决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之谜。[5]所有以往的哲学都假定思维是存在的前提，思维为存在提供了一个结构。通过展示存在是思维的前提，或感觉和存在是等同的（因为感觉产生了理念，所以存在是思维的出发点[6]），费尔巴哈开启了一个新的科学和唯物主义的时代。

以唯物主义取代哲学也融入恩格斯对黑格尔过程概念的理解中，这种结合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相信黑格尔主义的传统有两部分，一半是保守的唯心主义，另一半强调辩证法，因而是革命的。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因素导致了政治保守主义，为普鲁士君主政体提供了专制的理由；黑格尔强调过程和发展的因素，则导致了辩证法。恩格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解释为赫拉克利特的延伸：辩证法意味着历史性，而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于变动的河流中。

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性和唯物主义的结合。正如自然被进化的法则支配，社会也是如此。辩证法的原则，或曰历史进程和易变性支配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据恩格斯所见，马克思是赫拉克利特和唯物主义结合的创始者。正如科学取代了哲学，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也必须被超越。由于易变性是宇宙世界的基本法则，资本主义制度也只是暂时的，因此旨在推翻私有财产制度的无产阶级运动是有道理的。

这种对恩格斯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问题的思想概述不打算全面分析恩格斯对这个关系的整个谱系的思考。《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自然辩证法》中包含的很多思想在这一点上的讨论是不恰当的。

恩格斯发挥的作用之一是开启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编纂学。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解释学派，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事实上，恩格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学派，并且对这个学派如何进行评价的问题仍然是开放的。评价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贡献也不是本书的研究内容，但对这种评价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是必要的。恩格斯完全挪用了黑格尔的思想。他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是业余的，而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论转换到自然哲学中是一种简单的变形。将意识的辩证法重写为自然哲学，这导致了黑格尔思想的畸形。

曲解了黑格尔之后，恩格斯接着又误解了马克思。当恩格斯论述自然界的三大规律，即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对立统一，不仅统治自然界的运动，而且也统治人类历史时，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畸形化。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消除了人类社会的因素并将之替换为自然哲学的形而上学[7]，而马克思强调人类实践，并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劳动意识的论述中获得了自己的灵感。

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大部分来源。即使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拒斥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但它仍然忠实于恩格斯的自然界三大辩证法的定律。恩格斯促进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一种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崩溃的僵化。

自相矛盾的是，无视恩格斯是第二国际首要理论家的事实，西欧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不再坚持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西方支部走向了康德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在1883年的一次演讲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与达尔文加以比较。尽管恩格斯最伟大的创造在于将辩证法和自然结合起来，第二国际的后恩格斯（post-Engels）理论家却无视黑格尔，转而趋向于进化论：他们仍忠实于科学的范式，但从物理学转向生态学。第二国际的西方支部是以去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为标志的。

第二国际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解散了，尽管尼古拉·列宁活到了1924年，但他属于卡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罗莎·卢森堡的时代。第二国际消失三年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掌权，但布尔什维主义诞生于1905年俄国革命，因此列宁是第二国际的叛逆的孩子。

对列宁来说，哲学主要是一种政治手段，但他确实思考了哲学问题。列宁的哲学沉思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个以1909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出版为标志，另一个则以1914～1915年撰写的《哲学笔记》（直到1933年才全部出版）为标志。

作为列宁对哲学的最初尝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去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哲学唯物主义。它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表述，证明作为机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与包含在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哲学是敌对的。

列宁的第二个哲学时期开始于瑞士伯尔尼的图书馆。1914～1915年，列宁在这里第一次阅读黑格尔的如下著作：《逻辑学》《哲学史演讲录》《历史哲学》，以及《哲学全书》中的《小逻辑》。在读这些著作的时候，列宁做了很多摘录，而且也做了大量的个人评论。他摘录的这些内容和他自己的评论，构成了《1914—1915年哲学笔记》。[8]这些笔记标志着列宁第一次接触黑格尔。它们是列宁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原产地。这是区分列宁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差别。

