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里达的很多声明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他的解构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至少还是有某些共同之处的。他们都不认为在概念和现实之间能够做出明确的区分，尽管德里达在这个方向上比黑格尔走得更远。他们都采用了内在的观点，也就是说，在“理念”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正如“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一样。[7]他们都关注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并用否定性来与这些二元论重新对话。[8]他们都提出了他们独有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和解构的方法）作为普遍的思维策略，由此没有考虑到特定的知识对象或许需要特定的思维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德里达的哲学是从内部颠覆黑格尔辩证法的一次尝试，而且由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批判，他必定会接受与他正在批判的东西有关的某些根本规则。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断定解构对辩证法“过敏”就必定是一种夸张。[9]

然而，正是在反对黑格尔的过程中，才有了解构，因为解构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一个备选方案，目的是扬弃（在更高层次上废弃）二元对立。按照德里达的观点，“假如延异有一个定义的话，它也只会是黑格尔主义的扬弃的界限、中断、解构，不论这种扬弃发生在什么地方”[10]。为什么德里达在这个论题上如此强硬？因为黑格尔的扬弃、提升或废弃中包含着唯灵论和宗教狂热，德里达无法容忍这一点，他甚至比阿尔都塞更强烈。正如德里达所言：“扬弃这个概念（最卓越的思辨概念……）是可笑的，因为它说的是一个话语为了自己重新占有所有的否定性，忙得断了气……”[11]让死亡在生命之下如此轻巧地游动，以这种方式对待否定性，这在德里达看来是可笑的、荒谬的。黑格尔直到达到绝对一直都在扬弃矛盾，这些矛盾被德里达视为二元对立。在黑格尔主义中，理性成为精神后就自以为和谐地还乡了，德里达颠倒、替换、破坏这些二元对立恰恰是为了防止这一点。

德里达在他的语言哲学中确实赋予了否定性极大的作用[12]，这一点和黑格尔“可笑地……服从意义的自明性”[13]决定性地区分开了。但是，在把黑格尔视为“最后一位书本哲学家和第一位书写哲学家”的时候，德里达对黑格尔表现出了很大的尊重[14]，因为他在哲学史上是一位关键的哲学家。

这种关于书本的理念就是对于能指的有限总体或无限总体的观念；能指的这种总体不可能是一个总体，除非由所指构成的总体是在能指之前存在的，监督着能指的字迹和符号，而且就其理想性来说是独立于能指的。这种关于书本的观念总是指向自然的总体，它和书写的意义是完全相异的。[15]

德里达用预先存在的“由所指构成的总体”说的是“超越性的所指”，因为它是一个超出了所有语境并为知识提供了最终保证的总体。在黑格尔那里，超越性的所指是神圣的理性或绝对理念，它统治着宇宙。

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我们可以思考这种超越性的所指，因为黑格尔认为语言的模型是言语，它看起来是直接的、透明的并且是完全呈现给自身的。德里达断定，“关于存在的思想，和关于这种超越性的所指的思想一样，首先在语音中显现出来……最接近于自我的语音被听成（被理解为）……对能指的绝对抹杀”[16]。换句话说，我们在书写的语言中必须承认，能指具有语境性的、破坏性的潜能，但是当语音直接说出所指时，这种潜能就被绝对地消灭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于关于存在的思想，这种存在是在场的，并且通过辩证逻辑，能够完成能指的总体，这些能指一起构成了纯粹思想的深层结构。但是，如果给能指一些自由——超越性的所指是不可能有这种自由的——那么黑格尔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必定要遭到破坏。

接下来，对于德里达来说，“存在”这个范畴，不可能像超越性的所指那样是完全在场的，而且它也不能像本源那样是完全在场的。顽皮的能指既否认纯粹的超越性，也否认纯粹的本源。本源“除非和非本源、痕迹相互构成，否则就绝对不能构成，因而这非本源和痕迹就变成了本源的本源”[17]。因而，对于德里达来说，不可能有“任何绝对的单纯性”或纯粹的本源，因此也没有黑格尔辩证法的纯粹的起点。德里达断定：

接下来为了思考派生物、复杂化、恶化、偶然等，“有策略地”、按照理想返回到本源或“优先性”成了一项事业，这种做法被视为简单的、完整的、正常的、纯粹的、标准的、自我同一的。所有的形而上学学者，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再到胡塞尔，都在沿着这条路前进，认为善先于恶，积极先于消极，纯粹先于不纯粹，简单先于复杂，本质先于偶然，模仿的结果（imitated）先于模仿的行为（imitation）等。而且这并不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one）姿态，它是形而上学唯一的（the）迫切需要，它已经成了最始终如一、最深刻和最有力的。[18]

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辩证逻辑的那些范畴被德里达理解为符号，这些符号本身是“由（它们的）可重复性”[19]构成的，这尤其意味着：“与每一个给定的语境（决裂），以一种绝对无法限制的方式产生出无限多的新语境。”[20]为了改变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中可能存在的、东西，德里达的这种语言观依赖于绝对稳定的（超越性的？）语境，因为最终说来，一个符号的意义就是使用它的所有可能的语境，一个符号的用法是无法限制的。[21]按照德里达的观点[22]，在语言中摆脱这种痕迹以及使之变得完满，都是不可能的：

所有二元论，研究心灵或精神不朽的所有理论，以及所有的一元论——唯灵论的或唯物论的、辩证的或粗俗的——是形而上学唯一的主题，这种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都在被迫还原痕迹。把痕迹附属于在逻各斯之中叠加起来的完全的在场，让书写谦卑地屈服于梦想着自身丰富性的言语，这些都是本体—有神论需要的姿态。本体—有神论规定了存在的、考古学的和末世论的意义是在场的，是基督再临，是没有差异的生命，死亡的别名，历史的转喻，在这个转喻中，上帝的名控制着死亡。[23]

这是德里达哲学视角的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在他与一个又一个文本的对话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中也有马克思的一些文本——由于他发现了新的方法来言说几乎相同的东西，他重复并一再重复着这个视角。