列宁更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工具，而恩格斯试图将过程概念本体论化。和马克思一样，列宁试图将黑格尔的逻辑学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继而套用这个公式进行历史研究。恩格斯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相信实验知识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对“自在之物”的恰当图示。恩格斯不相信主体和客体的认识论统一，但坚持认为外部现实为主体提供了外部世界的“摹本”。反之，列宁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在《哲学笔记》中认为，主客体之间的统一是概念形成的基础。列宁借用了黑格尔关于积极的主体精神的思想，以告知外部现象的结构的方式，将主体精神渗透到客观世界，而恩格斯相信主体精神是一张被动的照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的研究还局限于恩格斯的认识论，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康德主义的区分；而五年后，他在《哲学笔记》中放弃了康德主义的公式，欣然接受了黑格尔主义的立场。

在20世纪，列宁最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黑格尔化。[9]列宁是20世纪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发起者，而恩格斯是19世纪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是列宁的继承者。

列宁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他使之转换新的方向，从将辩证法置于自然的恩格斯的形式转换到把辩证法当作一种知识论的形式。如同黑格尔那样，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正确的安置，将辩证法和一种认识论结合起来。辩证法再次成为主体论的一部分。

《哲学笔记》重申主体意识的核心。列宁，如同黑格尔，认识到了概念的力量。事实上，概念是一种体现外部世界的基本力量。夸大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是可能的，因为在哲学层面，列宁从未达到乔治·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或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的复杂程度。然而，通过再次强调理论上的实践的重要性，列宁标志着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决定性的转变。

《哲学笔记》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反映了列宁对欧洲战争及其全球分支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围绕着欧洲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国际方面，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总轴心的全球战争是对黑格尔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依存或对立统一思想的最佳例证。

列宁在20世纪第一次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开启了约瑟夫·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去黑格尔化的阶段。斯大林在哲学上基本“目不识丁”，他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机械唯物主义而使之在苏联衰退。斯大林将哲学理解为政治党派的形式，而且发起了一种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消除所有黑格尔主义踪迹的文化运动。斯大林忽视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转向黑格尔的论述，他是在苏联摧毁列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主要责任人。他使阿布拉姆·德波林这个列宁化黑格尔主义的宣传者离开了哲学研究所，并且支持他精心挑选的马克·米丁将机械唯物主义注入苏联的文化生活。斯大林的另一个代理人安德烈·日丹诺夫认为，黑格尔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敌人，并且攻击卢卡奇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卢卡奇只能放弃自己的主张。卢卡奇屈服于日丹诺夫的极权压迫，以此保留他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成员身份。20世纪30年代，另外两个苏联教授也因为他们在苏联哲学内部宣传一种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压制。这两个哲学家，一个是马克·罗森塔尔，另一个是他的学生爱华德·弗·伊里因科夫。我特别得益于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他使我第一次意识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内部。我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解释这个概念。

我在本章的开头指出，本章只是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全部历史编纂学的一个简述。迄今我已经确定了一些术语，设置了一些概念性范式，并且通过提供对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珍贵的评论确立了黑格尔—马克思话语的基础，但未做出一种遵循黑格尔—马克思历史编纂学的深入的年代学的努力。

本章后面的部分将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作为证明黑格尔—马克思话语众多观点的手段，我将讨论参与这个对话的五对哲学家：（1）乔治·卢卡奇—西奥多·阿多诺；（2）路易·阿尔都塞—阿尔弗雷德·施密特；（3）让·依波利特—赫伯特·马尔库塞；（4）乔恩·埃尔斯特/约翰·罗默—葛兰德·科亨/托尼·史密斯。

我对这五对哲学家的评论，并不是试图对这些人中的每一个进行详尽研究，我也不认为这个十人组合可算作关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著作的总和。我如此搭配这些学者的原因是，他们持有冲突的观点。通过列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反驳，我希望表明围绕这些问题的多样化解释，并且在这些学派过多的论述中更好地定位我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